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谍战 滇西对日情报战

情报战，素以隐秘残酷著称。《1944：松山战役笔记》一书中，作者为我们真实地还原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的情报战交锋。真实的情报战虽不及影视作品中那般高潮迭起，但惨烈的往事与时间一纸相隔的力道，依旧摄人心魄。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败退怒江东岸后，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滇西日军敌情曾作错误判断，认为沿滇缅公路追击的日军不过是临时编成的快速部队i，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必不能持久。因此，于5月13日下令让第11集团军反攻腾冲、龙陵，想把滇西失地夺回来。第11集团军于22日渡江后打了5天，遭到日军猛烈反击，毫无进展。28日，第71军第88师第264团在松山至龙陵间公路击毙日军第113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入部兼廉少佐，从其图囊中缴获日军第56师团作战计划及地图一张，这才知道第56师团全部都在滇西，分设腾北、腾冲、龙陵、腊勐(松山)、芒市、新浓6个守备区，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芒市，兵力约为1.5~2万人。文件迅速上报，蒋介石遂于31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东岸，留少量兵力在西岸打游击。这样，在滇缅公路上的战争，演变为隔怒江对峙的局面。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后人方知今(其父为国民党第79军军长方靖中将)在其《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印纪实》一书中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第56师团隔江对峙的2年，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宋希濂率第11集团军进行防守，做出了一定贡献;第二阶段是陈诚任期内，主要是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无其他作为;第三阶段为卫立煌上任后，已经迫近反攻，只能积极加强战前准备。3个阶段的领导人各行其是，却有2个共同的疏漏：第一，眼睁睁看着松山日军进行阵地工事建设，没有进行干扰活动;第二，对日军松山的防御措施没有进行充分的侦察。 在反攻准备阶段，宋希濂于1942年在大理开办的“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及一年后在昆明成立的“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均开设有谍报工作班，选拔当地青年，培养了一些情报骨干。后来，组成电报小组，派遣到敌后搜集情报。然而，由于滇西群众长期以来对滇系国民党驻军胡作非为印象恶劣，对远征军缺乏了解和信任，处于对立状态，工作很难开展。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往往靠一些偶然性因素。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几件事：

1943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直属谍报组周炎涵少校一行，在腾冲以北的江苴街活动时，得到一位自称是教书先生的中年男子的主动帮助，提供了一个练习簿，详细记载着腾冲沦陷以来的详情，包括日军部队番号、兵力、装备及城内外工事位置、强度等重要内容。这是对腾冲方向取得的一份重要情报，提供者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未留下姓名。此外，时任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的李嘉祜于远征军反攻前20天，向保山第六区行政公署呈报了一份《腾冲敌情报告书》，较详尽地反映了日军在腾冲的军事、政治等情况，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龙陵县镇安街，一位原从事滇缅公路养护工作的爱国青年余在海，主动参加了第71军情报队，并发展几位好友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后来，还配合日军建立了镇安区公所，以这一合法身份掩护远征军情报组活动，搜集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1943年端午节前的一个深夜，根据余在海送出的一份重要情报，远征军第87师第259团第二营第六连杜伯章、屠伯豪游击组，在镇安街东北雷家寨附近伏击了日军一辆汽车，击毙日军7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数枝及部分弹药、文件，在日军中引起很大震动。1943年11月18日，由于叛徒张五九、汉奸张岁春等告密，余在海、张德周、赵金开、张小贵4人被日军龙陵行政班和宪兵队诱捕，在严刑拷打未取得口供的情况下，以缴获到的一封密信为依据将4人杀害，割下人头用盐腌过，悬挂在镇安小学门口的照壁上示众。同时，还秘密杀害了他们的8位亲属。此事在当地影响较大，此后远征军利用当地群众搜集情报日益困难。

第71军军长钟彬在战后所作的《龙陵会战》总结中，道出了当时搞情报之难：“第71军驻保山，为了腾龙以至腊戍之情报，非得人民之助，用重赏征求不为功。虽两年余来，对敌军装备、工事位置、强度及敌军动态，尚能熟悉预知，但已至感运筹此种经费之苦。尤以谍报工作本身，因知识过低及技术未精，每为敌间所利用而不自知。”钟斌在这里道出了“国军”搞情报的最大特点和难处：得靠重金赎买，这笔经费很难筹措;同时，还免不了被“双料间谍”利用。他举了一个例子：据战后调查，在龙陵附近的小勐柳乡，远征军从集团军到师级情报单位，在那里布置了5部电台，但远征军想不到的是，日军在那里也秘密安置了一个情报组，同受那个乡的保长保护，简直就是敌我双方的一个情报交换所！这个保长两头得好处，自在地当起了“双料间谍”。钟彬为此感叹，“故敌对我远征军之行动及国军内容，颇为熟悉，此乃无可讳言之事实。”

方诚归纳远征军情报工作不利的原因，认为“敌军威迫我生活无依、缺乏爱国思想的同胞，不愿为而又不得不为者，予以训练，给予优待，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我军情报。我军对情报，虽也重视，因待遇太低，通信联络困难，实在难能如愿。”

在自己的国土上搞情报还主要依靠重金赎买政策，还经常遭“双面人物”欺骗，抱怨“待遇”和“通信联络”这些客观条件，这事情要被共产党、八路军知道了，不知当做何感想！日军在华北搞“治安战”，军事力量远比国民党弱小的共产党何以能打破“囚笼政策”，在日军无数次“铁壁合围”的大“扫荡”中生存发展，广泛发动群众、注重情报工作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要靠掏钱来买，共产党肯定出不起大价钱，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抗日根据地自不必说，即便在沦陷区，即日军所谓“治安区”，也到处有八路军的情报网络;对“双面政权”的利用，更是我得之实、敌得之虚。美国《时代》杂志派遣中国的记者白修德(西奥多·怀特)1944年访问延安后，评价八路军情报工作说：“他们的通信联络网是初级的，依赖从沦陷区割来的电线，或是从日本人占领的城市里走私来的零件装配的无线电报机。但他们的情报工作却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准确地掌握日本师团的战斗序列;敌人的通信网络;占领区的发射频率等。他们的情报工作可达到日本各级陆军将佐的书房，可依能力、出身、劣迹和合作态度对蒋介石的将军们分门别类。”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则感叹：“中共掌握农民大众之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

在滇西沦陷的2年里，在民国元老、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及爱国士绅、腾冲“伪县长”张问德等号召、组织下，也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在征粮、派夫、筑路等方面为配合反攻作战作出了较大贡献。但其性质仍属于民间精英人物领导的官方救亡路线，无法与共产党广泛动员群众、加强敌后政权建设的效绩相比。讲国民党片面抗战、不重视发动群众，反映在军事上，这个细节可为注解。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家最不了解的地方，正是要付出最大代价的地方。无论是钟彬、宋希濂还是卫立煌，他们在滇西战役中最不能释怀的战场，必然是他们在开战时才开始熟悉的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