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史纪实 川军游击队和新四军一起拱卫大别山

一九三八年七月，日军攻陷安庆和潜山后，向武汉外围发起大规模进攻，武汉会战全面展开。

九月二十九日，日军占领了长江防线中的最后一个要塞田家镇，长江水路通向武汉的大门被打开。这时，战斗在长江北岸的川军许绍宗（代）总司令二十九集团军奉命掩护长江北岸各军向西撤退。二十九集团军二军四师轮流作战，边打边撤，伤亡惨重，最后被日军包抄、击溃和打散，不得不分散突围。

在被打散的部队中，有一个野战医院的故事。

会战开始，一六一师野战医院在黄梅开始接收伤员。这些伤员几乎全是被炸伤的，医生从伤员的口中知道，我军在战场就受到敌人的飞机大炮轰击，加上长途跋涉，疲惫不堪。敌人有飞机侦察预先知道我军的路线，又可以指示目标，我军大量减员，损失不少。这些被炸伤的伤兵被背到医院，几乎是百分这百的因伤致残，极少能重返前线。一些受伤的连排长流着泪说：“医官呀，医官，我还未见到日本人一面呀！留着我的腿，我要报仇！”

到医院来的伤员常是怨气冲天，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不是他们舍不得命，是觉得窝囊。部队一线二线三线的配备，广西军和四川军交叉迭置，轮番上前。可有的部队一触即溃，有的部队打到弹尽人绝却又得不到支援。

师医院随部队转移，刚搬到一个新地方布置作手术，转移的命令又来了，如此搬来搬去，不少地医护人员和伤员就牺牲在这迁移的道路上。

医院在关河搬迁的途中遭遇敌机轰炸，中尉军医阮志浩正守在一个刚作完手术的连长身旁。一阵飞机的俯冲呼啸，担架前后都落下炸弹，大家赶紧卧倒在地。飞机飞走了，两个担架员就再也没有能爬起来。担架上落满了泥块、弹片，阮医官掀开弹片时，还被滚烫的弹片灼伤了手指。轰炸过后，医院继续转移，没了担架员，阮志浩只好背起担架上的连长行军，后来，这位连长残废了。

上巴河是阻击日军的一重要战场，一六一师在这里同追击的日军激战。师医院开始还与师直属部队保持着联系，但建立起手术室正要接收伤员时，敌人又一次攻击截断了医院的退路。从此医院同部队失去了联系，大家只知道西面正在激战，但中间隔着一股日军，后面的日军又即将追踪而来，医院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正好此时有广西军的一七二师从此地路过，师长陈树芬知道川军一六一师已经被打散向西撤退了，于是答应收留一六一师的这所医院。

于是一六一师医院跟随一七二师撤进了大别山。除了医院外，还几百名不成建制的川军士兵也跟着进了大别山。这些川军士兵同广西军混合组成了游击挺进军，医院则编入了大别山广西军总部医院。

大别山根据地总共有三省十余县的范围，这里除了挺进军外，还有新四军五大队。两支部队在这里相互配合，共同打击敌人，不断粉碎日军对大别山根据的扫荡，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两支军队合作颇有成效，日本人攻不进大别山，医院的压力相对要轻多了。

1941年秋，国民政府派出国民党中央委员李春等三人到大别山视察，挺进军派出了十来人陪同。医院的阮志浩医生也是陪同人员。

此时，蕲春已被收复，视察的第一站便是蕲春。

视察组来到蕲春的罗田，当晚住定后，阮志浩上街溜达。正在左顾右看，忽然听到一声：“阮医官！”，一口四川话令阮志浩吃了一惊：这个地方怎么有人认得我？

阮志浩回头一看，一个小胖子笑容可掬的走来：“我是易永林，你忘了吧？”医生点点头，似曾相识，可能是一个曾经受过治疗的病人。可治过的伤病那么多，哪能个个都记得了？

小胖子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阮医官唉，两年前你治过我的伤呢。那时我在河南新县附近小界岭战斗中胸部和头部同时受伤，当场就昏死过去。部队撤走时以为我已经死了，就丢下了我。第二天新四军路过，见我还有一口气，就把我救起来。全靠他们啊，但是他们只有简单的药，治不了我的伤，就派担架把我送到罗田。那时正好你们总医院在罗田，你当时是军官总队的医官。同我一道来的还有另外一名伤员，经过你的治疗，我们两人都治好归队。”

“当然，医官您医的伤员多，不认识我们。当时您以为我们都是挺进十八纵队的吧？不是的，我也是在分手时他才说，他叫江平，是新四军五大队的。他们的医生知道我的番号，因此说他也是十八纵的。他们那里没有药，就把他和我一起送到罗田来找你们医治。他还说，一定要代他好好谢谢您！并要我为他保密，也要您为他保密。他还说：‘保证多杀鬼子，争取抗战胜利。’”

小胖子说完，说声：“医官保重！”又急匆匆地走了。阮志浩听了这个故事，虽觉得很平静，却怔怔地站了好一会。回到住地，内心反倒不平静了。医几个伤兵，是自己的本分，为了抗日，医的是国民党兵或共产党兵都一样，可为什么要保密呢？可阮志浩还是把这个本不是密的密一直保到了1987年，这时才写成回忆文章发表在彭水县文史资料第三辑上。而罗田这个湖北省小镇也因为小胖子易永林的故事永远地留在了他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