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生死之战：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
一、基本思路
由于挽救了危在旦夕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以区别于韩国或南朝鲜)，并支持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抗美援朝的国际意义历来为国内外所公认。然而这场战争究竟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几十年来却争议不绝。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国内以高岗、林彪等中央领导人为代表的一派意见就坚决反对出兵援朝，在他们看来：中国历经数十年战乱的破坏，需要时间来恢复经济;“联合国军”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水平占绝对优势，我军参战必须有起码三、四倍于对方(即绝对的数量优势---作者注)的装甲兵和炮兵以及空中掩护，而这些条件我国根本不具备;朝鲜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那么大，让它亡几年无关大局。所以出兵援朝是惹祸上门，引火烧身。林彪为此而称病去苏联疗养，推托志愿军司令员的职务任命。他们认为此战中国可打可不打，主要顾虑打不嬴而不一定不该打，因而在志愿军旗开得胜后便无声无息了。
九十年代以来，这个话题再度活跃起来。在七、八年前，本人曾亲自听到访华的美国学者发表一种“抗美援朝得不偿失论”，其中有一条近似三段论的基本思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准备作出外交承认，可惜没有得到中方的及时回应;美国干涉朝鲜战争旨在解决朝鲜问题，对中国仍然没有敌意;假如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当观众的话，完全可以与美国发展关系，抓住对外开放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所以，为挽救朝鲜而进行抗美援朝得不偿失，给中国带来一场长期的灾难。一言以毕之，“为中国着想”，抗美援朝无论胜负都不值得一打。主客双方就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记得客方质问：“美国一统朝鲜有什么不好？”主方一位青年教师用英语反问：“你们干脆打过鸭绿江，连中国一齐统一，岂不更好？！”客方无言以对。当时，在场的东道主们觉得双方的立场、观点不同不足为奇，因而不大介意，只不过反感对方有些混不讲理的作风。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观点在国际上颇有市场，而且逐渐开始进入国内。在近两年的私下接触中，我多次遇到不同职业的人士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怀疑抗美援朝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这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要知道对于中美双方来说，朝鲜战争的经验都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冲突反应模式，半个世纪以来始终牵动着现实的安全利益。而半个世纪以来不只一次出现争议，表明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科索沃危机、尤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受轰炸以来，国内群情激忿，上述疑问也突然消失。应该说，群众的热忱提供了一种有利的气氛，然而真正服人还离不开理性思考。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一度隐没的问题可能再次浮出水面，给国家的安全决策造成障碍。
所以本文刻意尝试探讨“保家卫国”的内涵，回应有关的争议，从国家安全的视角评价抗美援朝。侧重点置于以前没有充分展开的一个问题：让美国在朝鲜为所欲为，对于我国的安全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抗美援朝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文章的结构同样以三段论式为基础，我认为无论观点如何，这样的布局都基本对应特定历史事件自身的三个主要演化阶段，即朝鲜战争及其前因后果。因此本文围绕我国的安全利益，将内容主要分为“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参战的潜在威胁”三大部分，分别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根源、美国参战行动的意图和性质、我国安全所面临的危险，最后就抗美援朝的评价问题，以适当的方法作出自己的结论。中国和美国是朝鲜战场上的两个主角，两国的利益及政策互动自然成为战争及本文的主线。
二、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
正确解读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朝鲜战争的主要背景，对于判断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后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从我们建国到朝鲜内战爆发的9个月期间，美国始终没有给予外交承认。然而近年来开放的许多信息又显示，美国政府在当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诸如：在解放战争末期，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驻华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美国使馆仍留在南京，等待与新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美国政府向我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曾考虑过承认中国，并于1950年1月5日同一天先后声明，继《波茨坦公告》之后再次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布不准备武力干预中国局势……等等。如何解释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呢？国内外众说纷纭。我认为美国政府的某些积极动向作为史实得到多方的援用，可以姑且相信其可靠性，然而它们全属于政府的表面姿态，远不足以说明政策的实际含义。须知欧美的教科书至今仍常用一句名言作为外交的非正式定义──“到海外为祖国的利益而撒谎”，因而把保密当作外交的第一要诀。平心而论，我认为那句名言未免夸张，但它也多少符合外交领域的一个普遍特征──虚虚实实。因此本文遵循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利益基础和目标由里及表地逐一推敲，力求揭示钱币的另一面。
1、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中国对美政策
新中国诞生于冷战年代，包括对美政策在内的整个中国对外政策体系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有力制约。当时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对抗，都把意识形态因素当作对外交往的首要原则，我国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相应地制订了对外交往的三大基本方针：一、“另起炉灶”，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新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二、“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将发展与“兄弟”国家的关系置于首位;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不急于同它们建交。三大基本方针在执行过程中走得更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大部分被轰走，与之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则沾上了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嫌疑。在三大基本方针所指导的对外政策体系里，对苏和对美政策形成突出的两极。1950年2月签订《中苏互助友好同盟条约》后，两国正式结盟。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前国民政府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则首当其冲，成为反西方政策的头号目标。
上述不利于发展中美关系的环境因素无需否认，不过应该加以分析而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描述。从道义上讲，一个受了西方列强一百多年摧残的民族作出某些过激反应在所难免，无可厚非。从历史环境看，同苏联结盟也符合当时的民族利益。我们家底太薄，亟需外国援助来启动工业化和防务建设，包括大规模的技术转让，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对付频繁袭击大陆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迟早要重新武装的日本、驻越法军等等，且不论占领日本的美军。惟有发展模式与我相同的苏联满足了这个最低要求，帮助我们在十年内就为自己的工业体系和防务体系(包括核武器)打下了基础。反之，强大的近邻苏联一旦闹翻，则比远邻美国更危险。从一般政治和地缘政治两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是冷战“边界”上的唯一大国，具有改变世界权力平衡的关键作用，从而陷入两大阵营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之中，成了它们的必争之地。假如我们不顾自身的处境和条件而盲目模仿瑞士、印度、南斯拉夫等中立国，轻则丧失任何一方的援助，重则腹背受敌，遭到双方的挤压乃至合击。例如在六十年代，美苏都曾制订了对华核打击的计划，甚至出现过两超合谋对我实施核轰炸的惊险动向。今日南斯拉夫的悲剧证明，中立有时也会“挡道”得罪人的。以我们在建国初期的综合实力而论，象六十年代那样同时对抗两超、象七十年代那样联美抗苏或者象改革开放后那样完全独立自主，都为时过早，而只能象抗战时期那样集中力量(包括盟国的联合力量)对付主要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我们从来不象东德、捷克之类卫星国那样完全听命于苏联，我方实际上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实质性障隘。1950年初，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英国、荷兰等北欧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经过或长或短的谈判后分别建立了(包括代办级在内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历来极其重视中美关系，1949年6月建国前夕还邀请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访，是美国政府未予接受。我方从不存在拒绝承认美国的问题，从未关死两国交往的大门。从我们建国到朝鲜战争之间的9个月内，只要美国真有诚意，任何它人都不足以阻止它承认中国。所以不管美国政府如何辩白，两国关系中主要的实质性障碍只能到他们自己身上去找。
2、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仍坚持维护“在华利益”，即在华特权。艾奇逊国务卿曾代表美国政府为承认中国而提出“三项准则”：“一、该政府事实上控制了领土和国家机构并能维持公共秩序;二、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在国际上的义务;三、该政府的统治为其人民所普遍默认”。其中第一、三两条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灵活解释，达成共识。关键在于第二条“准则”中“国际义务”的概念，在当时包括以前各届中国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它们在中国享受一系列治外法权，其中也有美国的一份“在华利益”，它们纯属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惯例”。而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掠夺性条约，与各国建立平等的新关系。在这方面，双方的不同原则直接冲突，没有妥协的余地。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的偏执不在我们之下，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它资本主义领头羊的身份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美国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政治传统。在英、法、荷等西方民主国家，除法西斯分子以外，持其他信仰的人都可以合法地表达见解。唯独美国仅能听到资本主义的声音，只不过有不同的调门，即尊重“异端”而仇视“异教”，对内宽容而对外偏狭，思想统一的程度甚至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当然美国不是法西斯，还不至于以恐怖手段镇压不同政见，而是建立一种外松内紧的控制机制。宪法承认言论自由，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极端”事实上无法公开发言与活动，此类移民则不得入境。出于内政的需要，美国在国际上一向不愿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近两年来，克林顿政府仍反复强调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而不是千差万别的国际社会。外国人往往不相信，世界上成分最复杂、个人自由最突出的社会，怎么会推行半专制政治？其实两者恰恰彼此平衡，成分复杂的社会往往结构脆弱，具有巨大的离心力和潜在的爆炸性，反而必须保持起码的“一致性”。由于美国只经历过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民族在政治上极其无知而武断，其他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都近乎原罪。无论如何，意识形态“一致性”早已成为他们不可侵犯的国家利益。所以在这个共产主义最不成气候的国度，反共态度却狂热得出奇，仿佛唐吉柯德在与风车搏斗。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会里的保守派就为支持半资本主义的台湾而向杜鲁门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不能忽略，苏联与美中两国都有决定性的利害关系，成了中美利益互动中一个关键性的变量。两超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水火不相容，制度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在其中紧密交织，否则无法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为什么还要通过北约东括排挤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由于两超于四十年代先后掌握了核武器，双方的较量已经开始具备生死搏斗的意义，压倒并支配了所有其他利益。辽阔的幅员和敏感的战略位置，使我国对美苏双方的力量消长作用非轻，心理上的影响则更大。而近代以来，国力的一落千丈和历届旧政府的腐败无能又令人侧目，抗美援朝前夕，麦克阿瑟将军的狂妄冒进和斯大林元帅的悲观退缩反映出一般国际人士对中国人的轻视。因此两超均不愿理解、更谈不上尊重我们的民族利益和独立自主的意志，而以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两分法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这就形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随着我们逐步倒向苏联，得罪美国是不可避免的。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诸方面的利益差别十分显著，在严酷的冷战环境下不可能沟通、协调，对共同利益达不成足够的共识，因此美国政府的回旋余地就极其有限了。中美民间社会固然有长期的友好交往，但规模不大，决定不了两国关系。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内许多人厌恶蒋介石的为人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但他们的数量和层次也左右不了本国的政治。如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一书所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根本不存在承认中国的政治气氛，即便艾奇逊有这个愿望也办不到。
3、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和利益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政策目标体系中往往局部服从整体，低层次目标服从高层次目标，且不论目标的确定还要受政策资源、政策环境、决策者的认识等条件的制约。应该说政策目标为利益服务，但两者不一定直接挂钩，不懂得这个原理就不能解读颇具迷惑性的美国对华政策。众所周知，在避免世界大战的前提下压倒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是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反映了他们的最高利益所在。它顺理成章地要支配所有次级目标，包括对华政策目标。为夺取冷战的胜利，美国于1947年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即初级阶段的遏制战略，力图使苏联及其阵营软化或崩溃。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确实对中国作出了一些友好姿态，与遏制方针似乎不相符。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一矛盾现象只能解释为同一遏制战略的不同策略手法，而不表明中国游离于遏制战略的大框架之外。由于中国有巨大的战略平衡作用，美苏均不容忍我们变为他们的异己势力，因而双方竞相拉拢，以取得削弱对方的效果。现在美方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承认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以对华施“压”的方式实行分化中苏的政策，包括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其实在此之前，我相信分化政策就已经开始，只不过以“拉”为主要方式，希望继1948年苏南分裂之后出现一个亚洲的南斯拉夫。只要注意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发表声明的时机，他们的意图便一目了然。那是1950年1月5日，恰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期间，分明旨在牵制中苏两国的接近。所以，分化政策和遏制战略的目标实际上并不矛盾。
美方对我们诱之以利，愿意提供一定的援助，这件事值得玩味。以美国的财力而论，他们对华援助的数额不难超过苏援，不过我认为，对于一个5亿多人的穷国而言，外援的质量远比数量实惠。我国最需要的技术转让和武器装备，无疑不会包括在美援之内。更重要的是，美援不可能没有附加条件。即便马歇尔计划都明确规定，援助的款项必须用来购买美国产品，以便从经济上控制欧洲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那么对华援助呢？绝不会比马歇尔计划更慷慨，而且明摆着一项政治条件──中国南斯拉夫化，与苏联闹翻。实际上，这个条件根本不需要表达，接受美援和美国的经济控制、扩大美国的影响本身就不要指望苏联的谅解，何况斯大林一向怀疑中国是亚洲的南斯拉夫，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假如我方愿意付这个代价，相信两国间的其他分歧都能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也不例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声明已经暗示：劳驾我们代为处理蒋介石这块绊脚石。反之，如果我方拒绝上钩，那就休想得到美方的宽容。所以，如此缺乏诚意的“昂贵”援助实际上我们要不起，也要不得。
不过从理论上看，两国关系还有一线希望。美国承诺不干预中国局势后不好立即食言，假如大陆迅速拿下台湾，美国在统一的中国和广泛的国际承认面前就再也找不到托辞。但以我们当时的装备水平而论，根本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准备。而1950年大陆在台湾的内线遭受重大损失后，海峡两岸的对峙更是长期化了。诚然，美国确实在冷战尚未结束、台湾问题尚未解决的七十年代初开始发展对华关系，并于1979年与我国建交，但那时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大不一样。随着中国政权的稳固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不得不重新认识“人类的五分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为了抗衡苏联而决意调整对华政策。因此，这最后一线希望并不现实。
通过利益基础、政策目标的层层剥离，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便隐约可见，其正面写着：友好，背面写着：分化。须知分化就是各个击破，今日南斯拉夫命运的逆转已经作了最好的注解。这一政策把我们当作纯粹的冷战棋子或冷战炮灰，否定我国的正当利益和自主的意志，有如否定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它非但无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为两国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三、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即由于美国的介入而迅速扩大为一场多方干预的国际冲突，中美直接交战，彻底断送了两国关系的前途。近年来开放的许多信息又显示，杜鲁门政府没有进攻中国本土的意图。“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强烈要求动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支援朝鲜战场，甚至轰炸中国沿海城市，杜鲁门不予批准，并最终撤了他的职，战事也基本局限在朝鲜境内……那么美国究竟为什么而打仗呢？国际上对此同样议论纷纷。对于上述事实，本文仍然相信其可靠性，与此同时坚持对它们进行分析，力求揭示美国参战举动的两面性。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战争和外交有一个虚虚实实的相似特征。西方教科书说：外交，谎言也;我国兵法家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我认为，孙子同西方教科书一样有绝对化的缺陷，因为谎言或诡道太多就难免失效，只有傻瓜才会轻易上当。但孙子的概括同样不无道理，而且更接近残酷的战争现实，所以在战争领域中更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和利益基础，我认为并未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变化，因此不再探讨。本节从美国的参战行动入手，由表及里地分析美国政府的真正意图，以及对华政策目标和策略的动向。
1、美国侵朝的地缘含义
以历史和地缘眼光来审视，无论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是否跨过了鸭绿江，美国的干涉行动都决不会没有更大的目标。在亚太地缘政治舞台上，朝鲜属于一个战略要冲，它位于俄、日、美、中几个大国之间，构成太平洋列强登上中国大陆的一块结实的跳板。在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日本、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国家，入侵朝鲜都不过是继续扩张的序曲。19世纪后期，日、俄两强就在这里揭开了争夺东亚霸权的序幕，日本从仁川登陆后，不等拿下整个朝鲜便直取辽东半岛的俄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人们常说，朝鲜与我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把对朝鲜的任何外部入侵视为敌对行为。当然，由于时空条件和国情的差别，1950年的美国不敢向驻东北的苏联陆、海军部队实行“热战”，进而吞并中国。但可以肯定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动机决不限于解决朝鲜问题，而是发动针对中国和苏联的地缘攻势。实际上，“朝鲜”现象遍及全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国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毫无疑问都是极为复杂地和变化多端地交织在一起的。”试想假如其他某个强国入侵墨西哥，并声明与美国无关，美国政府会无动于衷吗？1962年苏联把导弹部署到小小的加勒比海岛国古巴后，肯尼迪总统为什么连续失眠，美国政府为什么反应强烈？
2、美国侵台的政治含义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不限于朝鲜半岛。对朝鲜和台湾的入侵行动是同步实施的，侵台构成美国参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6月27日即朝鲜内战的第三天，中国还未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就以举世罕见的效率双管齐下，向朝鲜和台湾一起出动。杜鲁门总统一方面命令远东美国海空军对韩国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侦察巡逻”，并且一反自己不到半年前的立场，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美国紧锣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占领台湾的后续军事行动：海军第七舰队先后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空军第13航空队进驻台北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组织演习，在台北设立隶属于远东美军总部的台湾地区指挥机构──“驻台考察团”……等等。若非蒋介石对美方的意图怀有戒心而持保留态度，美国控制的程度还要高得多。1950年的政治环境与1945年截然不同，中国并没有邀请美军前来会战日军。这些不速之客的举动纯属干涉内政，不仅干涉内政而且介入(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不仅介入内战而且入侵领土，是不折不扣的敌对行为。
就美军占领台湾的意图而言，最明显的一点当然在于保护、支持与新中国处于内战状态的国民党，从政治方面遏制新中国。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美方在意识形态外表之下怀有阻止中国统一从而限制、削弱整个国家民族的动机，无论统一的力量来自国内何方。美国与大英帝国一样，传承安格鲁-萨克逊文化中传统的二元或多元机械平衡思想，在国内、国际事务上都惯于分而治之，如国内的三权分立、国际上的德国分治等。美国不断干涉世界各地的诸多争端和冲突，而且经常支持劣势的一方，自称“锄强扶弱”，人称“离强合弱”。稍有头脑的人都懂得，国家的行为不可能象西部好汉那样单纯，无原则地“锄强扶弱”，无非是感到其他强者“妨碍”了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就有了建立世界霸权的雄心，并把亚洲划入其势力范围。它的决策者们意识到中国是个上升的亚洲大国，有朝一日可能难以驾驭，因此从来不希望我们统一。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后，台湾问题就成了美国制约中国最有效的手段。几十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分而治之均有体会，在近几年的学术活动中，本人曾不只一次遇到倾向国民党的台湾华人和外籍华人语重心长地介绍他们的感受。从长远来看，分而治之的手法后患无穷，但给使用者带来的短期效益不容忽视。
抗美援朝之所得是否大于所失呢？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然而大可不必，因为我不认为得失对比是评价抗美援朝的最佳方法。战争不同于容易量化的商业行为，一般看来，军事行动难免造成生命的损失，可以说都是无法补偿的悲剧。战争的得与失事实上不好衡量，甚至根本不可比。何况自卫战争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保”，即维护某种既得利益，而不在于“得”，即谋取某种新的利益。因此战争领域、尤其自卫战争的利弊分析，最好运用一种反证法，看战争是否达到了“避害”而非“趋利”的效果。本文之所以不惜笔墨地模拟袖手旁观的恶果，原因正在于此。以这样的方法来衡量，那么以保家卫国为基本宗旨的抗美援朝显然不失为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决策。避免了袖手旁观所必然带来的更大损失，使年幼的共和国在生死之战中脱险，恢复了对当事各方均有利的国际均势与地区和平，此外还苛求什么呢？所以完全可以说、而且应该说，几十万阵亡将士的血没有白流，抗美援朝一仗值得打，而且别无选择必须打。
诚然，战后多年的国家发展不只一次出现决策失误，效果不如人意。但如果把账记到抗美援朝身上，那就未免太糊涂了。苏联的卫国战争、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均付出惨重的代价，苏联牺牲了两千七百万人，英国卖尽了海外资产，两国战后的社会状况也不理想，某些方面甚至出现某种下降和衰落，他们却信念坚定，坦然无悔。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国家民族如果连安全都不能保障，发展又从何谈起呢？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在阐述人权时，不是一向将生存/安全置于首位么？
六、结语
关于抗美援朝评价的这场非正式的讨论，折射出一个几乎无人提及却又无处不在的根本问题──如何看待中国所在的国际社会？在近年来的私人接触中，我深感我国的许多群众在政治上还相当幼稚，常常以国内的人之常情和社会关系在外交、战争等国际事务上作不适当的类推，从而不甚理解我们的国际处境和危机决策。因此，本文在最后还有必要对国际社会的性质和我国在其中的位置稍加探讨，进一步廓清抗美援朝的某些知识背景。
国际、国内社会的比较问题非常复杂，社会各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本人在此只想强调其中的一个根本区别，即国际社会从来没有象国内社会那样摆脱无政府状态。20世纪的国联与联合国属于国际协调组织而不是世界政府，其职能、权力和权威均十分有限，对成员的福利乃至生存不承担明确责任。即便国际社会有时存在一定的规则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定时代的霸主强加于人的。因此国际竞争远比国内严酷暴烈，落后者挨打，软弱者可欺。武力威胁和侵犯固然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但是否受到及时的惩罚还要取决于实力，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国际法庭”不具约束力的裁决。美国1988年出兵巴拿马明明毫无道理，可谁能给予制裁呢？试想兼并科威特的伊拉克假如属于世界级的强国，还会发生海湾战争么？在科索沃危机中，美国公然对联合国搞“武装政变”，国际社会的反应能力如何呢？孟德斯鸠所描述的权力的自我扩张法则，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不但适用，而且体现得更充分。对此似懂非懂的人，才会指望美国在朝鲜得手后便裹足不前，偃旗息鼓。国际社会的成员不懈地追求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而且不断地取得进展，然而理想的实现看来至少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福利、生存和安全不得不主要由自己来争取，实力、包括同盟的联合实力成为立国之本。
在确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一个容易产生的误解在于想当然地断定大国比小国安全。事实上往往相反，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更为复杂，因而往往比小国更不安全。它们可能相互争霸，如20世纪的美国和苏联;它们的巨额财富可能成为强盗的猎物，如19世纪的印度;它们可能成为霸权游戏中的棋子，如拿破仑时代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新兴大国(包括复兴大国)的对外关系尤其微妙，无论它们有意或无意，都难免冲击原来的霸主，后者则竭力阻挡、压制前者，如15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
其中后三类大国的遭遇，中国都不能幸免。辽阔的幅员和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使我们成了近、现代列强竞相淘金的宝地，除了不知深浅的日本力图独吞以外，其余均感到无力独占而“协议”瓜分。有些人以为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其实象公娼一样被迫对所有衣冠禽兽开放，何幸之有？进入冷战时期后，我国仍树欲静而风不止，成了两大阵营和美苏两超之间寸步不让的战略要地。同时，两超内心里谁也不欢迎世界最大的新兴国家登场表演，有如心胸狭隘的先生压制那些可能赶上甚至超过自己的学生。此外，随着英、法、德等老牌帝国的相对衰落，地理位置又安排我国与当代世界的几乎所有大国(包括现代意义上一衣带水的美国)为邻，在某种意义上不幸地成了全球的中心。种种因素聚合在一起，我们的复兴之途注定山重水复，艰险悲壮，国家的生存实在是来之不易。几十年来几代爱国人士屡屡发出“灾难深重”、“举世罕见的祸乱”之类的感慨，实在是言之不虚。因此，象我们这样的大国必须成为强国，否则还不如小国走运。而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强国没有几个不是冲杀出来的。所以存亡关头就要坚决打，甚至象抗美援朝那样，在友邻受到外部威胁时不惜以攻代守打出去。该出手时不出手，无异于弃权投降，甚至束手待毙。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在经济方面形成了应有的忧患意识，并对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么在国家安全方面，我们的社会同样应该形成一种必要的忧患意识。无论对于理解抗美援朝还是国家的其他安全决策来说，这种意识都是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
诚然，美国占领台湾后始终原地踏步，没有直接向大陆进攻，因而美国侵台不象侵朝那样令人瞩目。有些人以此为根据，推定美国对中国没有战争意图，看来他们有所不知，自古以来战争的性质就不决定于谁先开火，中西军事理论家多有相关的论述。孙子说得精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克劳塞维茨也深刻地指出：“战争与其说是随征服者一起出现的，毋宁说是随防御者一起出现的，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伦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由此可见，美国侵犯台湾的行动本身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行为，效能之大甚至不失为这方面的一个现代“范例”。
3、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综上所述，就美方而言，朝鲜战争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两个分战场。美军在朝鲜明火执仗，硝烟弥漫;在台湾暗藏杀机，硝烟未起。事实雄辩地证明，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已经修改，由分化变为反华。基于上一节的分析，我相信真正的转折点应该出现在中苏结盟，到朝鲜战争爆发才表面化。中苏结盟后美国国会反应强烈，麦卡锡分子大肆围攻、清算政府(尤其国务院)“丢失中国”的严重过错，对华政策的政治环境大变。根据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行特点来推测，杜鲁门政府失败的分化政策在党派压力下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改弦更张。杜鲁门总统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绝不能无所作为，而且必须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在关系重大的中国问题上狠捞一把。然而政府的对外姿态却与国会形成对照，保持沉默直至朝鲜战争爆发。根据他们进攻型的民族性格来判断，这种极不寻常的迹象恰恰预示着暴风雨前的宁静，即美国将中国列入了“黑名单”，伺机下手加以整治。正所谓：“先拉后打，拉不成就打”。朝鲜内战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于是倒霉的朝鲜和中国就以不同方式成了冷战(包括美苏较量)的分战场。
迄今为止，许多人仍然过分强调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的将帅不和一事，这是混淆了政策和策略的结果。撇开个人因素不谈，我认为他们的将帅之争属于策略分歧而非政策冲突。连美国国内都广泛承认，杜鲁门总统担心麦克阿瑟的极端主张会招致苏联的干预而不予批准，仅此而已。麦克阿瑟称台湾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企图征调台湾的国民党陆军支援朝鲜战场。杜鲁门既然从不赞成扩大战争的方案，为什么还要下令掌握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呢？远东美军的大本营日本距朝鲜半岛仅一百多公里，那里用得着上千公里以外的台湾！归根结蒂，两个人敌视中国、打击中国的政策倾向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杜鲁门总统从策略出发选择了不见硝烟的对华战争。
此外，如何看待朝鲜内战的起源，也与解读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变不无关系。长期以来，鉴于朝鲜曾长驱直入攻到韩国东南部洛东江一线，国际上普遍把美、韩看成被动反应的一方。我对战前美、韩一方的表现作了一番推敲，深感其中疑点重重。积累了两次世界大战丰富经验的美国政府，面临山雨欲来的朝鲜内战却扣留了重武器，仅向韩国军队供应美国国民自卫队的轻装备，声称防止有反共狂的韩国总统李承晚寻衅闹事。与此同时，李承晚总统的“空城计”唱法也不符合“虚则虚之”的要领，他反而在三八线上大肆摩擦，美国却不加阻止。这种极不正常的表现，以美国不了解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为理由来解释是不够的，须知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之后，在国际事务上就再也输不起了。因此从军事观点来看，美国不象在学诸葛亮唱空城计，让朝鲜象司马懿那样惊疑而退，而象是巧施“能而示之不能”的诱敌之计。从政治观点来看，这象是精心策划、因势利导的遏制行动，为美军撤出一年后重返朝鲜半岛、从而削弱中国和苏联的影响创造条件。由于美国早已占领日本并保持了强大的驻军，它首选近在咫尺的朝鲜半岛为战场完全合乎逻辑。
上述某些分析和推断尚未得到证实，难免受到“证据不足”的指责。本人之所以明知故犯，是由于意识到许多政治内幕可能永远得不到证实，民主国家也不例外，只不过方式不同。他们的定期解密制度有益于知识和信息的利用和传播，值得我们借鉴，但解密决不会没有条件和选择。有些机密过了解密期限(如美国的30年)后仍不宜公布，就继续封存;有些核心机密可能及时处理，甚至始终不留任何痕迹，造成令后人无可奈何的历史悬案。一般说来，只有发生苏联解体一类的政治剧变，国家机密才可能出现“和盘托出”的现象。而美国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保密、解密两方面一直相对平衡，珍珠港遭袭、肯尼迪遇刺等重大历史事件至今还是不解之迷。所以，政治研究离不开那些看不见而摸得着的“暗箱操作”，否则就无所作为。
通过一系列的事实分析，美国参战行动的两面性同样隐约可见，钱币的正面写着：朝鲜，背面写着：朝鲜──中国──苏联。在美国的这项战略计划中，目标的重要性与隐蔽性成正比，苏联是最大而又最隐蔽的目标，朝鲜与之相反，我国则介于两者之间。美国政府就是为了这样的目标而来打仗的，压倒一切的遏制战略，以及分配给我们的战略棋子角色，决定了两国潜在的利害冲突迟早要表面化，变为公开的政策冲突。他们的干涉行动不仅粗暴地践踏了我们的民族利益，而且对我国前途构成严峻的挑战。
四、美国参战的潜在威胁
我们为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几十万人阵亡，物质破坏和消耗难以计算，还购买了大量的苏联武器装备而欠下几十亿债务。由于美国的政治制裁和经济封锁，我国无法对外开放近30年之久。这一仗值得打吗？本文以为，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值得认真思考。假如我国对朝鲜战争袖手旁观，将付出什么成本？根据美国的意图和能力，让它在朝鲜为所欲为对中国的利益究竟会造成多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才能令人信服地作出抗美援朝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的结论。由于我国政府事实上没有袖手旁观，其“前景”只能按照时代条件和历史经验进行合理的假设。众所周知，如果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有力帮助，朝鲜在“联合国军”的凌厉攻势下无疑独木难支。根据以上各节的分析来推断，美国一统朝鲜后东亚地区的均势将被打破，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生激变，各方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加剧。具体说来会形成种种可以区分的不同险情，最终导致一种不可收拾的混乱结局。
1、美台南北夹击
美国占领台湾后，已经与国民党结为一种政治军事同盟，因而成了我们事实上的敌国。可靠的屏障朝鲜一旦消失，气势汹汹的美国顷刻间兵临我国城下，在军事、政治、经济、心理等各方面对我施加巨大的压力。在军事上，“联合国军”与转守为攻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一种南北夹击之势，比五十年代中期建立的新月形包围圈更具威胁性。这种场面在地图上看颇有几分戏剧性：中国大陆酷似一只金鸡，南北夹击的“攻势”酷似一把双股叉，其中驻远东美军的大本营日本有如粗大结实的叉身，朝鲜半岛和台湾两大前进基地有如两根叉头，同时对准金鸡的头部和胸部。我们则不得不拉长战线，两面防御，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为国力所不及。从吉林一直到广东，东北、华东和华南的漫长边境基本暴露，其中防务最薄弱的东北反而首当其冲。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由于同苏、朝两个友邦为邻，四野总部奉中央之命率所有四个主力兵团南下作战，一直打到天涯海角，仅由东北军区的地方部队留守“空城”。现在这个“不设防”的大后方突然变成了前线，即使从其他大区调兵来补防，也只能救一时之困，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鸭绿江一千多(华)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在政治方面，初生不久的共和国也立足未稳。在新解放的广大地区，长期接受国民党宣传的各阶层民众对新政府将信将疑，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几十万国民党残军和更多接受国民党号令的土匪尚未肃清，无数武装和半武装的封建帮会组织尚未解散。毛泽东主席说过，共产党虽然坐了天下，也不过是中国的第二大党，封建会道门才是第一大党。大陆上盘根错节的旧势力本来就在各地组织暴乱，现在将与强大的美台军事政治同盟里应外合，全面出击。台湾的国民党可以充分利用美国的帮助，在朝鲜半岛建立活动基地，从东北到西南进行大范围的频繁渗透。中国的社会安定和政治进程将受到破坏，政权的基础甚至可能受到冲击而被削弱。
在经济方面，东北、华东和华南即我国的东半部，属于人口稠密、物产丰富而有一定工商业基础的先进地区，届时全部笼罩在战争的阴影里。其中辽宁集中了全国的重工业设施，鞍山和本溪的钢铁产量占全国80%以上，抚顺有全国最大的煤矿，有两千多家工厂的沈阳是全国的机械制造中心。而这些设施距鸭绿江边界最远不到200公里，基本依靠江上亚洲最大的水电站提供动力。吉林的丰满水电站原来有8台机组，基本可以解决辽宁重工业的用电，但被解放东北的苏军拆走了6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联合国军”或者占领或者破坏鸭绿江水电站，都等于拉下了我们的电闸，令辽宁、实际上是全国的重工业立即瘫痪。我们当时固然以农业为本，国计民生尚可勉强维持，但国家的相对优势条件无法利用，工业化如何起步！
此外切不可忽略，没有在朝鲜战场吃过苦头并受停战协定约束的麦克阿瑟将军们及其驻远东美军，必然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们的行为将肆无忌惮，因而对我国的压力和威胁也超出常人的想象。美台南北夹击构成一种最直接的威胁，这完全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的预料之中。
2、长期化的朝鲜冲突
从表面上看，这个话题纯粹是多余的。国内外很多人至今以为，假如中苏两国都不参战，朝鲜战争将随着朝鲜的灭亡而告结束。而本文确信一种似非而是的悖论──朝鲜灭亡其实恰恰不能合理解决朝鲜问题，中国、朝鲜、美国、南朝鲜三国四方将为此长期周旋，激烈冲突。虽然麦克阿瑟将军向朝鲜人发出了最后通牒，后者却有机会保存党、政、军的有生力量，部分人就地上山打游击，其他人有组织地向境外转移。以地理、社会等各方面的条件而论，他们只能到鸭绿江对岸文化相近、往来频繁的我国东北地区建立流亡政府。事实上，他们也早已开始向江边迅速集结，并在边境附近的江界城建立了临时首都。斯大林在拒绝让苏联出兵的同时，也曾主张金日成首相在东北建立朝鲜的流亡政府。中国身为朝鲜的友邦，没有理由不予接纳。
朝鲜流亡政府与一般的流亡政府不同，他们在中国境内就有条件重整河山。我国的朝鲜族居民和朝鲜侨民达二百万之众，其中大部分居住在鸭绿江沿岸的吉林省。跟随朝鲜政府过界的朝鲜民众，加上冬季从冰冻的江面上不断拥入的朝鲜难民，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我国政府极有可能满足朝鲜领导人的愿望，让以上几百万人民将逐渐集中到以吉林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由朝鲜流亡政府统管。有了如此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他们即可重新建国、建军了。志愿军出征前夕，朝鲜人民军在敌前的建制部队还有三个师左右，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来得及撤出。以后还会有几万人的零散武装从敌后陆续突围过境(其余过不来的可以加入当地的游击队)，从朝鲜族群众中再征集几万乃至十几万新兵不成问题。在中国的后勤支持以及苏联的装备和技术援助下，人民军不出两三年就能接近战前20万人的总额，并拥有相当规模和质量的炮兵和装甲兵，甚至以我国的机场和港口为基地的小规模的空军和海军。
一旦有了实力，该政府绝不会无所作为，任何人也阻挡不住他们“打回老家去”的事业。他们可望利用朝鲜北部的多山地形和政治基础开展游击活动，并且不时地派步兵越境出击，在冬季更可以通过冰冻的鸭绿江面向对岸渗透。空军和海军除了发动小规模袭击以外，还可以频繁地向敌后(包括漫长的朝鲜海岸)投送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和得力干部。中国身为朝鲜的友邦，没有理由不予支持。我们在政治上将首当其冲，与友好国家一起强烈声讨美国，要求恢复朝鲜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经济上不得不节衣缩食、倾囊相助，长期承担客人的大部分开支，包括其防务预算。军事上尽力而为，当好朝鲜人民军的后勤部长。根据五十年代封闭的世界经济环境和韩国战后十余年的艰难经历来看，朝鲜北部在整个五十年代不可能取得长足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反美游击战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与越战相似。另一方面，朝鲜的地理条件却不象越南那样，可以利用热带丛林从十七度分界线、老挝和柬埔寨进行大规模的多面渗透，我国当时的后勤支援水平也远不如六十年代。朝鲜冲突非但不能速决，而且将形成一场比越战更长、结局更不明朗的持久战。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首先，朝鲜流亡政府将是一个有几百万人民、几十万军队、以半军事化方式所管理的国中之国，行政费用也远比一般国家为高。国家主权、行政管理、国土开发、资源利用、交通运输、刑事诉讼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协调工作简直不可想象。因此无论主人多么热情，客人多么勤俭，长期维持这样一种局面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力不从心的;其次，中美对抗和冲突将不断升级。五十年代是多米诺理论的流行期，实力鼎盛的美国决不肯自动后退。他们为对付人民军的游击战，起码会强硬要求在中国边境建立大片的军事缓冲区，无异于要求解除东北的边防。我国岂能接受！因而势必与美国进入对抗和冲突状态。他们可以选择的手段有占领鸭绿江水电站，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提前开辟印度支那战场，轰炸中国的城市和设施等，政治和经济制裁更不在话下。但东北有苏联的军事存在，他们自日本投降后尚未完全撤走，陆军还守卫着苏联人所管理的长春铁路，太平洋舰队还驻扎在旅顺港。中苏同盟条约包含军事条款，苏方对我承担了援救义务。因此，美国虽有能力对中国大陆或朝鲜流亡政府实施大规模常规打击，却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这样一来，我国遭受核打击的危险反而急剧上升，正如在六十年代中期，约翰逊总统就曾考虑过对越南的大后方中国进行核袭击一样。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本文对结局的估计还远远不够。出于分析的需要，南北夹击、朝鲜冲突、印度支那冲突、“双鬼叩门”几种主要险情基本上是相互剥离、分别模拟的，但总体未必等于局部的叠加。如果多种险情同时存在，就会相互影响，产生一种难以逆料的总体效应。与此同时，当事各方也需要制订总体性的应对之策，从而影响外部的总环境。局部既可以相互促进从而加强总体效应，也可以相互抵销从而减弱总体效应，本文相信朝鲜危机将使各方的矛盾激化，因而基本认同前一种趋势。在每一种险情中，新中国内乱和美苏直接冲突的事态由于预期的机率不高，都没有包括在设想之内。但在预测总结局时，这两种最严重的事态就可能超出各方的控制能力而爆发，甚至合而为一。那种高度复杂的危局也超出本人的智力和知识限度太多，实在不敢贸然作进一步的推断，免得文章失控。
五、抗美援朝的价值
在分析了美国参战的潜在威胁之后，评价抗美援朝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就言之有据了。本节首先要说明抗美援朝的目的，其次确定衡量利弊的方法，清理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的偏见，然后对这场战争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国内外许多人至今以为，中国政府当年主要是为了朝鲜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战，与本国的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公开的国内资料已经证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国家利益有充分的考虑，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尤其美台南北夹攻的险情极其敏感。首先，中国政府以各种形式及时作出了应对。1950年6月28日即美国侵台的次日，周恩来总理的抗议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8月24日，周总理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就美国侵台问题提出控诉案，要求安理会立即实行制裁。“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以后，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饱经战乱、千疮百孔的中国究竟是否应该参战，最后取得一致意见：美军占领台湾后已经威胁华东、上海，如果再压到鸭绿江边对我更为不利，敌对势力将气焰高涨，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的电力将被控制。与此同时，政府密切注视着美国出兵印度支那的动向，更强烈地意识到我国已经无路可退。
其次，纵观我国政府的整个决策过程，权衡国家的利弊得失显然占去大部分精力，经过反复斟酌才达成共识。第三，中、美两军在朝鲜交手之前，不用说外国，就是我国政府事实上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内的党政军领导人普遍担心，解放军从未经受过现代战争的考验，不知能否顶住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猛攻。他们制订了美军破关而入、直冲腹地的应急计划，是怀着一种破釜沉舟的悲壮心情出阵的，正如彭德怀元帅所说：“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不惜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能说明他们认定袖手旁观风险更大。此外，许多国外学者注意到，“联合国军”逼到家门口中国才出兵，在军事上错过了在朝鲜蜂腰部组织防线的最佳时机。他们据此判断，中国参战的主要动机显然在于保境安民。
所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口号完全符合实际，概括得非常准确。“保家卫国”是主要考虑：“抗美援朝”仍然是首要考虑，一则出于国际主义的政治义务，二则两国利害与共，抗美援朝代表了保家卫国。国际、国内两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国内外的舆论界之所以产生广泛的曲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内相关的宣传并非无懈可击。长期以来抗美援朝的国际义务提得多，而且日益增多，保家卫国的丰富内涵讲得少，而且日益减少，因此两者的内在联系并未得到广大群众、乃至广大干部的真正理解。这种一边倒的宣传，在国际主义目标压倒一切的冷战时期是在所难免的，何况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关系也不平等，众“兄弟”谁也没有资格高谈祖国的利益，唯独“老大哥”例外，据信他们代表了全人类。保家卫国的决策不予张扬，可能不失为一种韬晦之道吧。与此同时，在国际主义理想高涨的岁月里，一边倒的宣传在国内也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几十年过去，民族意识日渐觉醒，这种宣传的局限性日益增大，现在似乎到了重新考虑的时候。
就抗美援朝对于国家利益的得失而言，有很多根据可以用来进行正面论证。国内的出版物早已指明推进了国防现代化，以及锻炼了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等。国际上的着眼点与之大不相同，评价甚至高于国内──将抗美援朝视为中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里程碑。国际人士普遍相信，从古至今，强国的崛起都必须经过战火的洗礼。能够打败或打平某个世界一流强国的新兴国家，就被公认为新的强国。例如在1588年全歼欧洲海上霸王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数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联军的拿破仑法国，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美国和苏联等等。出于这个理由，许多外国学者把顶住了世界“大哥大”美国的抗美援朝也列入其中。例如美国的军事史专家赫尔姆斯说：“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他们还强调，中国通过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提高了对苏联的独立性。
在彼强我弱的中国和美国之间，朝鲜本是有益的缓冲带。一旦失陷(不如说搬迁)，中美两国才算真正地“短兵相接”，而战场也就难免延伸到中国境内。加上冲突久拖不决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处境和代价更象印度支那战争中的北越，而不是他们的大后方──我们自己。
3、提前的印度支那冲突
朝鲜沦落之后，印度支那方向也将吃紧，因为美国可以腾出手来大举南下。据法新社透露，在中国出兵前夕，美国已经计划把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指挥的多国部队和韩国部队，继续牵制大量的中国边防军。入朝参战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大部分撤出，“去保护亚洲的各个极为重要的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即便按照上一节的设想，中美两国为朝鲜流亡政府的问题逐步发生对抗乃至冲突，美国也有必要和能力提前军事介入印度支那，以开辟第二战场，对我实行战略牵制。假如美越冲突已经先于朝鲜冲突而存在，美国则更有必要维持下去乃至升级扩大。
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北越，以区别于南越)于1945年9月2日宣布独立后，他们在二战时期的盟友美国一度敦促法国给予外交承认，但随着遏制战略的推行，美国对北越的态度逐渐转为敌视。五十年代初的历史条件与六、七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我认为美国入侵越南的效果也会大不一样。须知到五十年代初为止的北越，还只是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在抗击二战结束后卷土重来的法军，越南南方也没有“越盟”及其游击队配合北方行动。中国刚刚开始帮助北越组织和训练正规部队，4年后，得到中国炮兵的有效火力支援的越南人民军终于在奠边府粉碎了法军主力。由于五十年代初双方的实力对比过分悬殊，北越自身的力量恐怕难以抵抗美、法两国的联合进攻，因而不得不面对两种不利的选择：要么从红河三角洲撤退，转入西部的长山山区打游击;要么效仿朝鲜到中国去组织流亡政府，在两广指挥越南国内的游击战。但无论如何，美国都可以从南面兵临我国城下，形成南、北、中三路进逼，有如“双股叉”增加了一根对准金鸡软腹部的钢尖，变成了一把三股叉或三叉戟。双方一得一失的转换，就使后方变成了前线，北越变成了南越，我国变成了北越。毋庸赘述，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上的险情已经让我国“满负荷”运转，三路进逼的含义可想而知，因此不必进一步设想其细节。从美军踏上印度支那之日起，我们再也无路可退，举国上下都会积极行动，支持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尽快组织一支大规模的志愿军入越参战。然而方案的实施谈何容易！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和华南地区有一系列不利条件：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作为新解放的地区群众基础薄弱，国民党残军和土匪数量巨大;解放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大多来自北方，不适应越南、西南和华南的热带气候;主要的盟国苏联远在几千公里之外……如此等等。
而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我国在朝鲜和台湾两个方向上受到巨大的牵制，无法全力以赴地向印度支那出动。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不成比例，美国在二战中就可以左右开弓，成功地向欧、亚两个战场大规模出击。相比之下，即便苏联也要等到消灭纳粹德国后再挥师东向，收拾日本。因此战线拉得越长、越宽，对我们越不利。总而言之，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越与六、七十年代不可相提并论，与抗美援朝相比也困难得多，有如被逼到悬崖边上才开始反抗，只怕为时已晚。这样一种险情，也及时地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4、两超“双鬼叩门”
假如坐视美国在朝鲜得手而无所作为，美苏两大核强国的关系、尤其它们在东亚地区的争夺态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并给我国造成不堪承受的压力。朝鲜不但在中美之间、而且在苏美之间都是一个有益的缓冲带，一旦失陷，苏、美、中三大国顷刻间迎头相撞，剑拔弩张。由于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美国和苏联在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将战略重点置于欧洲，东亚地区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变成争夺的中心。然而当美国兵临城下之时，苏联的安全毕竟受到直接的威胁，危机意识将愈发强烈。美国学者后来承认，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都处于战略上的劣势，而且有一种受西方包围的恐惧感，美国政府以及与之合作的本国学者之所以常常惊呼“狼来了”，主要目的在于向国会多争取防务经费。苏联与美国一样，彼此不敢正面对抗。苏联在当时可以改善防御态势的应对之策，首先是向其薄弱的乌拉尔以东地区增兵。美苏双方均力争取得或扩大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就必然水涨船高了。不难想象从常规武器扶摇直上，到毁灭性的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水平，形成一种高度恐怖的东亚国际环境，极大地妨碍地区内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其次，苏联将打出自己的王牌──确保并力争扩大在东北原有的优势地位，而我们由于美军在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向上的直接威胁，对苏联的依赖程度也大大提高，从而更容易受其控制。历史经验早已证明，苏联政府自斯大林时代起就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苏援常常与其他霸权主义援助相似，不仅必须偿还，而且带有控制性条件，因此又威胁受援国的安全。例如在五十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曾提议组成以中国港口为基地的苏中联合核潜艇舰队，以及在中国建立苏联海军的通讯设施，结果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怒斥而束之高阁。1950年初在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争取援助期间，斯大林坚持保留苏联在中国的某些治外法权，例如对东北铁路和旅顺港的军事占领及行政管辖，禁止其他外国人进入东北和新疆等。我方经过艰苦的谈判讨价，仍然不得不忍辱负重，作出一定的妥协。毛泽东主席归国后悲愤难平，在中央政治局投票批准中苏同盟条约时弃权以示抗议。众所周知，苏联最终履行了两国的协议，至1955年完全归还了东北。试想当美国兵临城下之时，苏联还肯撤走吗？我看恰恰相反，倒是可能得寸进尺，提出新的扩张要求，诸如苏联空军和陆军大规模进驻东北、为太平洋舰队开辟更多的港口等。我国却进退维谷，凶多吉少。接受苏方的主张必严重丧失主权，沦为亚洲的东德。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与我相同，通过“老子党”的身份和强大的驻华苏军干涉乃至操纵中国内政十分方便。在他们早就插进门来一条粗腿、并乘人之危继续往里挤的形势下，拒绝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一个时期内，苏联在我国的扩张将愈演愈烈。
鉴于美国牢固地控制了台湾，中国的处境已经可以称为前门驱狼、后门进虎、虎狼齐入。与此同时，如果美国不容忍苏联在东北的成功，我们还将继续沉沦。美国不敢象当年日本把沙俄逐出东北那样与苏联火并，那就只有从中国其他地区取得“补偿”一条途径，如联合国民党从海上向华东和东南大规模登陆，或在印度支那大举进攻。根据历史经验来看，两超既可能各行其是，也可能象德、苏两强在1939年暗中合击波兰那样对分中国，反正两种选择均不影响苏联改善对美防御态势。这样的国际协议一旦得逞，我们将腹背受敌而陷入绝境。在中美苏三角中，中国历来属于一个弱角。美苏在东亚迎头相撞后，彼此既互不相让又不敢正面“强攻”，唯一的选择就在于从侧翼“迂回”，倾全力向中国推进。我们如果由于不救朝鲜而丧失回旋余地，最终被两超的强大合力挤扁，将是咎由自取、无可抱怨的。
5、结局：扩大的朝鲜战争
综上所述，中国的安全环境因美国占领朝鲜而全面恶化，安全形势随之急转直下。在接连不断的险情中我们迟早要被动迎敌，打一场变相的、扩大的朝鲜战争，但完全丧失了回旋余地和控制能力。战场将延伸到国内，甚至国内战场上升为主战场。由于战争加封锁的长期重压，国民经济非但没有发展，反而会超负荷运转而持续衰退乃至崩溃。在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新中国的政治稳定将难以保持，国家民族有可能为两超所肢解。当然天塌不下来，地球照样转，但我们的政府和基本群众恐怕不得不重新上山打游击了，民族的复兴大业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显而易见，这场毁灭性灾难的代价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抗美援朝。
本文绝非危言耸听，事物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结局，不管它是否完全在当事各方的预料之中。就东亚国际安全而言，独立自主的朝鲜构成一片不可或缺的缓冲区，起着维持均势、预防冲突的关键作用。一旦被其他国家占领，周边大国之间的关系便骤然失衡，种种矛盾迅速激化。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如果分不出胜负，就无法恢复和平，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当事各方的利益。朝、中两国自然成为主要的牺牲品，北极熊在远东地区扩充军备将提前拼垮自己的经济，地缘冒险家山姆大叔也骑虎难下，体验比越战更惨痛的挫败。就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言，独立自主的朝鲜构成一道不可缺少的屏障，一旦被其他国家占领有如城门失火。须知在现代条件下地理因素的作用大大下降，鸭绿江根本构不成人类行动的障碍，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几千人的一个步兵团，一个小时内就用舟桥全部渡过了汉江。所以，无论从国际、国家哪一个安全角度来看，朝鲜半岛的命运都有牵动全局的战略潜能。假如我国对美军越过三八线之类天大的“周边事态”反应迟钝，甚至麻木地袖手旁观，国家安全形势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连锁反应而全线告急，观火者最终反遭焚身之祸。此情此景也颇似“失街亭”的战例，蜀军主将马谡自作聪明地主动放弃了作为“五路总口”的前沿要冲，而去困守路口后面的一座“不成险阻”的孤山。结果被魏都督司马懿率大军轻而易举地展开围攻，断了水道而陷入绝境，终于一败涂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