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侨的捐款竟支撑起了抗战三分之一的军费

“九一八，老百姓遭了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曙光。”6月6日，在缅甸仰光的两位八旬老人赵振恒、马振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穿过唐人街来到缅甸广东工商总会。已经在该国多年的他们，用流利的粤语讲起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唱起了逃难和募捐时唱过的“流亡三部曲”。正是如此深刻的家仇国恨，令当年只是年幼学生的他们，便开始了为中国抗战捐款捐物。

这是千万海外华人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缩影。

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抗战期间的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占中国军费的1/3。另外，加上其他途径的捐款捐物，华侨贡献共约国币50亿元。这不仅仅是钱是物，更是灼热的赤子心、赤子情。周恩来就曾为秘鲁华侨的捐款事迹题词：“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

多个侨团变卖会馆捐款

在上世纪上半叶，华侨们在异邦为生活而打拼时，感情仍牢牢地扎根在故乡大地。在祖国有危难的时候，他们的千丝情便化为了万钧雷。从1931年起，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马来西亚“马华巡回剧团”深入城乡演出劝捐，他们高唱：“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涛……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誓把中国保……”

据美国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仅20多天的时间，当地华侨已电汇100万美元给十九路军。

而在全球，有多个侨团会馆变卖了会馆房屋，用于捐款或购买抗战公债。华侨人数较少的新西兰筹款32万英镑，属华侨当中人均最高的地区。侨胞人数分别仅为35人和40人的玻利维亚和海地，也分别捐款3560美元和3840美元。

侨领和华人企业家是各侨团华社的中坚骨干，在捐献和认购爱国公债方面是义不容辞的带头人。东南亚华侨商人胡文虎在1941年前就已捐500万元国币以上，是侨领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另外，泰国陈守明，新加坡陈六使和陈文确兄弟，马来西亚陈棉生、陈永，印尼侨领丘元荣等捐款数额也很大。

菲律宾的著名侨领李清泉，抱病领导华侨国难后援会，为十九路军汇来巨款慰问，还捐购15架飞机。后来，他因劳累过度而去世，临终遗嘱再捐出10万美元。他的好友及侨团闻讯后，为继承他的遗志又筹资40万美元。

抗战不停止月捐就不断

华侨们认识到，抗日战争必然是十分艰苦的持久战，只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捐款，才能达到打败侵略者、光复国土的目的。于是，各地侨团不约而同地开展月捐活动，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的《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当中说：“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为止。”

月捐是由大家按自己能力认捐，逐月交纳，一般来说是按月薪10%的额度，基本是“个个要捐”。古巴、巴拿马的侨团都规定18岁以上华人就要加入月捐，而企业主、商贩可以货代币。

南侨总会统计，华侨抗日捐款80%以上来自于月捐。正如《华侨先锋》杂志中所说：“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泳衣馆、农场和各个工厂、商店里的侨胞，捐集而来。”

1938年9月，新加坡8000名人力车夫通过决议：每日每车捐资，每月每人再捐。当时的《星岛日报》(香港)报道称：“人力车夫是华侨社会的无产者，所得尚不足赡养家室。然而从祖国神圣抗战以来，爱国之殷，绝不后人，捐款购债，颇为努力。”

除了月捐，华侨们还有其他各种募捐方式。新加坡侨校学生联合会为筹款制定“节约信条”，包括节约日常牛奶、饼干和饭菜费用，连袜子也要省去。还有“南侨总会”发起卖花捐，那时大街小巷都响起卖花声：“买了花，救国家！”侨胞们都以襟上插花为荣。

不顾个人温饱为国捐钱

华人华侨固然有巨商富人，但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低层的劳苦阶层。在东南亚，他们多是小贩杂役;在欧美，他们多是厨师、洗衣工;在南美，他们多是农场苦力。这些华侨们在自己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却为中国和民族的安危，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

澳大利亚一位古稀老华侨，将准备养老的积蓄全部捐出。他说：“贡献祖国，无上光荣，死可瞑目矣。”缅甸仰光的女侨胞叶秋莲，将其所有首饰及两处家产的拍卖所得全部捐出，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

印尼华侨马细旦是伤残人士，只能以手代步，艰难度日。当他知悉国内同胞惨遭日军蹂躏的消息时，热血涌上心头，每日爬至市区中心，“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侨胞见者无不献金，而其所乞得的金钱全都交给了华侨慈善会。

印尼粤籍华侨刘长英把自己的儿子送回国，参加抗日空军。儿子在战斗中牺牲后，他又将抚恤金全部捐为抗战军费。子是抗日英雄，父是救国义士，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捐物小到衣被大到飞机

除了钱之外，侨胞们还捐献了大量的物品，从飞机、坦克、货车到被服、药品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祖国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紧缺的状况。

侨胞们还专门发起支援八路军的“援八行动”。法国里昂200多位以小商贩为主的侨胞，节衣缩食筹得1.3万法郎，为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军队购买防毒面具。

南洋惠侨救乡会多次通过宋庆龄给曾生率领的惠、东、宝等地的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送去大量物资。旅居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地的侨胞220多人，组成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乘坐小划船冲破日军巡逻艇的封锁，把一批批药品和被服等物资运到海南岛。

昂贵的飞机也是侨胞们捐赠的重点。据任贵祥、刘维开等专家分析，从1937年到1942年，全球华侨捐赠的飞机就有217架。另外，他们捐献的坦克也足以武装1个坦克团，直接增强了祖国的抗战力量。

1942年，美国俄勒冈州华侨救国统一会筹款后，加上争取到美国支持，买了3架战斗机，命名为“民族”“民权”“民生”，供中国用来训练航空生。

菲律宾华侨为祖国献机情形更为热烈，除了一般侨团商会献机外，还有华侨庄东里个人独捐飞机一架，侨校中小学生也集资捐“学生号”飞机一架，华侨妇女捐“妇女号”飞机一架，连马尼拉屠宰业的华侨和小杂货店店员亦集资各献机一架，合计下来，菲律宾华侨共捐飞机50架。

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利福尼亚华侨募款购买军用运输机8架，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献给祖国。斐济群岛仅有华侨2000人，也为祖国献机3架。

车辆，也是祖国抗战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在抗战前3年，华侨捐赠的汽车、卡车、救护车达1000多辆。1939年春，滇缅公路这条险峻的高原运输线重新开放，马来西亚华侨筹赈会和缅甸侨胞分别赠购卡车100辆和150辆。另外，美洲侨胞捐献救护车200辆，南侨总会捐献卡车200辆及其他物资。

“我妈妈白天要维持生计，照顾孩子，晚上就借着弱光，为中国抗日将士缝制棉衣，再交到侨团运回祖国。这是妈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缅甸老华侨马振宏告诉我们，他永生都难忘这个记忆中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