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抗日名将为何对日“亲善”？

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使之成为“防共亲日满地带”。又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不平等条约，让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非武装区”，迫使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以至华北出现“权力真空”。但让各方想不到的是，1935年6月，正当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自治政府”时，一直闲居天津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却趁机率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日本更是先是惊愕，后又暗喜。因为29军不是中央军，且军长宋哲元有反蒋历史，“不会忠于国民政府”，只要拉拢宋“充当日军之傀儡”，“华北自治”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日方暗喜过后，还是失望。宋哲元似乎正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趁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并不为自己所用。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尽管对宋的擅自行动十分不满，但也希望有人“收拾”华北残局，随后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可以说，宋哲元的29军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过：“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收买。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宋哲元对日方虚以委蛇，可以从以下两件事看出。

1934年1月14日，日本关东军驻黑河（察省沽源东）司令官森一郎在察东以飞机散放“警告宋哲元军驻宋哲元书法龙门所部队声明书”，谓龙门所驻军系违背条约，应撤退赤城延庆以西，否则进攻。9月1日宋哲元偕总参议汤玉麟到北平。10月26日驻察哈尔张北、宋哲元部与日本武官及书记发生争执，所谓第一次张北事件。1935年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所谓第二次张北事件。宋哲元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国民政府的压力。

长城抗战结束，第29军撤出长城阵地。不久，冯玉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宋哲元保持沉默，何应钦多次要求宋哲元出面约束冯玉祥行动，但宋哲元始终拖延，最后干脆托病去西山修养，并警告准备进攻同盟军的庞炳勋，客观上维护了抗日武装。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宋哲元一边迅速扩充实力，一方面寻求中共支持。从1936年4月起，宋哲元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态度开始出现明显变化。4月下旬，他下令释放了在学潮中抓捕的爱国学生，坦率接受冯玉祥的批评，承认“哲元生性愚直，处事多有失当。”声言对学潮中被捕学生，“除有特别情形者外，均即随时释放，决不认真追究”。

同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为联络代表，到延安同中共中央接洽，表达他联合御侮的决心，中共中央领导人亲切与之交谈，充分赞扬了宋哲元的爱国精神。8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宋哲元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饱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注、希望和鼓励之情。面对日寇日益蚕食中国领土，宋哲元集团选择了“抗日”“联共”与“服从中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