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200师 扬威昆仑关的抗战劲旅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毛泽东《五律挽戴安澜将军》

1942年5月26日，入缅远征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在对日军的激烈战斗中，血战沙场，不幸牺牲。1943年3月，毛泽东远在延安写下了这一首挽诗。戴安澜因之成为了唯一获毛泽东诗悼的国军将领。据考证，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机械化师。而巧合的是，200师却是在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创建的。

在湘潭伍家花园扩编创建

1936年3月，蒋介石接受徐庭瑶考察欧美军队现代化装备后所提出的建议，在南京成立陆军交辎学校。1937年，在交辎学校基础上又扩编建成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任团长。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扩编、创建第200师。师长杜聿明，副师长邱清泉，参谋长廖耀湘。200师编制比一般陆军师庞大。师司令部设在湘潭伍家花园，设有参谋、副官、军需等八个处。营地驻在湘潭七里铺，所属战列部队有：第1149团，团长胡献群(战车兵团);第1150团，团长韩增栋(战车兵团);第1151团，团长洪世寿(汽车兵团);第1152团，团长高吉人(机械化步兵团);炮兵第52团，团长冯尔骏(战防炮团)。另有特务营、通信营、搜索营、工兵营及修理工厂、军医院等。全师总兵力2万人。

在练兵过程中，杜聿明把重点放在装甲兵上，装甲兵部队的训练又首先从驾驶技术和射击技术开始，有了基础后再进行战场抢修和战术、战斗方式的深入演练。他每天都到七里铺营地督导。对于如何带好这支部队？杜聿明在一次全师军官会上说：“我们不但要加经作战指挥呼战斗训练，还必须注意到加强精神训练，丰富官兵文娱生活。”于是，增设一批政治干部，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在官兵文娱方面，以连队为单位成立小型俱乐部，创办黑扳报，教唱军歌，设置阅览室，购置体育用品等。有时还组织球类、田径比赛，邀请外面剧团到各部驻地轮流演出。

杜聿明对于干部和干部家属的实际困难，也极为关心。在湘潭整训期间，他饬令政工人员广为关照救济，有条件的干部家属还安置了工作。并开办了家属缝纫厂，组织家属从事劳动，从而解除干部家空之累。杜对于维护军风纪，搞好军民关系方面，也比较注意。除严束官兵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和扰乱社会秩序外，还帮助当地修路造桥、医治疾病等，为湘潭人民做了一些好事。1938年修建了聿明路，西起汽车站，东至城区贵阳路，长1.5公里，宽5米。从此，使汽车站与火车站衔接起来。

主要装备为苏械式

1938～1939 年间，苏联为避免日、德同时对其发起进攻，战略上希望中国方面能牵制日军，因此开始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于是，国军购买了苏联83 辆T-26b 坦克(一说88辆)。苏制T-26b坦克全重为10.5 吨，乘员3人，装备1门 45 mm炮和1挺7.62mm MG机枪，为了加强防空能力，部分坦克装备了2挺机枪。据杜聿明回忆，200师共接收其中70辆T-26b，另有4辆BT-5、18辆菲亚特CV-33(有资料称有20辆，是1934年孔祥熙到意大利考察航空时采购，一直封存在南昌，这时匆匆编入了200师)。装甲团还装备有苏联的BAE系列装甲车50余辆。摩托化步兵团装备的也是苏联卡车。炮兵团有12门122榴弹炮，还有45毫米战防炮，75毫米野战炮。步兵使用的是苏联步机枪。200师接受了T-26b坦克后不久就参加了兰封遭遇战和后来举世瞩目的昆仑关大战。继而参与了中国远征军初期的入缅作战。

因为200师许多装备原是苏联提供的，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很关心200师的训练情况，他们专程从重庆到湘潭视察。重庆统帅部参谋次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也亲莅湘潭校阅。校阅中，杜向白建议：希望军委会再向苏联洽购一批水陆两用战车、牵引重炮、装甲枪炮、汽车等，使第200师大体上成为划一的苏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既便于指挥战斗，又便于补充，可以大大增强战斗力。白崇禧回到重庆后，逐条向蒋介石反映200师的情况，并切中要害地向蒋介石说：“装备好200师，就是装备党国自己。”蒋介石频频点头，对白崇禧挥挥手：“去吧，一切照办。”不久，苏式各种战车、装甲车辆、不同口径的大炮都从各口岸和后方训练学校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湘潭200师驻地。

中国装甲部队的第一场胜利

1938年5月初期，经过台儿庄战役元气大伤的日本南方集团军补充了200多辆坦克后，在一支海军中队的支援下，杀气腾腾地向中国内陆扑来，同时北方集团军新的先头部队——第14师团，集合了2万人和数百辆坦克向南进发。很快，他们就遭遇到了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第74、第64和第8军的阻击。蒋介石急调新整编的两支最精锐的“嫡系”部队——第28军和第200师参战，以加强第一战区的力量，阻止日军对武汉的合围。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军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装甲战。

当副师长邱清泉带领200师的一支纵队抵达第一战区的时候，日军第14师团在山东潍坊被国民党第71军从三个方向包围住，但最后仍被其突围出去。未能与日军的这支精锐部队过招，使得邱清泉非常失望。在随后的几天里，他私下里一直在廊坊附近率领一支包括他自己乘坐的苏制T-26轻型坦克在内的8辆战车寻找日军。5月中旬的一天，他忽然发现了一支100多人的日军侦察连，便毫不犹豫地径直向日军冲去，试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这群惊愕之敌。随后，他又乘胜追击10余公里，直到遭到日军反坦克火力的猛烈反击方才罢休。这一事件被称为中国装甲部队的一场胜利，这也大大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受这场“胜利”的鼓舞，国民党总部下令第200师对日军北方集团军发起总攻。不幸的是，此时的日本帝国陆军也已准备好攻击了。23日晚，借助夜色的掩护，日军一战车团在重炮及一支步兵旅的支援下突然夺取了潍坊，中国军队花了整整3天时间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才将日军赶出潍坊。1938年5月下旬，200师纵队在贵李寨、罗王寨、三义寨等地又露锋芒，配合友军击退日军土肥原师团，收复圈头水口、三义寨等地。6月，该纵队转移开封。继而移驻郑州。9月，在信阳配合友军作战。

阻止“文夕大火”向湘潭蔓延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人抵达长沙。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长沙能否守住缺乏信心。蒋介石提出焦土抗战，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军获得任何物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电报后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并组织纵火队伍。

11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得知即将实施大火，遂组织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转移到湘潭，自己则留在长沙。深夜，长沙“文夕大火”爆发，熊熊大火很快烧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恩来、叶剑英率领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及田汉、冯乃超、洪深等文艺界人士率领抗日演剧队来湖南，正遇上长沙大火，也一同撤往湘潭。周恩来、叶剑英于11月13日凌晨到达湘潭，当日，周恩来在湘潭河东霞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变的形势和采取制止在湘潭发生纵火事件的措施。当时，湘潭盛传放火队已经开来，民心惶恐。周恩来嘱咐田汉等布置已撤退到湘潭的机关工作人员设法救济来潭的长沙灾民。驻扎在湘潭的装备精良的200师师长杜聿明查问长沙纵火事件，果断行动，制止湘潭纵火。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湘潭民众的要求，立即派出部队在板塘铺一带设防，水陆两路，予以阻拦。杜聿明下令：“谁敢斗胆放火，即以机枪扫射！”由于他的态度鲜明，措施得力，湘潭没有重蹈长沙的覆辙成为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的牺牲品，不仅保障了湘潭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使湘潭成为长沙灾民的主要避难地，对抗日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奔赴抗日前线，入缅艰难远征

1938年冬，第200师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1939年1月，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聿明任军长，下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改为步兵师编制)、荣誉一师(师长郑洞国)和新22师(师长邱清泉)，原机械化部队转为军直属。改编后开赴广西全州整训。在杜聿明统率下，该军注重训练，士气旺盛，号称新军，在1939年3月全国各军教练训练的校阅中，被评为第一名。1939年11月，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奋勇搏杀，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的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歼敌6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1940年1月初，200师在昆仑关经过短暂休整后继续加入对昆仑关附近之八塘的进攻。1941年6月，200师移驻贵州安顺。12月，移防云南保山。1942年3月初，200师一骑兵团、一营工兵入缅甸支持英军作战，接替英军在同古(又称东吁)的防务。6月中旬，该师残部经过艰难的撤退终于抵达云南永平(第200师入缅之役损失5000余人)。师长戴安澜在战斗中因伤势过重无法救治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