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的月亮圆 第五次反围剿迷信苏联顾问李德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一年之中，两人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些什么看法？怎样评估苏区的武装斗争？如何使这一斗争再进一步发展？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实说明，这段时间使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苏区。动身前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布劳恩并不缺乏去苏区的勇气，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况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正在来上海途中，博古走后他在上海将很快无事可做。这些都是他愿意跟博古去苏区的理由。

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个： 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意见时，他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他要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事情并非奥托？布劳恩想像的那么简单顺利。他后来回忆说，“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到底是几封，他也说不清。

隔了一段时间，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

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似乎是要通过这个指示让远东局、中共临时中央和奥托？布劳恩明白两点：

其一，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

其二，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显然，共产国际没有帮助李德完成身份转换。只是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布劳恩后来说，“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从来不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真正由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从上海给李德发电报，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帮助了解情况的临时助手而已。

一直到进入苏区，布劳恩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微妙。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起初他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容他这样讲下去。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热情扬溢的博古便展开了他的演说才能：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 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还给他戴上一连串“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李德。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奥托？布劳恩从军校毕业时间并不长，开始还不适应“李德”这个名字，不适应“太上皇”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见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他这个顾问具有极大的权力，而且他在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他说对了。年轻的博古需要旁边有个钟馗，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对他一窍不通的军事工作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钟馗。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奥托？布劳恩逐渐熟悉了李德这个名字，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来了。

他与博古商量以后，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 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套老战法。

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

11月11日，寻淮洲率新成立的红七军团进攻浒湾，遭敌夹击，彭德怀率三军团赴援。陈诚以部分兵力牵制我三军团，以主力向七军团猛攻。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寻淮洲率部仓忙后撤。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在多次向敌阵地冲击过程中，遭密集火力杀伤和低空飞机扫射，伤亡重大;两个军团伤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从敌人堡垒间隙北出，配合三军团作战。17日，陈诚以10个师兵力从侧面出击，企图断我归路;另以5个师向我发动正面攻击。云盖山、大雄关一带，一军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

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 ：“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革命军人。

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 三岬幛、乾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幛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下一个，便是李德亲自出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几乎将红军主力拚光、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的广昌战斗。

4月10日，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十一个师进攻广昌。 面对敌军的严重攻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共九个师坚守广昌。博古、李德赴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直接指挥。司令员在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

4月中旬，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下达。 命令签署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

“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的顽强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的粉碎五次‘围剿’。”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

“我突击力量应该努力隐蔽的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敌火下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的消灭敌人。”

从这些令很多指挥员费解的西化语言中，人们活脱脱看见的是李德。

陈诚以10个师构成5公里宽的攻击正面。5个师为河西纵队，5个师为河东纵队，一个师为预备队。以河东受阻则河西推进、河西受阻则河东推进战法，夹抚河两岸交替筑碉，向广昌推进。

红军9个师，敌军11个师。这是一场以主力拚主力、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搏斗。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被压缩到了广昌一隅。

陈诚的主力在河西。其起家部队十一师、十四师都在那里;河东部队相对较弱。李德抓住这点，计划以九军团和红二十三师在西岸牵制敌主力;以主力一、三军团和五军团十三师集中在抚河以东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对河东之敌实施短促突击，给其以歼灭性打击。

结果弱敌不弱。我主力一、三军团还未突击，敌河东纵队就向大罗山、延福嶂发起猛攻。河西纵队也乘红军主力集中东岸作战之机，4月14 日突破九军团阵地，占领甘竹。

河东红军主力也未顶住敌河东纵队，于19日丢掉了大罗山、延福嶂阵地。

计划好以我弱旅吸敌主力，以我主力歼敌弱旅，反被敌以弱旅胶着我主力，以主力突破我防线。

敌人似换了一个人。我们也似换了一个人。

4月27日，陈诚指挥河西河东两岸敌军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

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

广昌保卫战是李德战略战术发展的顶点，红军损失巨大。战斗持续18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在广昌已经奠定。

红军在广昌的确战败了。因为失败，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例如说在战前就提出了口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 “胜利或者死亡”;其实这些口号是4月28日《战斗报》发布的。发布之日， 红军已经退出了广昌。

又有文章说“博古和李德害怕敌人突破所谓根据地的门户广昌，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这就偏离当时的事实更远了。西班牙内战发生在两年之后。没有人能够用1936 年底发生的保卫马德里战斗， 来形容1934年4月的广昌。

李德的作战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巨大，事实已经铁一般地摆在了那里。脱离了事实的感情升华和添油加醋，只能使想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的人们，陷入另外一种迷雾。

李德的翻译之一王智涛说：“他是由上海那个真正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

如果来苏区的不是假顾问李德，而是真顾问弗雷德，中国革命的运气是否能够稍微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春天来华。他在中国时间虽短，却于6月13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中央苏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以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取苏联可能的武器支援。

连国际代表尤尔特和还未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即使如此，弗雷德对提出异议的苏区中央局还去电严厉申斥：“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

有个正式头衔，说话口气便不知比李德强硬出多少倍。

为了弗雷德不切实际的空想，红一方面军只有按照其意由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守原地，以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

幸亏弗雷德来华时间不长。否则“长电”之上再加几封“长电”，李德之上再多个弗雷德，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便真要雪上加霜了。

弗雷德来去匆匆，1934年春天便离开中国。

他后来成名于西班牙战场。真正的“保卫马德里”去了。看来他在那里更有成绩，人们称他克勒贝尔将军。

欧洲更适合于他。

李德也是如此。

李德的身影中，人们总看见博古。博古的错误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 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权。但他最后有了指示权、决定权。那不是共产国际决定、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有人说，博古当时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话说得刻薄了一些。不懂军事向别人请教，无可非议，哪怕被请教者是个外国人。如果仅仅如此，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起初的确局限于请教。但后来则想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塞到里面。借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于是李德变成了钟馗，用他来“打鬼”───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特战法的人。

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毛泽东。

当时的左倾中央，无一人想起要向苏区中自己的同志请教。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从地理气候上说，中国经常是东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干寒气流的交汇地点。1931年这两股气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 新加坡生成的热带台风卷走了牛兰夫妇，西伯利亚南下的强劲气流却把奥托？布劳恩送到了中国。

历史链条的某些环节，总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组成。没有那个倒霉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要说命运的话，这是李德的命运，也是中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