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时有战士觉得“革命到头” 悄然离队
父亲理解官兵的心情，一个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动员。有个代理连长直言不讳地问他：“总指挥，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们举双手赞成，但红军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
从庄里镇走来
74年前在庄里镇留下的那张发黄的照片，悬挂在客厅进出门的那面墙上。从照片下走过，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抬头痴痴地望着这张照片，望着照片里那些早已逝去的人。这时候泪水便会欢欢地流下来，却不去擦，因为我喜欢这种被泪水淹没的感觉。
有些东西是无法淹没的，比如童年的记忆，虽然这些记忆是那样的模糊，那样的影影绰绰，闪闪烁烁。但我坚信，我至今还认识这个西北小镇上的那些黄泥小屋，那些老人和孩子，还有我在磕磕绊绊中翻过的台阶，踩过的门槛。如同我至今还认识那个理着锅盖头、穿着小小的长袍和马褂，惊恐地望着那架闪光机器的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是我，3岁的我。而在我身边坐着和在我身后站着的那些人，一律都穿着宽大的土布军装，瘦削的腰被宽大的武装带紧紧地勒着;他们都戴着那个年代的八角帽，八角帽上缀着用红布缝上去的红五角星。后来人们才辨认出来，这都是些叱咤风云的人，铁骨铮铮的人，没有谁走到这张照片上坐着或站着的位置，不曾舍生忘死。
照片中有我亲爱的母亲和父亲。父亲清瘦，疲惫，像刚刚大病一场，唇上那两撇浓浓的短髭已纷乱一片。又不知为什么，那天他的两只手有些不知所措，破天荒地离开了他那支心爱的大烟斗。
这张照片我在许多年之后才见到。当时，我并不知道它记录的是一段珍贵的历史，一个过去之后再也不可能重复的瞬间。甚至不知道我那乳臭未干又懵里懵懂的小模样，永远定格在了那群叱咤风云的人群中间。我只知道那是我少有的与父亲和母亲同时待在一起的日子，只知道照片上的那些人，都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抱过，背过，在长征路上用自己干粮袋里残存的那点粮食喂过我。许多年后，我都是将军了，母亲仍用怜惜的口吻告诉我，在庄里镇，当我在分别几个月后重新回到这些人的怀抱时，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叫爸爸;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叫妈妈。
也是在后来，我才知道，在拍下这张照片的那个年代，我的父亲和他率领的那支穿过无数次风暴的军队，当时正驻扎在陕西富平县的这个叫庄里的小镇上。他们蜡黄的脸，他们被土布军装遮盖着的软塌塌的肌肤，还有软塌塌肌肤包着的骨架，因刚刚经历那场漫长的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和大跋涉，已是伤痕累累。他们的胸膛和四肢，都承受过子弹、炮弹和刺刀的追击。如果看得再仔细些，你还会发现，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已经没有了左边或右边的臂膀，掖在身后或随便耷拉下来的，是一截空空的袖管。但他们的神情却格外地坚毅，格外地灵醒，仿佛在倾听远处的枪声;眼睛也异常明亮，像一颗颗磨亮的钉子。
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经过山城堡与胡宗南部的最后一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结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愿望至此得以实现。紧接着爆发的西安事变，为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和解机会。当时占据我国东三省的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大有踏破长城席卷中国之势。面对共同的敌人，由中共提出的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倡议得到普遍响应。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却调集大军，气势汹汹地赶来讨伐作出新抉择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中共在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调停谈判的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作战。
父亲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三边、环县，经庆阳、旬邑、淳化到达富平、三原一带。这支征尘未洗，几个月前才结束长征，一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肠胃里还残留着草根和树皮的队伍，一到达目的地，把枪一架，便开始挖战壕，筑工事，准备迎击何应钦部队的进攻。但仗却没有打起来，因为团结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共合作的趋势已如黄河的怒涛，不可阻挡。在1937年的3、4月间，父亲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奉命前移，其中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陕西富平县庄里镇。
庄里镇是富平仅次于县城的第二大镇，也是渭北的历史文化名镇。镇域之内坐落着唐简陵和唐元陵两座大墓。因唐代名将李光弼曾在这里建立庄园，明洪武三年在此建集立镇时，便直接以“庄里”命名。镇上至今让当地人感到骄傲的历史文化地标，当属民国初年由辛亥革命战士、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捐资创办的立诚中学。校内中心位置的藏书楼，飞檐斗拱，古色古香，令远近的读书人无比向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1926年就曾在这里就读。有意思的是，从镇上出去的人，都爱说自己是庄里人。此话一语双关，既透出一种沉着和自谦，又流露出一丝历史文化重镇的优越感。
见过世面的庄里人，胸怀高远，富有强烈的家国意识。正因为如此，当红二方面军出现在镇上的时候，无需动员，家家箪食壶浆，争着向这支远道而来的光荣队伍打开门扉。
方面军总指挥部也即红军司令部，就驻扎在镇上大南巷北段东侧的张家大院。这是除立诚中学，镇上最大的一个院落。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周士第，这一个个大名鼎鼎的红军将领，从此在这座宅子里进进出出，谈笑风生，与镇上的老百姓朝夕相处。而街道上鸡不飞，狗不叫，孩子们成群结队围上来看热闹，一副天下太平的景象。住在延安的朱德、彭德怀，也时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许多年后镇里的老人不无自豪地说，做官做到北京算是最大的官吧？但北京的那些大官，有许多是从我们庄里走出去的。
红军进驻庄里，学校照常上课，农民照常种地。为不扰民，部队的集会与训练远远开到石川河畔的荒滩上进行。住着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庄里镇与住着红六师的觅子镇，正好隔河相望，遥相呼应，身不卸甲的官兵们在河两岸龙腾虎跃，杀声震天，既保持着同一个战斗整体，又相互竞赛，相互激励，让百姓看了爱在心里，喜上眉梢。
就在这个时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和王震等几位红二方面军的将领，同时想起了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把我也接到庄里来。我那时正在延安乡下，被托给当地的老乡照看。毛主席看到信，对贺子珍说，贺胡子想女儿了，去告诉大蹇(我母亲蹇先任)把他的宝贝女儿送过去。
我到了父亲的身边，在延安红军总政治部工作的母亲，也就有理由常跑过来看我和父亲，来了又总能多“赖”几天。这正合父亲的心意。那时他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想着再生一个男孩。我从此获得了在战争年代少有的家庭温馨，更有父亲和母亲的携手之爱。时间虽短，但后来发生的变故证明，这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是极其珍贵又绝无仅有的。因此，我忘不了庄里，忘不了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怎样跟着庄里的那些小屁孩，在街道上跑，在黄土里滚。
红军在庄里驻下后发生的事情，却是我这个小屁孩想象不出来的。因为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苦命的队伍。自诞生以来，就被国民党反动势力围追堵截，恨不得赶尽杀绝。他们跋山涉水，南征北战，经历过无数流血牺牲，每天犹如一张弓，把弦拉得满满的。当和平终于到来的时候，他们反而感到有些茫然失措，甚至惶惶不安。
明显的变化，是几个月听不到枪声，看不见硝烟。官兵们住有固定的屋子，吃有定点开放的饭菜;在训练之余可打球，下棋，吹拉弹唱;被战争割断的邮路也畅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亲人，竟能互通音信，报平安;如果去咸阳城办事，穿着红军的衣服骑马挎枪走进去，驻守城里的东北军不仅不会阻拦，还会友好地点点头，开门放行;最难以置信的，是家里不再被当作“匪属”，日子开始过得安稳起来。许多人接到家信说，快回家吧，官府不会来抓人了，更不会杀头。
就有人的心里像揣着只兔子，嘭嘭地跳。真有这样的事？他们想，我们和国民党你死我活地打了十几年，死了那么多人，一夜之间要合作了？握手言欢了？那还当什么红军！这么想着，便有官兵觉得革命到头了，悄悄地离开了庄里。我就知道一个中医，他给我父亲和母亲都看过病，说起来比战斗部队的士兵应该更有见识，但也离队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找我母亲写证明，说不是要什么照顾，只要把他的名字按当年的实际列入红军名册，就心满意足了。后来部队南下路过湖南和湖北时，也有许多当年离队的人又跑回来要求二次参军。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宛平城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统一编制，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由我父亲、原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担任，副师长肖克，师参谋长周士第。下属两个旅，4个团。
红军的历史结束，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从此横空出世。
但是，国民党当局害怕养虎为患，把八路军的编制压得很低，只允许保持4万多人。惟一利好，是给八路军发军饷，但条件苛刻，必须按压了又压的编制员额发放。但即使这样，八路军官兵也不感激他们。因为此前的红军根本没有军饷一说，来参加革命，谁想过升官发财？许多编外的官兵誓死抗日，表示没有军饷也不离开部队。
有人哭了，嗷嗷地哭，说戴着国民党的那种帽子怎么去见老百姓啊？从前我们打国民党，现在我们也成了国民党，群众会戳着脊梁骨骂我们。还说戴着红军的帽子，和国民党军并肩作战，不也照样抗日吗？
父亲理解官兵的心情，一个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动员。有个代理连长直言不讳地问他：“总指挥，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们举双手赞成，但红军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愿红军改名，连我贺龙也不愿改！”接着，对陪同的团长说：“我看你这个团长也不愿红军改名哩。是吗？”团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然后父亲提高嗓门，严肃地说：“同志们哪，这样可不行啊，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目的是让我们不当亡国奴。如此一来，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你们自己在心里想一想，哪一头轻，哪一头重？但是，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部队。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
换装前夕，父亲为满足官兵们的要求，让政治部的同志从城里请来照相师傅，在小镇的戏台上搭起布景， 特地为官兵们留下穿着红军服装的最后一张相，作为永久纪念。父亲、母亲带着懵懵懂懂3岁的我，与肖克、王震、关向应和贺炳炎等方面军将领照的那张合影，也是那天记录下的瞬间。
照完这张相没多久，父亲发动南昌起义时的两个老部下听到红军改编的消息，从湖南赶到庄里，请求重回部队，跟随父亲抗日。因他们当年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团长，军阶太高，而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编制的限制却不可更改，因而没获批准。当他们离去的时候，父亲忍痛托他们把我带回湘西。父亲对他们说，二位兄弟，我带领部队去和日寇拼命，生死难料，这孩子请你们帮我带回去，只要告诉她父亲是贺龙，母亲是蹇先任，做你们谁的女儿都行啊。
母亲从延安赶到庄里，追着我送他们走，一直追到过了石川河那个小镇。她后来对我说，她从不信迷信，但想到那个地方叫觅子镇，她便有种骨肉分离的感觉，害怕这个女儿再也找不回来了……
9月2日，渡过正在涨水的石川河，在庄里镇东边靠近流曲的一片荒滩上，一二师全体将士举行庄严的改编暨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红军总司令朱德专门从延安赶来。他说：“我朱德当过军阀，也是过来人，因此理解同志们的心情，知道你们的心里在想什么。但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换句话说，无论穿什么衣服，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都是那支来自人民的红军，永远必须为中国的独立与和平而战！”父亲也以他一贯的诚恳说：“同志们，我贺龙国民党的帽子戴过，国民党的将军服穿过。就因为我不愿穿，后来才和大家一样穿上了红军的衣服，戴上了那顶八角帽。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意带头穿这身灰衣服，戴这颗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9月3日，一二师8227名抗日健儿，分别从庄里镇和觅子镇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