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撞船之后中国对越关系大逆转 美国原形毕露
越南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邻国，在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上似乎都不太突出，但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越南却成为中国一个最突出的麻烦制造者，双方在1979年的战斗极为激烈，此后10年间，两国军队间的冲突时常发生。
然而，在新世纪伊始，中越关系却异常乐观，两国分别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12月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标志着此前被双方争夺数十年、一度大打出手的陆上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解决。
就在人们乐观地憧憬着中越南海问题也会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时，中越关系却突然进入了下坡路。
这条下坡路在2011年终于演变成中越关系的紧张局面：越南对南海问题的寸步不让以及越南在南海非法控制区的军演使得中国人再次把目光聚焦于越南这个已经被很多人遗忘20年的邻邦。
而相较于中国时常对越南表现的漠不关心，越南却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消息，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行为，这种关心表现了越南对华安全认知的敏感性。
中国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若干个海上邻国，其中也不乏将中国视作威胁、同中国时常发生边界冲突者，但越南在这些国家中非常特殊，它的特殊性可以在3个层面上进行分析。
首先，越南作为中国的一个邻国，其对华安全认知具有大多数中国邻国的一些共性，在这一层面上，越南同印度等国大同小异。第二个层面是，越南作为一个长期收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它同中国的交往如同韩国等国一样，充满很多矛盾性。
第三个层面，也就是越南自身的特性、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这些使得越南对华安全认知出现了其他国家不曾产生的看法和心理。
首先来分析一下越南作为邻国对中国的安全认知。邻国之间交往的最大问题莫过于领土纠纷，既然是邻国，双方就拥有共同的边界线，而经过变动的边界线往往通过武力方式甚至战争而实现。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自从民族主义崛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的被剥夺感。”在邻国之间维持彼此的安全互信异常困难，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也难以彻底解决。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国之一，对中国的安全认知会持续充斥负面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就涉及到制衡了。在被明确解释过的三种制衡理论中，威胁制衡论的行为体是不论国家大小的。沃尔特提出，国家之间结成联盟的关键在于“制衡威胁”，而取决威胁程度的四个因素中就包括地理邻近度。
不要忘记的是，“东盟成立的时候只是美国的一个小伙伴，如今则力图维持其他大国势力的平衡，避免某一大国的势力做大。张锡慎也在其书中写道，越南早已在1995年加入了东盟，中越的纠纷得到了东盟的关注。
现在，同中国一样有边界争议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东盟成员国同越南一道，有“使用一个声音”同中国谈判的行为，可以看出，东盟有关成员国有利用东盟组织进行结盟制衡中国“威胁”的偏好。
所以，在制衡中国方面，越南同菲律宾等国有着相近的安全认知，今年越、菲两国相互呼应，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也印证了这种意图。
当然，越南对中国安全认知的背后还是少不了其他大国的影响，尤其是新世纪，美越关系超乎想象地迅速改善，就如同中美在20世纪70年代关系的迅速改善一样，首先由于合作可以产生的利益最大化。
中国在70年代承受着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越南也认为自己目前面临着中国的威胁，美国为了对中国进行制衡自然也乐于拉拢越南与之合作。而且不仅仅是越南，中国周边许多国家也出于同样动机同美国合作，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军事交流也会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的紧张态势、使问题复杂化。
更危险的是，某些国家甚至高估了美国对其支持程度，对中国的挑衅行为也超出了美国允许的范围，直至美国都开始呼吁南海问题各方保持克制。
其次，来分析一下越南作为中华文化圈内国家对中国的安全认知。如果按照文明冲突论来判断，中国、越南与韩国等国家应该同属所谓的“儒教文化圈”，考虑到“儒教”是否是一种宗教存在争议，姑且将越南算作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
如果用文明冲突论来衡量中越关系，那么双方应该充满亲近感，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圈内国家的认知更为复杂和微妙，尤其是中华文化圈。因为该文化中基本上是完全以中国为中心的，不论越南还是韩国，其文化绝大多数是中华文化的刺激扩散甚至是迁移扩散。
自身文化的缺失会令这些国家对中国产生抵触，因为它们觉得自己会比中华文化圈外的国家更容易被中国同化。越南和韩国也都在上个世纪进行了去中国化行为，越南人使用的根据汉字创造的“字喃”被拉丁拼音取代，韩国人也更乐于使用谚文而非汉字。
可见，中华文化圈中的越南对中国作为威胁的认知不仅是军事上或者领土纠纷，也包含了对文化侵略渗透的恐惧。
但另一方面，同一文化圈内的国家在交往上确实更加方便，而这也是中越关系当中的一个积极因素，这个因素能否很好地利用可能会成为中越两国能否维持和平的关键，尤其是软力量学说在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流行，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而中华文化对越南千年的影响至今仍然是中国对越使用的一种软力量。
正像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留学日本一样，现在越南在中国留学生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截至2007年，越南在华留学生数量已位居在华外国留学生数量的第四位。
除了地理相邻和成本相对低廉外，共同的文化和心理也是越南人选择留学中国的原因。除教育外，越南发展迅猛的旅游业亦吸引了大批中国游客前来观光，位列越南前10个国际客源市场之首。还有就是经贸，中国目前也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当然，这些双方已形成的相互依赖有地理相连的原因，但并不是每个邻国之间的往来都能像中越这样紧密，中越贸易几乎是中国陆上贸易中最繁忙、规模最大者，双方共同的文化使得彼此产品更能为对方所接受，也令双方在交流时更能了解对方的意图，较少地涉及对方的禁忌。
而乐观的是，越南对中国的依赖要远远大于中国对越南的依赖，毕竟中国是大国，可以忽略同越南的贸易，但越南绝不能忽略中国这个北方的庞然大物。
这令越南处理对华关系时必须格外慎重，即使确实对中国感到恐慌也不能意气用事，正如今年越南部分人号召的抵制中国货的运动阻力很大，因为越南人几乎全民使用的交通工具——摩托车大部分产自中国。
同时，中越的相互依赖也更多地表现在民间，与中俄、中国-中亚以能源为主的贸易不同，中越的贸易多为民间商品的交换，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国有大型企业，民众在日常的交往中形成的感情更为直观。
综上，越南作为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其与中国形成的相互依赖可能会阻止越南对华安全认知的负面印象演变为战争，那么双方针对矛盾采取的行动就只能停留在制衡的层面上。
再次，来分析一下越南作为个体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按照博厄斯主义(历史特殊论)的观点，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特殊的历史。越南虽然只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的其中一员，但它自身的历史又具有独特性。
最突出的就是越南经由中国统治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越南北部自秦末汉初(公元前3世纪)时并入当时割据两广的南越国版图，直到五代十国后期(10世纪)，统治两广的南汉国荒淫无道丢掉越南，其间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而在明朝永乐年间，越南北部又一次短暂地成为中国领土——交趾布政使司(越南南部历史上并非越南主体民族京族的生活区域，也不在中华文化圈内，而是由小乘佛教文化的高棉人所有，直到19世纪初的阮朝时才越南南北才正式混同)。
被中国统治的历史在越南人看来是“侵略”，至今越南人还是喜欢对外人津津乐道他们敢于同各国“侵略者”抗争的历史——同“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最后的美国人”，他们将中国的统治和法国的殖民、美国的干涉相提并论。
所以，中国漫长的统治史也让越南对中国极度担心，保持极高的警惕，近现代抗法和抗美的历史更加深了越南人对保持本国独立的强烈决心。
越南自身经济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也令越南对华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越南自1986年革新开放后经济发展及其迅猛，经济增长率一度保持世界第二的水平，仅次于中国，高于印度。
而另一方面，越南自2008年起开始了经济动荡，最近又饱受高通胀的困扰，加之南北越合并仅仅过去35年，越南内外怀念南越政权者大有人在，越南当局为了转移国内视线，也需要适当地利用“中国威胁论”扩充军备。
另外，值得我们讨论的影响中越关系走势的重要因素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在后冷战时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众所周知，越南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决定两国政府间保持友好关系的有力支撑。
当然，意识形态的一致不一定就能使两个国家长期友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的交恶就是一个教训，但现在是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保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结盟，虽然大部分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已不再把意识形态挂在嘴边，但毕竟中国和越南都是受到美国批评的国家，批评的方面涉及人权、宗教、言论自由等等，都属于意识形态方面。
因此，越南即使因为领土的争夺问题对中国不满，也要依靠中国抵御“和平演变”。中越两国领导人会面时还保持着拥抱的礼仪，令外界难以想象着是两国存在着领土纠纷的国家。
所以，虽然坊间对于越南要同美国合作甚至结盟的论调颇多，但越南当局深刻感受到的美国对其实行的和平演变等颠覆活动的存在还是不会令越南成为像菲律宾、韩国、日本那样的美国盟友。
同样，时代的变迁也不会让越南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那样同美国如此亲密的结盟，那个时候中美两国都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中国的自助极为脆弱，但现在美越两国的对手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只是在某些方面同美国存在争议，因此，美国也无需像当时与中国联手抗苏那样同越南联手反华。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民间自发的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抗议活动时常遭到越方强力部门的干预，也是越南官方不愿同中国为敌而采取的措施。
综上，通过三个层面的分析，我们提炼出很多影响越南对华安全认知的因素，从短期来看，越南因为领土纠纷而产生的对中国的不信任难以解决，但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诸多因素中，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随着新时期中越两国交流的加深不断增强，民间的了解也越发深入，并且中越两国保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使得越南政府绝不能同中国对立。
因此，可以乐观地认定，中越目前的一些摩擦不会令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更不会导致两国为敌，而越南对华安全认知中的负面因素，需要两国保持信心、保持耐心，在更频繁的交往中建立互信，在一个长期的时间范围内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