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战场不为人知的十大禁忌 红色为何是大禁忌
老兵忆对越战场不为人知的十大禁忌：
(1)红色的禁忌
1997年在电视里看到在东山岛举行的军事演习，红旗依然在演习场上舞动，我想这肯定是没有参加自卫还击战的人在那里指挥，至少他们不了解自卫还击战后期为什么不戴红领章、红帽徽的原因？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三天部队伤亡很大，除了指挥程序有问题外，与佩戴的红领章、红帽徽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点也有很大的关系。后来下令全部取消佩戴红领章、红帽徽，进攻时也不再举着红旗进攻。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部队里的一名班长和战士。有一次部队在往前开进的时候，班长叫一名战士背一袋红色的米袋子，这位战士不肯背。班长问他为什么不肯背？他指了指在前面山坡上行进部队，班长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那红色的领章和红色的帽徽是那么的耀眼，就更别说那迎风招展的红旗了。
于是班长取了一条备用的绿色军裤，将红色米袋子里的米倒了进去，并将这一发现报告了上级机关。
上级首长对此非常重视，马上下达紧急命令，红色一律禁忌。红领章、红帽徽和红旗在以后的战斗中就很少出现了。
后来这个班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事迹。希望在今后的战争中能记住，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
(2)不许自伤
逃兵，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是怕死鬼，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有一些电影中还有枪毙逃兵的镜头。
那么在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有一个紧急规定就是不许自伤，枪毙逃兵要团以上机关批准。
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一些打过仗的部队首长，因为真正的战争与我们宣传品中的战争是有一些区别的。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在和平年代的宣传教育中是不会把自己误伤自己的事情讲出来的。
79年2月16日晚，我们就进入了战壕。
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炮火攻击，那时天还没亮，但整个炮火把天空都打红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也打的浓烟滚滚，分不清是我们的炮打过去了，还是越南人的炮打过来了。
因为就是在平时的演习中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没有见过打这么多炮弹的， 有一些兵的腿不听招呼在那里哆嗦发软。
在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有一位衡山籍的兵怎么也爬不起来，最后是班长背着他往前进攻的，但缓过了这一阵子之后，这个兵反而变的很勇敢，打死了很多的敌人，后来成了战斗英雄。
如果当时班长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 岂不是冤枉了他，也给后面的战斗造成了非战斗减员。
(3)打死不许动
部队在行进、夜间留宿的时候，尤其是打穿插时，会与敌人遭遇或遇到敌军的偷袭。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又作出了一个英明决定，那就是打死不许动。
这一招果然很灵，战斗进行的第五天，我们在某地留宿。晚上越南人来袭击，由于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打死不许动这一条铁的纪律，整个的反偷袭战斗是很成功的。尽管敌人是光着脚来，走路听不到声音;带着手榴弹来，不暴露打枪的火力点。
但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对凡是走动的人或站着的人实行开枪即打的战术，使得敌人难以实施他们从中作乱的偷袭计划。第二天早上天亮一看，打死的全是敌军。
在行进中也是一样，遇到袭击，只要大部队不乱，用机枪和82无后座力炮，或派一个班就能很快把敌人消灭掉，或视情况再作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还有一次我们的侦察兵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一个兵不慎被敌人的阻击手打伤，但他并没有慌张，而是马上卧倒在地一动不动，这时越南人也弄不清是打死了自己人呢？还是打死了中国人？于是过来了四个越南人来看一下情况，结果被潜伏的侦察兵一举全部歼灭之。
反观有一些部队就做不到这一点， 遇到一点越军的偷袭，整个部队就打乱了。
造成班不成班，排不成排，连不成连，整个指挥也就失灵了。从第一天进去遭遇伏击开始，到最一天撤军，整个前线都有这个部队散落的兵，一直就没有收拢过部队。这就是没有铁的纪律的危害。
(4)错一点都不行
或许有人不同意或不理解这种提法，如今社会流行一种“一个人干，两个人看，还几个再捣蛋。”的说法，在这里不去评论这种说法的对与错。我只能说，在战争中对于军人来说，错一点都不行。在战争中出错，对于军人来说付出的是生命与血的代价。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保密工作九分之九都不行，非十分不可。”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撤军的前一天， 有一个连队在一座山头上驻守。
通信员拿了一封电报给连长看，连长看也不看，就把它卷成一团丢在了山坡上。
等到几个小时过后，发现山底下怎么有越南人在活动，再一看其他兄弟部队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结果这时候才想起那封电报，等找过来一看原来是要他撤军的命令，时间耽误了。由此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
还有一个接力排长，营长叫他带一个班去一座山头上开通接力机。他满口答应的好好的，可是去了四、五十分钟后还没有开通，营长急了跑到山上一看，接力天线没带。这就是出错带来的危害。
(5)步兵角色的转变
2003年4月9日美军很顺利的拿下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些军事评论家对此也解释不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步兵的角色已在现代战争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做更多的解释，也会跟前面的解释发生矛盾。
79对越自卫还击战刚开始的时候是用炮火进行攻击，后来步兵开始出击。由于对方的阵地上还有不少活着的越军，因此给冲锋的步兵造成很大的伤亡。一些指挥员马上醒悟过来，不能这么冲。于是调整了策略，规定凡发现敌人明显的用枪扫射的，先用炮打。
等到对方没有动静了，再派少量的步兵前去看看情况，这样伤亡大大减少。而有的部队打下一座山头也只牺牲两、三个人。本身步兵营里就配有机炮连，大炮打完了，小炮也要发挥作用。加上还有坦克车的配备，就更不应该实行大量步兵的冲锋作战。
2月19日，我们在一座山上看坦克打对面山上敌人的火力点，简直是神了。从发现敌人的火力点算起，到我方坦克的炮弹打出，最快只用了三秒钟。逼着越南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敢一个劲的扫射。按照坦克兵的考核标准优秀是，从发现敌人火力点，到炮弹将目标击中是七秒钟。
可见我方一些坦克兵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员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而不要派大量的步兵去冲锋。像这样的指挥员，受到了战士们的很高评价。
实战证明步兵已经从过去的进攻主力角色发生了转变，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就应该把步兵训练成 ：
1、侦察员，会发现敌人的火力点和重要的军事设施，会报坐标，以方便炮兵的开炮;
2、通信兵，对发现的情况要会报告，要会使用通信工具;
3、指挥员，要会指挥炮兵开炮;
4、最后才是步兵，将剩余的残敌消灭尽。
作为现代步兵一定要想到在你的身后有炮兵、有飞机、还有导弹等等，不是你一个人和一个兵种在作战，
而是诸兵种在协同作战，不要冒然的冲锋，这样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6)远离百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全民皆兵。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主要打击对象是越军，而不是老百姓，但对老百姓也不能不防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我们在进去的第三天，部队到了晚上需要驻扎在一个村庄里，有经验的师首长叫我们把越南老百姓赶走，当时一些老百姓不肯走，
一位广东兵端着冲锋枪就打， 老百姓听见枪声跑都跑不赢。
其实，这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枪里上的全是空炮弹，伤不了人。当然只有这一个兵是这样，其他兵的枪里全是实弹。到晚上自然也就不会有老百姓的骚扰，也不会出现一些兄弟部队的教训。
(7)不要搞假的
战前中越两军，在边防上还是讲话的，一个越南兵问中国兵，一天的训练量是多少(不少的越南兵会讲中国话)？中国兵告诉他是五公里。并反过来问了越南兵，你们每天的体能训练量是多少？越南兵说是八公里。战争开始后的一个间隙，一个中国兵在河边洗手，突然跑出一个越南兵，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连枪都来不及开就抱到了一堆，越南兵的体力明显的不如中国兵的体力强，很快就当了俘虏。经审讯后，得知越军每天的体能训练只有五公里，而我军的后期训练却达到了八公里。
77年我们在师里举行的大比武中是没有什么对手的，还代表师里到军里参加了大比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到了78年师里举行的比武时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纷纷败给了一个兵团。象什么五公里武装越野，五百米放收线、夜间紧急集合都输掉了。
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2000年战友聚会的时候这个团的一位战友才道出了其中的真伪，原来他们把五百米的为双线的被复线将其中的三百多米改为了单线，这样重量就减轻了。五公里越野该带电池也不带，当然比我们跑的快。
到了79年打仗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要他们架一条线不通，又架一条线还是不通。最后师里把我们派上，架到哪里通哪里。
一条十多公里的线，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架通了，比平时的比武还快，让他们看的目瞪口呆，其实我们是利用了越南人即有的空明线和高压线架通的，不然哪有这么快？利用高压线通电话，还创造了军史上第一例。
同样与越南人遭遇，这个团的班长牺牲了，我们却把越军打死了。到了后来这个团的通信股长凡遇有架线任务，经请示师里后，一律用我们的线。还要我们帮他们整线，在帮他们整线的过程中剪掉了一些单线，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平时作假的结果。其实在我们入伍的时候，就听一些老兵讲作假的危害。六十年代初蒋介石的时候，来偷袭东山岛。
我们的一些部队遇有情况，还是改不了作假的恶习，以为又是演习，结果是机枪手不把子弹带够，无线兵不带电池，步兵手榴弹也不带，等到部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还能形成什么战斗力？结果是眼看着蒋军从海上乘船跑走。
(8)小心到底
刚开始进越南的时候，以为越南到处是地雷和插有竹签子的陷阱，丝毫不敢乱走乱摸，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越南哪有那么多的钱来埋地雷呢？
于是有人开始麻痹起来了，明明知道步兵在前面攻打一座山头，山脚下的人也不注意隐蔽，更有甚者有的在公路上还大摇大摆的走动起来，结果被在山头上的越南人用高射机枪一下子潦倒了好几个。
3月15日最后一天撤军回国途中，一个连队的男卫生员要拉尿了，其实打仗的兵都是男的，他也不知道害的什么羞？偏偏要跑到越南老百姓的一个房角边去拉尿，结果踩中了地雷，人被炸腾空落地后又中了一颗地雷，就这么牺牲了。
(9)创新是战争之魂
越南人很多的战法是跟中国人学的，像《地道战》、《地雷战》和《英雄儿女》中的一些战法都被越南人学会了。他们也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知道埋地雷。
像《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整个阵地摆的都是枪，打完这枝枪后再打另一枝枪。
甚至误导中国军人打完枪后就空着手往后跑，中国军人以为可以抓活的，谁知他跑了一段后在地上又捡了一把枪继续打。其实这都是他事先就设计好的，因为越南人的枪比较多。
中国军人也是很聪明的， 越南人见打不赢后就钻了山洞。
过去日本人拿那些钻地道的中国人没办法，而中国人却办法有的是，要么就丢几个烟幕弹下去，呛的越南人一个个自己跑出来;要么就把整个山洞炸垮了。
最多时一个山洞就打死了70多人，中国这边一个都没有死。还有的越南人钻到了半山腰的浅浅的山洞里，这样中国军人就绳子吊着手榴弹将其炸死;或直接用高射炮将其消灭。
在排雷方面中国军人也有很先进的武器。他们打出一条25米或50米长的像鞭炮一样的东西，然后爆炸，炸出一条1米或80厘米宽的通道。这种以爆制爆的办法很好，不用再去出现用人的身体滚雷的英雄了。
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没有床，垫的棉絮也没有，他们就采了一些树枝和树叶替代棉絮，然后铺上雨衣就可以睡了。为了防止越南人的偷袭，他们把一些吃完的空罐头盒剪烂，丢在哨位的前面。因为越南人喜欢光脚偷袭，正好可以当刺扎他们。
哨兵放哨时贴地观察，枪都是顶上膛的，保险都是打开的。只要发现有人走动开枪就打，不用问口令，也省去的打开保险的环节。
遇有夜间行进时，实行的是责任观察法，即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右面，一个看后面，发现敌人要做到先敌开火。只要坚持这么做，部队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一些炊事员在没有锅子的情况下，利用空罐头盒煮面或煮饭，及时保证了前面战士的饮食供给。一些通信兵利用敌人的即有空明线和高压线通电话，创造了军史上的第一案例，还发明了边架线边通话的放线器，给整个战争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甚至有人提出为减少因炮弹的炸伤，建议将钢盔放大制成一个钢罩，可以把整个人罩住。只可惜已到了战争的后期，做也来不赢了。
(10)“三不”男子汉
即便是今年的战友聚会，还有不少的战友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他们始终固守着当兵时形成的概念，认为这三样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在我们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他的父亲是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别喝酒，别抽烟，别喝茶。他入伍后，把自己号称为“三不”男子汉，在他的影响下全连9名干部，除司务长一人因工作需要抽烟外，其余的均不抽烟和喝酒。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们缴获了一些越南人的酒，全连尽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喝酒的。事实也证明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确实对战斗部队有很多的好处。
像不抽烟，晚上就不存在暴露目标的问题;不喝酒，就不存在迷迷糊糊或睡过头的问题，也不会发酒疯;不喝茶，也就不存在烧开水泡茶喝的问题。
但在后来的一些电影和电视中经常看到表现军人喝酒、抽烟、喝茶的一些镜头，甚至还出现了临战前还喝酒的镜头。
这实在是一种误导，至少不是优秀军人的表现。
其实即便我们回到了营房，遇有逢年过节也是不喝酒的和禁止喝酒的，最多也只是喝一点带甜味的酒。因为我们是野战部队，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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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越自卫反击战战火中走出的27位将军
1979-198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解放军先后有18个野战军参战，使长期没有经历战争的部队得到了实战锻炼，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中高级指挥员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新时期熠熠生辉的一代将星。
1、张万年，上将。1979年对越作战时任43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
以后历任43军军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
1988年9月中将，1993年6月晋升上将。
2、傅全有，上将。1984年老山轮战时任1军军长。以后历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总参谋长。1988年9月中将，1993年6月晋升上将
3、梁光烈，上将。1979年对越作战时以武汉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协助昆明军区杨得志司令员指挥西线作战。以后历任20军58师副师长、师长，20军副军长，20集团军军长，54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1988年9月少将，1993年12月中将，2002年6月晋升上将。现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国务院党组成员，上将军衔。
4、廖锡龙，上将。1979年对越作战时任11军31师91团副团长。1984年收复两山时任11军31师师长。以后历任11军副军长、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1988年9月少将，1993年7月中将，2000年6月晋升上将
5、吴铨叙，上将。1984年老山轮战时任1军参谋长。以后历任第1集团军政委、军长，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1988年9月少将，1994年7月中将，2000年6月晋升上将
6、钱树根，上将。1986年老山轮战时任47集团军军长。以后历任兰州军区参谋长、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1988年9月少将，1994年7月中将，2000年6月晋升上将
7、王祖训，上将。1984年收复两山时任14军副军长。以后历任云南省军区司令员，14集团军军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88年9月少将，1993年12月中将，2000年6月晋升上将
8、徐永清，上将。1986年老山轮战时任27集团军政委。以后历任浙江省军区政委，兰州军区副政委，武警部队政委。1988年9月少将，1995年7月中将，1996年3月改授武警中将，2000年6月晋升武警上将
9、李新良，上将。1979年对越作战时任41军121师副师长。以后历任41军121师师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政委、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1988年9月少将，1993年7月中将，1998年3月晋升上将)
10、朱启，上将。1981年收复扣林山时任14军42师126团团长。1984年收复两山时任14军40师副师长。以后历任14军40师师长，14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贵州省军区司令员，14集团军军长，成都军区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司令员。1990年7月少将，1996年7月中将，2004年6月晋升上将
11、杜铁环，上将。1985年老山轮战时任67军199师政委。以后历任67集团军副政委、政委，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副主任，济南军区政委，北京军区政委。1988年9月少将，1993年12月中将，2000年6月晋升上将
12、固辉，上将。1979年对越作战时任42军124师师长。以后历任42军副军长、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88年9月中将，1994年6月晋升上将
13、张志坚，上将。1985年老山轮战时任67军军长。以后历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都军区政委。1988年9月中将，1998年3月晋升上将
14、陶伯钧，上将。1979年对越作战时任武汉军区炮兵作训处处长，随所在部队参战。以后历任43军师参谋长，武汉军区炮兵部部长，43军军长，成都军区参谋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1988年9月少将，1993年7月中将，1998年3月晋升上将
15、钱国梁，上将。1986年老山轮战时任27集团军军长。以后历任济南军区参谋长、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1988年9月少将，1995年7月中将，2002年6月晋升上将
16、史玉孝，上将。1984年老山轮战时任1军政委。以后历任南京军区副政委、政委，广州军区政委。1988年9月中将，1994年6月晋升上将
17、姜福堂，上将。1985年老山轮战时任67军政委。以后历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政委。1988年9月少将，1993年7月中将，2002年6月晋升上将
18、李乾元，上将。1984年老山轮战时任1军副军长。以后历任第1集团军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1988年9月少将，1996年7月中将，2004年6月晋升上将
19、刘冬冬，上将。1987年老山轮战时任47集团军139师政委。以后历任4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21集团军政委，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政委，济南军区政委。少将授予时间不详，1999年7月中将，2004年6月晋升上将
20、朱增泉，中将。1986年老山轮战时任2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以后历任27集团军副政委、政委，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总装备部副政委。1988年9月少将，1996年7月晋升中将
21、粟戎生，中将。1985年老山轮战时任67军参谋长。以后历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24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0年9月少将，1999年7月晋升中将
22、张海阳，上将。1986年老山轮战时任21集团军61师政委。以后历任总参兵种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27集团军副政委、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1995年7月少将，2003年7月晋升中将。2009年07月20日晋升上将
23、姚双龙少将，1981年收复扣林山时任14军42师126团团长。以后曾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现任西藏军区司令员。
24、何其宗中将，1984年收复两山时任11军副军长。以后历任11军军长，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8年9月少将，1990年7月晋升中将。
25、蒙进喜中将，1984年收复两山时任11军副参谋长。以后历任11军参谋长，14军军长、14集团军军长，昆明陆军学院副院长，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司令员。1988年9月少将，2001年7月晋升中将。
26、马秉臣中将，1984年收复两山时任11军军长。以后历任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副司令员。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
27、刘昌友少将，1984年收复两山时任14军40师师长。以后历任14集团军副军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云南边境排雷总指挥。（本文转载自360图书馆，图片均来自百度百科）
揭秘10位独臂开国将军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1614名开国将帅中，唯有10位独臂将军独具风采，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在谈及这些开国将军时，曾经感慨万千地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呢？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
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名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第一独臂将军
上将彭绍辉：3次手术断左臂
彭绍辉(1906.9.6—1978.4.25)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曾称他是自己的真老乡。1928年7月22日，彭绍辉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部举行了著名的平江起义，他在红五军十三师七团当班长，并在这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红五军与当地工农游击队合编后，彭绍辉先后任第二纵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队长，第二大队教导队队长、大队长等职。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彭绍辉被提升为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
1931年初，彭绍辉在战斗中先后两次负伤，伤愈后，调任第三师第十团团长，指挥第十团参加了东固方石岭战斗，歼灭了韩德勤师，俘虏了大批敌人。
1931年秋，彭绍辉后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参谋长。1932年6月，彭绍辉升任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时年26岁。同年底，蒋介石又调动90多个师，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
1933年春，彭绍辉带领的红三军团第五军1师，隶属彭德怀指挥，参加工农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3月21日，国民党第十一师进犯草台岗地区，彭德怀在电话中告知彭绍辉，拿下制高点霹雳山，是取得此次反“围剿”胜利的一个关键，必须成功。彭绍辉给彭德怀保证：“不拿下这个制高点，我就不下山来。”
凌晨，彭绍辉带领两个团向草台岗开进，准备攻取制高点霹雳山。霹雳山地势险峻，两军对垒相持不下，红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向前，直至中午，才占领山头。当敌人向山下溃败的时候，彭绍辉在敌人丢弃的满山遍野的枪弹之中，拾起一枝步枪，奋不顾身地同战士们一起冲下去。刚冲到半山腰，他左臂连中两弹，骨头被击成几截，血如泉涌，但他仍顽强地指挥作战。彭绍辉被送进了医院，由于伤势严重，医生告诉他必须实施手术。为了保住手臂继续革命，他要求实施局部手术，但由于条件所限，伤口反复感染，努力3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只能截肢。彭绍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第一位独臂将军。
彭绍辉伤愈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准备安排他去地方工作。彭绍辉当即表示：“我虽没有了左臂，但还有右臂，而且还很年轻，还能同敌人进行战斗。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部队，不离开战场。”对他的恳切要求，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表示不同意。彭绍辉便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见彭绍辉意志坚定，于是答应了他，并勉励他说：“绍辉同志，你虽然身体残废，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可嘉的。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彭绍辉就这样又回到了红三军团。在这年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彭绍辉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4月，在光明山战斗中再次负伤的彭绍辉，伤口刚刚愈合，又奉命到肖华任政委的少共国际师任师长。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彭绍辉奉命率领第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掩护红三军团转移。红三军团刚一行动，敌人就追了上来。为阻击敌军，第十五师在石城大脑寨一带摆开了战场，彭绍辉和肖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撤出战斗。
1935年6月，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参谋长。9月，张国焘拒绝接受中央北上方针，扬言要另立中央。彭绍辉听了，心情异常不安。一天晚上，军长和政委都到总部开会去了，他突然接到叶剑英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关系破裂，望你们迅速赶来，跟中央北上。
彭绍辉知道事态严重，便与一些同志连夜出发，去赶中央红军，被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现。陈昌浩将他们堵在路上，训斥了一顿，随后，把他们带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附近的一间房子里住下。彭绍辉一连两夜睡不着觉，在床上写了一封长信，向朱德报告情况，托红九军团一个同志代为转呈。不料，此信竟落到了张国焘手中。张国焘十分恼怒，派人通知彭绍辉去谈话。
彭绍辉从未见过张国焘。他走进屋，看到朱德等很多人在开会，正想给朱德总司令敬礼，不料此时，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蓦地站起来，将彭绍辉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并严厉责问他见了张(国焘)主席为何不敬礼，为什么反对南下和反对张主席，反对成立新中央。说着，竟然掏出驳壳枪，推上子弹，把枪口顶在彭绍辉的胸膛上。在这紧急时刻，朱德夺过驳壳枪，厉声说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那人见朱德下了他的枪，便抡起手给了彭绍辉一个嘴巴。朱德十分气愤：“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而张国焘则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朱德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然后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彭绍辉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我的命是朱总司令从枪口下抢下来的。”
1936年8月，彭绍辉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1939年3月，彭绍辉调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回到晋西北，创建根据地。
1943年3月，彭绍辉调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年底以后，改任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的军事生涯似乎与军事院校有着不解之缘，因而被人称为“校长将军”。1948年8月，晋绥吕梁军区的部队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翌年1月，第七纵队又改为第七军。彭绍辉先后担任纵队司令员和第七军首任军长。
解放后，彭绍辉曾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条令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为我军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8年，4月25日凌晨，彭绍辉的病情突然恶化，胸部夹层动脉瘤破裂，不幸去世，享年72岁。
上将贺炳炎：木锯锯掉右臂
贺炳炎(1913.2.5—1960.7.1)湖北松滋人，原名向从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与父亲一道参加红军，首次参加战斗时，手握菜刀独身冲入敌阵，左砍右杀，令敌胆寒，人称“贺小龙”，后来果然成为贺龙之爱将。1935年12月，年仅22岁的贺炳炎已出任红5师师长，他率部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在云南的一次激战中，贺炳炎的右臂被炸成肉泥，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迫不得已要实行截肢。当时不仅没有麻药，甚至连手术器械都没有，救护医生好不容易才从老乡那里找到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了重伤的右臂。贺炳炎让卫生员将自己反绑在门板上，嘴里塞上毛巾……手术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他几次昏死过去，嘴里的毛巾被咬得稀烂。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5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全国解放后，贺炳炎历任第1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影片《太行山上》感人至深，其中独臂团长的原型就是贺炳炎;香港著名演员梁家辉为其英雄事迹所感动，分文不取饰演这一角色，取得巨大成功。
中将余秋里：左臂溃烂生蛆
余秋里(1914—1999.2.3)1914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原国务院副总理。
1929年，余秋里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长征中，余秋里和独臂将军贺炳炎同属一个部队，就在贺炳炎断臂3个月之后，时任红6师第18团政委的余秋里左臂受伤。
指挥战斗 左臂屡中弹
1936年2月，贺龙总指挥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行进至黔滇交界的乌蒙山区。3个月前，当红军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敌人就纠集了大量兵力包围阻截红军。3月12日，国民党万耀煌部突然改变行军路线，折向镇雄方向，妄图在那里阻截、包围红军。这时，时任红二军团18团政委的余秋里接到贺总指挥的命令，要他们火速前进到哲庄坝，截击敌人。余秋里率团队赶到干沟梁子。红军占领了制高点，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死伤累累，滚落到沟底。敌人缩进了一道山沟，凭借着有利的地形进行顽抗。成本兴(成钧1911-1988)团长站起身来观察地形，选择进攻路线。突然，余秋里发现逃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已部署完毕，正准备着向我方阵地射击，他高喊一声“危险！”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一把把成团长拉倒在地。话音未落，一排子弹射来，击中了余秋里的左臂。他简单包扎一下伤口，随战士们冲向沟底。
正在这时，余秋里接到我军将撤出战斗，要求18团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命令。就在他带领部队冲上山顶时，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了过来，又打在他那已负伤的左臂上，喷涌的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衣衫。余秋里低头一看，打断的骨头白茬已穿出皮肉，有两根筋露在外面，微微颤动。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并用绷带把左臂挂在脖子上，与成团长一起继续指挥战斗。
条件艰苦 无法动手术
此役，红军把正在行进中的万耀煌纵队拦腰截断，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万耀煌溃乱中只身脱逃。敌人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围追堵截，红军每天都要打仗和行军，根本没有时间对余秋里进行治疗，更不用说动手术了。
这时，朱德总司令来电，命令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设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渡江前，总指挥部派人给余秋里送来一床鸭绒被。当时他的伤口已经发炎，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之中。他全然不知地被战友们抬上小船，在大家的保护下渡过了江。渡过金沙江后，部队进入康藏地区，彻底摆脱了十几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部队开始在中甸地区的格罗湾休整时，贺总指挥，任弼时政委指示医院领导：可利用这段休整时间，为余秋里做手术，把他的伤好好治一治。医院领导回答：“部队过金沙江时，因不慎医疗器械全掉进江里，现在已无法做手术了。”
一天，曾任红军18团团长、后任师长的贺炳炎专程来看望他，劝道：“老余呀，干脆把手锯掉算了，像我一样，当个‘一把手’，多省事。我现在不照样干革命，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余秋里摇摇头说：“不能锯，我还要留它干革命呢！”1935年12月，贺炳炎率部在云南瓦屋塘同敌人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右臂不幸中弹。医生为了保全贺炳炎的生命，用最原始的木锯为他作了截肢手术。
危及生命 将军痛断臂
1936年3月，红二方面军抵达甘孜后，余秋里的左臂愈加疼痛，医务人员打开绷带，伤口上已爬满了白蛆，用止血钳轻轻一击，一层白蛆落地。但因为当时仍然检查，只见整条臂膀已发黑萎缩，无医无药，只得重新换上新绷带，让他躺在担架上，抬着继续前进。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徽县，医生见余秋里伤势越来越重，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治疗就有生命危险。手术是在缺医少药的恶劣条件下进行的，没有专门的医疗器械，只能用临时找来的锯条代替。方面军卫生部长侯政决定亲自为余秋里实施手术，当时正好打了一个胜仗，缴获了一批医疗器械、消毒棉和纱布。手术时，侯政用缴来的镇痛剂先给余秋里注射，由于不知该药的使用剂量标准，一针下去，余秋里就昏迷过去了。侯政先刮掉余秋里臂上的腐肉，再用一把自制小锯锯断其坏骨，然后又忙着抢救失去知觉的余秋里。经过抢救，余秋里才缓缓苏醒过来。醒来后，他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自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又多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独臂将军。
50多年后，著名的西方记者索尔兹伯里著述著述《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时，当他听到余秋里断臂的经历后，耸耸双肩，欣赏地赞叹道：“余先生，你真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可敬可敬。”图为1986年6月，在检阅主席台上，向南京军区某部指战员致意。
颇为巧合的是，1939年，余秋里与贺炳炎这两位大难不死的独臂将军，在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三支队分别担任政委和司令员，成为威震敌胆的“一把手”将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一二○师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晋绥野战军纵队政治委员。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一师政治委员，6月起任第一军副政治委员，后兼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青海军区副政治委员。
余秋里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毛泽东称赞说：“余秋里是帅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起任中共川西区党委委员、常委，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1954年12月任解放军总财务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党委书记。1957年5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党委第二书记。1958年2月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59年9月，在大庆地区发现石油资源以后，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1964年1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领导中央“小计委”工作。1966年9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由余秋里和谷牧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1970年6月任国家计委革委会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组书记。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其间：1982年10月起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中将晏福生：断臂跳崖死而复生
晏福生(1904—1984)湖南醴陵人，原名晏国金。1936年秋，国民党胡宗南部直逼红二方面军贺龙率领的部队，9月7日，红军第6军团16师从甘肃两当县出发为大部队开辟通道，政委晏福生、师长张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部队行至罗家堡附近，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晏福生指挥部队杀出一条血路向北突击。突然，敌机向我阵地俯冲轰炸，一枚炸弹落地，晏福生来不及躲闪，右臂被炸断，当时血如泉涌，晏福生抓把泥土堵住伤口继续战斗。部队边打边冲，敌人越聚越多，晏福生怕连累大部队，将密电交给警卫员后，自己引开敌人掩护战友突围，最后纵身跃下山谷。战斗结束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以为晏福生牺牲了，在干部大会上沉痛建议为晏福生同志默哀3分钟，不料晏福生拖着受伤的身躯奇迹般地回来了。
原来他为当地群众救起，犹如死而复生。由于伤势严重，1936年10月，晏福生的整条右臂被截去。抗日战争时期，他是著名的359旅政治委员。共和国成立后，晏福生曾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少将彭清云：白求恩为其主刀
彭清云(1918—1995)江西永新人。1938年10月，日军常冈宽治中将经过广灵到前线督战，八路军组织部队在此伏击。彭清云被任命为突击队长，他率领719团1营及717团9连官兵向敌人猛扑，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彭清云是有名的神枪手，一枪击中了一个日本指挥官，事后得知，那名日本军官正是常冈宽治。主将阵亡，日军阵脚大乱。但是随后增援的日军部队火力非常凶猛，彭清云为抢救战友，右肘关节被子弹击穿，动脉血管破裂，流血不止。
战斗结束后，彭清云被送往后方医院抢救，因伤势严重，不得不截肢，白求恩大夫亲自主刀为其截去右臂，并天天帮他清洗伤口、换药，精心呵护才使他大难不死。解放后彭清云曾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少将左齐：独臂将军是秀才
左齐(1911—1997)江西永新人。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左齐积极投入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去。由于他工作积极，斗争性强，于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7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期间，曾任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4年8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左齐用步枪击落一架敌机，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特地打电话祝贺，赞扬左齐“步枪打落飞机是全军首创”，受到全军通报嘉奖。
抗日战争时期，左齐先后担任旅部作战参谋、侦察科长、七一七团参谋长、政治委员等职。他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直接指挥下，在晋西北与日军鏖战了5个春秋，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1937年11月17日，日军运输队大摇大摆地进入我717团伏击圈，时任团参谋长的左齐率部向敌人猛冲。日军在八路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下，收缩兵力，龟缩到汽车底下抵抗。但是不久，我军的重机枪突然卡壳，日军开始向八路军疯狂反扑。左齐焦急万分，纵身跃进机枪阵地排除故障。敌人发现这一情况后，集中火力向我机枪阵地扫射，一排子弹打中了左齐的右臂上部，顷刻间鲜血直流。机枪故障排除，我军火力重新发威，左齐不顾自身安危带领战友全歼日军200多人，烧毁汽车35辆，缴获大炮3门、步枪60多支。但他自己因失血过多，晕倒在阵地，后经白求恩大夫实行截肢手术保全了性命。左齐被称为一代儒将，是红军中有名的秀才。右臂伤好后，他用左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大地穿上云的衣衫/洁白美丽的母亲啊/请不要伤心/你又添了一个断臂的儿男……”
解放战争时期，左齐任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左齐曾任南疆军区政委，他认真执行毛泽东主席“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指示，在南疆着力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调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在新疆生活、工作、战斗了20多年，为建设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十年代，左齐任济南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少将陈波：滚雷实验失右臂
陈波(1908—2009.12.3)河南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任鄂豫皖红一师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第一师一团副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团副团长，援西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参谋长，副团长，太行军区荣军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区反“扫荡”战斗激烈而频繁，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武器弹药也得不到补充。八路军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创建了黄崖洞兵工厂，条件好时可以生产一些手榴弹，差时只能勉强生产滚雷。由于生产设备差、原料稀缺，滚雷质量并不高，若要形成战斗力，需要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
时任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副团长的陈波负责这一工作，1941年3月，他在讲解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后，独自抱起一只西瓜大的滚雷为大家做示范，下蹲、隐蔽、按雷、擦火，“嘣”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顷刻间硝烟弥漫，陈波倒在血泊之中。经过奋力抢救，陈波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仅剩一条胳臂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通化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参谋长，东北护路军南满指挥部司令员，东北铁路公安总队副总队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副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波曾任东北铁路公安总队总队长，司令员，师长，总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政委，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曾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9年12月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少将童炎生：榴弹试投五指炸飞
童炎生(1911—1985)江西安福人，1944年10月，八路军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敌人大批手榴弹，当时大家都不会使用。时任团政委的童炎生为了掌握使用方法，率先进行实弹试投，不料手榴弹在手中爆炸，右手五指被炸飞，从手腕处做了截肢手术。童炎生杀敌心切，伤口还未愈合就回了部队，结果伤口感染病情加重，只好做了第二次手术，截去右臂。共和国成立后，童炎生曾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少将苏鲁：连环雷响断左臂
苏鲁(1902—1976)湖南浏阳人，原名苏达余。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第十八师五十二团排长、副连长、连长，第五十三团副营长、营长。1934年，苏鲁任第五十三团副团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三大队大队长，特务二队大队长，第二十五团团长，参加百团大战，亲自带领三营参加围歼关家垴号称精锐的日寇冈崎大队，指挥九连指导员艾培悟带一个连担任阻击，掩护部队转移，在大战中先后进行各种战斗十五次，胜利完成战斗任务受到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首长的嘉奖。1945年初，苏鲁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大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副司令员。1947年，苏鲁任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一八四师副师长。
1949年1月，平律战役结束。全军实行统一编制。苏鲁所在的四十三旅改为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任副师长。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对太原总攻击的外围作战，一八四师奉命攻击太原东门外的红房子据点。
战斗打响后，一八四师进攻部队连续冲击，但因敌人垂死挣扎，加上通往红房子是一片开阔地，地形对我不利，虽付出了极大代价，却未成功。苏鲁非常焦急，决定亲自率领突击排拿下红房子，给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于是他扭头对师长、政委说了句：“让我看看去！”便跃出指挥所，向前沿冲去。师政治部主任时云峰见状，也跟着跃出了指挥所。
突击排在苏鲁、时云峰的带领下，很快进入敌人的布雷区。走在前面的突击排长排除两颗地雷后，刚迈两步，不想陷入敌人的地雷群，踩响了连环雷，开阔地上顿时爆炸声连成一片。时云峰不幸当场牺牲。苏鲁右大臂被炸得筋断骨折，鲜血泉涌。不过他们突击排的战士们，终于用鲜血和生命为部队开出了一条通道。后续部队高举红旗，踏着战友们的鲜血，呼喊着冲上去，一举消灭顽抗的敌人，攻下了红房子据点。
苏鲁看着冲上去的部队，微笑着，用左手抓着断臂，大声喊叫：“狠狠打！狠狠打！”这时担架队员跑了过来，让苏鲁坐上担架。苏鲁明白前沿部队更需要担架，因此坚持不坐，咬紧牙坚强地和负伤的警卫员互相搀扶着一起来到战地医院。由于伤势过重，他的右臂无法保留，当即手臂从大臂三分之一处做了截肢手术。
翌日，太原解放。人民解放军又马不停蹄地跨越汾河、黄河，向大西北进军。部队出发前，苏鲁的老警卫员邓天顺到医院看望他。邓天顺摸着老首长那空荡荡的右袖筒，嗓子哽咽了。看到邓天顺难过的样子，苏鲁却说：“没什么嘛，一条胳膊照样干革命嘛！”
新中国成立后，苏鲁曾任山西省军区长治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初春，当了5年长治军分区司令员的苏鲁，刚忙完一年一度的冬季征兵任务，省军区司令员、政委找到他，向他传达了组织上让其离职休养的想法。苏鲁不愿离开部队，自愿申请去守军火库，苏鲁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部第四九五仓库库长。苏鲁当了库长后，以库为家，整天忙碌，不是钻进这个窑洞查湿度，就是钻进那个窑洞查锈情。风天，雨夜，他睡不着，便一个人悄悄起床，抄起手电筒到库区巡逻。在他的影响下，他的爱人张国英和孩子也都加入到了巡库的行列中来。
1955年9月的一天，苏鲁突然接到命令，进京授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苏鲁少将军衔。授衔时，周恩来握着他的左手说：“苏鲁同志，你为人民立了功，我代表人民感谢你。”
苏鲁却回答：“我做得很不够，人民给我的太多。”
授衔完毕，苏鲁被华北军区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苏鲁和省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等回到山西后，省军区立即给他安排了办公室。司令员还专门派人将苏鲁的家由剪子湾搬进军区大院。就这样，从1955年9月到1975年退居二线，苏鲁在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整整干了21年。
1976年12月，苏鲁因病医治无效在山西去世。
少将廖政国：手榴弹在手中爆炸
廖政国(1913—1972)河南息县人，1930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0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一师政治部少年宣传队任副队长。次年2月调师参谋处任参谋，参加了攻打双桥镇，活捉岳维进。接着又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黄梅、英山、霍山等战斗，因作战勇敢，1932年1月调到黄安独立团任连长。同年10月，在军委警卫营当副营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河口战斗，跟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12月从陕南城固出发，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通江县境，开辟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和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的六路围攻等战役。历任红四方面军警卫营连长、副营长、营政治教导员等职。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由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他奉命参加前梯队负责侦察工作，历尽艰难，两过草地，使前梯队顺利完成预定任务，为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第二年2、3月份先后在四分站和一分站任站长，负责转运工作，并参加了攻打天全、芦山等战斗。
1937年3月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行动，到甘肃河西走廊时西路军战斗失利，在大南山、江弯寺一带被国民政府军队冲散，他与战友们沿途讨饭，生活极端困难，但坚定地向延安方向前进。历时近两个月，在镇源附近被组织上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六队学习。翌年2月毕业后，调皖南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营长，率部活动于江南一带，指挥了溧水、白土、龙潭等战斗，开辟了江南根据地。1939年该部与地方游击队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廖政国任支队长。指挥了松山、谷山等战斗，消灭反共反人民的“忠义救国军”，并率部夜袭日本侵略军重兵把守的上海虹桥机场。11月，所部改编为挺进纵队一团。1940年他任一团参谋长，参与指挥了消灭日军的金牛山、板塔集和保卫郭村等战斗。不久，被任命为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第四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如皋、丰利战斗，与日本侵略军血战了七昼夜，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同年10月率部参加了黄桥战役。
新四军在黄桥整训时，部队官兵反映缴获来的手榴弹效果不好，三个才能炸响一个，而且引爆速度快慢不一。为了查明原因，找到改进办法，时任团长的廖政国亲自试投，终于找出了手榴弹的毛病所在。回到宿舍后，廖政国拆开一个手榴弹进行验证，没想到意外发生了，螺丝刚刚拆下，手榴弹就冒出白烟。廖政国完全有时间把手榴弹扔出去，但如果向外扔，很可能炸伤正在集合的官兵，而若往里屋扔，团政委又在里屋办公。万般无奈之下，廖政国选择了把手榴弹高高举过头顶，让手榴弹在手中爆炸。当时战地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条件很差，在治疗过程中，伤口严重恶化，只好截肢，失去右手，成了“独膀子”。1942年底任一旅参谋长兼一团团长，1944年8月部队精简整编时任一团团长，年底在曹甸任教导旅旅长，在此时期内先后指挥了攻打淮安、车桥战役和沙沟等战斗。1945年春调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在浙东反顽战斗中又参加新登、孝丰等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率部在华东地区作战，参加了兖州战斗和泰安、鲁南战役的外线出击，以及孟良崮、枣庄、莱芜、鲁西南、豫东和淮海等许多著名的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他所在的第一师受令在砦山、塔山、蛤蟆崮、复浮山、界牌等地域阻击国民党军整二十五师、六十五师、一六〇旅东援的任务。在近60公里的阵地阻击战中，廖部英勇顽强，挡住了国民党部队的轮番进攻。1949年2月任二十军参谋长，先后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
1950年任二十军副军长，率部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斗，代理军长职务，率全军参加二次战役、五次战役等著名战斗。1951年5月，成功地指挥了该军在华川以北、金城、金化东南地区的山地防御战，全军轮番打阻击战50余天，取得了歼敌2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先后8次负伤，有“独臂将军”之称。
1953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军长，该军所属第六十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及防化兵的配合下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及大陈岛的战斗。195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年先后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舟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
文革中，在严峻的斗争中，廖政国坚决采取各项措施，为稳定警备区机关、部队，加强战备、保卫上海的海边防和警备任务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廖政国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余党的打击迫害，制造了大量的诬蔑不实之词，强加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他调离上海警备区，甚至逝世以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余党对他的诬蔑攻击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979年6月2日，上海警备区专门召开了平反大会，为廖政国将军彻底平反昭雪，并对受株连的所有人员和家属恢复名誉。1972年在南京逝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开国将帅人物谱》、《开国上将彭绍辉》、《毛泽东特批免于敬军礼的开国上将贺炳炎》、《我国唯一断臂开国中将副总理》、《开国中将晏福生传》、《开国少将彭清云传》、《开国少将左齐传》、《开国少将陈波传》、《开国少将童炎生传》、《开国少将苏鲁传》、《开国少将廖政国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