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1949年前中国每年饿死300至700万人

电影《一九四二》引发了国人对1942年大饥荒的空前关注。民国时期中国的大饥荒很多，《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的大规模饥荒就有11起。国民党统治期，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这些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多起大规模饥荒现人吃人惨象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了11起大规模饥荒。

1921年华北发生大饥荒，受灾人数3000万。1921年5月19日《申报》报道说，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中旬为止，儿童死于饥饿者已达12377人。人价低廉，每一儿童最少只一元钱，最高价也不过50元而已。

1929年，23岁的斯诺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1936年春夏到1937年夏一年多时间，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

1942年中原大饥荒，“1千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

1946年和1947年南方大饥荒，湖南饥民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1946年8月，仅衡阳就饿死9万余人……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天灾还是人祸？

民国时期各种灾害频繁发生，水灾、旱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与大饥荒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1936年，四川大旱后饥荒，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却毫无结果。至1937年，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征收足够粮食，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了田赋征实制度，将田赋收钱改为征收粮食。很少有人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是吃着观音土迎来抗日战争的。

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到1942年，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美国记者白修德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然而，据当时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1942年河南的“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