“恶搞”的发展史

无论恶搞还是搞怪，都具有娱乐性和草根性的两大标签，增强了一直以严肃著称的中国人的娱乐意识，随着幽默尺度的不断打开，也见证了社会文化的宽容。

“恶搞”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没有多久。撇开周星驰、刘镇伟等导演的恶搞影片不算，真正的“平民狂欢”活动大概开始于“小胖系列”与“猥琐男系列”的风行。这发生在新世纪开端，PS流行的时代。

广西南宁一个胖乎乎的中学生，不经意的侧目一瞥，流露出一种轻蔑的神态。这一幕无意中被人拍了下来，并被传到网上。结果他的头像被世界各地的好事者安插在各种各样的图片，包括《泰坦尼克号》《魔戒》《兄弟连》《勇敢的心》等大片的海报上，很快成了网络社区中的第一图片明星。相比小胖，“猥琐男”更加不幸。大约在2002年，一幅并不怎么雅观的图片出现在网上，因画面男主人公笑容、动作“猥琐”而惨遭“毒手”，其形象被嫁接成无数的系列及版本，其人瞬时被成为调戏妇女的变态死流氓代表形象。

恶搞从此为更多人“喜闻乐见”。PS时代之后，网民们毫不迟疑进入Flash时代。从《大话三国》到《大学自习室》，Flash动画以更加形象的与更加调侃的方式广为流传。它因为技术相对简单、想象丰富而被青睐，近《我不想说我是鸡》以非典时期的小鸡口吻自述其悲惨经历赢得高关注度。

视频短片的形式也在同时期开始发展，央视工作人员制作的《大史记》三部曲曾在网上博取了高点击率，但真正的高潮还未开始，“真人时代”的热浪已经到来。

“芙蓉姐姐”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期的最佳主角，毫无理由的自恋与自夸成了理由充分的KUSO新元素，把无聊的事当作正经事来做也是KUSO应该奉行的旨意，她的标准“S”型身材与经典语录引得无数人喷饭不已，又带动了“石榴哥哥”“猴子妹妹”“于窜红”等一大批明显模仿“芙蓉姐姐”的网络恶搞人士出现。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属于小部分人没事偷着乐的行为，那么2006年，恶搞则进入了“集体狂欢”的黄金时期。

先是 “馒头血案”掀起了恶搞的高潮，胡戈毫无争议的称为恶搞文化的领军人物。此后，颠覆经典电影来讽刺现实，似乎成了恶搞的不二法宝。各种恶搞短片如雨后春笋相继冒出，比较知名的有《中国队勇夺世界杯》《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等作品，但后者对红色经典的嘲弄被认为是恶搞“规范化”的原因。

“恶搞文化”越来越烈，连商家也在这里嗅到金钱的味道，参与到这一狂欢活动中。典型的代表是2006年夏天的“解说门”事件，黄健翔解说一度成了网上最火的彩铃，下载量创造了近百万元收益。

恶搞是一种重新拆解，解构以前的意义，提供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事件本身。搞怪是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从未有过才会被人认为怪，需要具有打破传统，向保守挑战的勇气。两者的不同在中国现今的语境里或许在于前者更多的是基于别人的作品上进行原意的改编，后者基本都是处于原创。

“恶搞”要注意尺度

第一，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要加强对《知识产权法》的学习，要懂得尊重知识成果。

第二，媒体要起正确的引导作用。当前媒体喜欢炒作，同时个别媒体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果过分炒作某些作品中的劣质成分，势必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媒体作用得当，那么“恶搞”也许会像“涂鸦”一样发展成有艺术含量的行为。

第三，要特别注意商业对“恶搞”文化的介入。“恶搞”制作有商业的支持会更精良，传播也会更广，商业有了“恶搞”成分也越吸引眼球。它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的联系。如何让“恶搞”和商业和谐发展是个难题。

“恶搞”要有底线

“恶搞”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恶搞”作品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时尚”，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恶搞”是要有底线的，而这个底线就是道德和法律，比如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能扰乱政治秩序，一旦“恶搞”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恶”，那必定会失去“恶搞”本身的市场，造成是非不明、荣辱颠倒、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甚至给人造成精神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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