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对抗战的影响：改变了中日战略轴线
淞沪会战，这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但又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一、对中国政治的持久影响
对上海都会成长的影响：延续3个月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极大的改变了上海都会成长的空间格局。上海的姑苏河以北地域，包含上海大众租界的北区和东区，和闸北华界，因为节制了黄浦江卑鄙岸线，和陆上流派火车坐，曾是20世纪初上海都会成长最敏捷的地域。淞沪会战时代，闸北和虹口成为中日两军对立的火线，闸北几近100%毁于烽火，虹口和杨树浦的丧失到达70%，别的南郊区和吴淞的丧失也相当紧张。有数的修建物葬身火海，上百万本地住民被迫出亡到姑苏河以南的租界地域。尔后，上海都会的菁华彻底会合于姑苏河以南面积有限的租界地域，姑苏河以北地域紧张败落，对上海后来的都会成长造成为了持久性影响。战役废墟上后来曾构成大片难民聚居的穷户窟，曾是上海很长时代内极为夺目的都会景观。
二、影响日军作战线
日军现有战力强大，但资源不足，战争潜力不大，同时又要对苏俄备战，若能在对中国使用武力之初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期间内击灭中国武力，在列强不及干涉或援助前，迫中国屈从媾和，则日本可收速战速决之效果。以日军在东北经营多年的情势来看，日军初期目标以指向平津最为容易，但攻陷平津不致於迫中国投降，如果日军能在夺取平津後，利用华北利於摩拖化部队和炮兵活动的地理形势，迅速沿平汉铁路南下，指向汉口，另以一部兵力由广州沿粤汉铁路北上，指向武昌，一旦南北日军迅速师武汉，则可迫使中国东西隔绝，使中国长江中下游最富庶地区的人力物力无法迁向川，中国即无法实施持久作战，同时日军可捕捉中国军队主力於平汉粤汉铁路以东地区，日军即可运用强大火大兵力击败战力不强又失去补给线和无有利地势可利用的中国军队。
中国现有战力不强，欲对抗日军的速战速决，只有利用中国其他优异的条件，采用持久消耗战略，避免过早和日军决战，同时消耗日军战力，并积极培养战力，等待日军攻势顿挫时再改采攻势以歼灭日军。虽然孙子兵法有云：兵贵胜不贵久。实施持久消耗战，对中国将造成重大的伤害，但因中国具有众多忠勇的人民和广大优越的地势这两个客观条件，能不畏惧敌人的杀戮，并能以空间来换取空间，和利用优越地势来阻止敌人前进。
由前述日军速战速决的作战路线分析，可知，中国欲实施持久消耗战，就必须使日军不能过早由南北夹击而控制武汉，那就必须改变日军的作战线方向。淞沪战初期日本自国内先派遣五个师团至上海作战，陷於苦战後又将华北平汉铁路线作战的日军两个师团及一个支队南调上海作战，而於十月初，日军将主作战由华北移至上海方面。同时循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受到山西中国军队重兵於侧背的威胁，而兵分路进兵山西，因而延缓日军南下速度。
淞沪战结束後，日军於民国二十六年十一十二月攻陷上海南京。其後日军由於受到徐州附近中国军队主力的吸引，而於二十七年叁月与中国军队发生徐州战，之後，日军主力循长江南下，而於二十七年十月底攻陷武汉，日军的主作战线即成东西向，武汉虽然失守，但日本却从此失掉赢得战争胜利的机。淞沪战虽使中国付出伤亡高达叁十万人以上的代价，但却在影响日军作战线上扮演关键的角色。
三、中国军队的强韧战力，激发了中国全国抗战的热衷决心，同时各省地方军人看到中央军勇敢牺牲，也消除了保存实力的观念，争先赶到上海参加民族圣战。
结论
正确的战略指导为获得胜利的根本。战略上的成功远比战术上的成功还要重要，而战略上的错误，亦非战术上的成功能加以挽救。日军在沪战的胜利系战术上的胜利，但从此在态势上即不利於日军，日军後来虽攻下武汉却失掉胜利的机。楚汉相争时，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却败在刘邦的持久游击迂回战，而在垓下被围歼。二次世界德苏战争中，希勒特将主力指向两翼却不直指莫斯科，德军虽在南方基辅打胜仗却逐步步上败亡道路，刘邦和史达林在初期战术上均失利，即一直打败仗，但却赢得胜利。
四、由对日外交政策看八一三淞沪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中日两国，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作为主动者的日本而言，此事正是右翼少壮军人国外先行论的实践，企图藉国外军事行动的胜利，栈导致国内政治的改造，对作为受者的中国而言，是陷入一个和战两难的困局，和则政府必被推倒於外，战则政府必被推倒於外，在此危机之下，日本方面所努的，是尽量限制事变范围，不使扩大；中
国方面所拄重的，是平息国内舆情，定出和战决策。
九一八之前，中国无论中央或东北地方政府，均未料到日军有全面领东北的野心，致使东北军在丝毫未抵抗的状态下退出渖阳，於是国民政府乃面临了如何因应的问题。当时可采之途，一为宣战，二为绝交，叁为诉诸国联，为直接交涉。宣战一途因国力不足不能采用；而无实力的绝交则徒招外侮；在军事失利以後，如和敌人商量停战，则和投降没有差异，这种论调加上当时政府首长无人敢真正负责，使直接交涉一途也不可能实施；在拒绝直接交涉的同时，国民政府决定采取诉诸国联的方法，以减少人民责备政府的心理，同时运用国联和九国公约制裁或抵制日本。其後虽有孙科内阁下令应设法进行收复东叁省失地，但孙科就任仅一个月即辞职。真正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则至一八二之役才实现。
一二八事变发生後，国民政府投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与日军僵持卅叁日，终因军阀不听命令，後援不继，而於叁月二日撤退。可惜的是，翌日国联就将行特别大处理中日纠纷，後因沪战己结束而仅於日要求双方停战，国民政府只好忍痛签订停战协定。
在七七事变之初，日军统帅部和政府间，一如以往地有着扩大作战或停战构和的分岐。驻外高级将领大都认为应对中国进行一场膺惩性质的局部战争，七月廿七日，东京传令：支那驻屯军司令官之现行任务为平津地区支那军之膺惩。所以在开战之初，日军是打算速战速决。所谓速战速决是指打一场局部战争，以达到膺惩的目标，而不是以武力迅速横扫中国。基於这种观点，八月中旬，日本大本营决定陆军仅派至华北；为保护日侨，可动用海军，勿须陆军出兵上海之指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调集了中国最精锐部队，似乎说明蒋委员长的决心，不是为守而守，而是为期待决战而守。
吾人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观察淞沪战。当沪战爆发时，国民政府虽已决定全面抗战，但以当时双方战力比较，中国绝无获胜的可能，但中国当时是别无选择，战虽可能亡，但不战则必亡，中国只好选择抗战，打算置之死地而後生，来求一个民族翻身的机。所以当时中国必须以为，中国虽非日本之敌，然以土地之广，绝非日军所能全部据有；而英美深忌日本势力的扩张，假以时日，国际情势定有所变化，如彼时再与日本谈判，为害亦较目前为轻。相传张群先生曾：有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後和，和而後安之说，意即对日本若不战而和则必起内乱，若战则一定失败，只有先战而失败，然後讲和，才能安抚内部反日情绪。
同时蒋委员在廿六年七月卅一日，曾向胡适与张伯苓表明：政府已决定作战，可以支持六个月。以当时中国国力，是不可能在六个月内击败日本，蒋委员长应是希望六个月结束战争，而结束的途不可能是战胜，而是经由和谈。再者，上海是通商巨埠，各国侨商云集，若能透过淞沪战将中日间的紧张情势，由地方冲突事件转变为国际问题，以唤起列强，出面维持其本国利益，藉而形成对日本的压力，然後再与日本交涉，达成战而後和的目标。十月廿九日蒋委员长更表明期待各国仲裁的意愿，中国对列强的谋和行动，期望最大的是九国公约议(十一月叁日至廿日)，事实上，中国在上海战场一再苦撑，即是为争取此一议的有利情势，但由於日本相信久战终能迫中国降和，遂悍然拒绝各国的停战劝告，而英美因缺乏实力，互相推萎，九国公约议遂无果而终。代之而起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工作，早在十一月二日，日本外相广田即透过陶德曼开列和平条件，但国民政府并不愿由德国斡停，九国公约议结束後，中国态度见软化，中国之所以进行南京保卫战，乃是为了等待陶德曼的调停，想在谈判中位於有利地位，使中日战争能早结束。所以如困在廿六年十二月初，日本有诚意行和谈的话，则淞沪战可能是另个九一八或一二八事变。可是，日军於十二月十叁日攻陷南京，被胜利冲昏头的日军，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对於言些条件，中国并未加以拒绝，只是认为过於广泛空洞，希望能知道其性质与内容，日本却以此指责国民政府采塘态度，而迳自於廿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声明：今後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新兴支那政权，一月底，中日双方各自撤回大使，中日双方的交涉即告一段落。
淞沪战在上海爆发时，双方都是打算战而後和。日本是企图速战速决，在击败中国部队後，强迫订定城下之盟；而国民政府则希望能持久抵抗，以待时变，再争取有利条件结束冲突。若由此观点，则淞沪战的最初目的，不是求战，而是谋和。可是日军误以为，只要战事持续，国民政府终崩溃，而步步进逼；国民政府则因舆论的压力，也不能作太屈辱的妥协。结果和议失败，战争拖了又拖，只是当东京被炸时，重庆仍然屹立不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