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国军的失败 分析淞沪会战国民党的错误

淞沪会战：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通过一种类似复古的意识形态教育，蒋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国民思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进行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所有言论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从而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乱不堪的银两。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给新的民国政府以支持。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无论如何，经济的回升让蒋介石有能力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建立国防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并打造装备德式武器，实行德式训练的中央军。而他们正是在淞沪抗战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余子道历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意识形态，显示出一个试图发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负和作为。“所有这一切客观上的机遇和主观上的努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蒋介石当时利用对红军的围剿，看到了一个统一全国的历史契机。武力和地盘就是生存的资本，这是中国近代战乱的根源之一。自从袁世凯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实质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依然无法在许多军阀拥有实际兵权的省份传达和执行。在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的20年代过后，川、桂、滇系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担心。对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除了红军，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

“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红军长征给了他一个统一西南的机会。当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国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薛岳率领10万中央军继续追击红军，名正言顺开入了贵州，顺利地让中央政府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阀统治。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来说，蒋介石的作为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就在贵州的邻省，为着时刻防范南京国民政府“吞并”自己，广西省政府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种更加开明的姿态和进取精神，推行“新广西”的发展。作为蒋介石老对手，蒋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关。但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