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抗日战争期间汉奸的种类 多为亡国论者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的种类
法律条文上并无汉奸二字，只有叛国罪。因此，从我们的角度上讲，汉奸只是一个政治名词，不是一个法律名词。
被称为汉奸的种种人，大致可分为军人与非军人两大类。为侵略者做事的非军人的不讨论，本文只讨论军人性质的。
军人性质的，又可分为两大类：接受日伪番号的、未接受番号但与日军勾结配合行动的。
前一部分，就是我们所称的伪军，其番号复杂，有皇协军、和平建国军、治安军等等名目。伪军的番号一般都不大，师一级的有限几个。这是因为日本人不相信汪精卫，不接受汪精卫提出的建军要求，坚持自己控制伪军，否则局面难料，汪精卫要组建二、三百万的大军并不难。当然日本也有苦衷，即使相信汪精卫不会反手一击，允许汪精卫扩军，日本也提供不了百万人的武器，因为旧中国没有什么兵工厂，所有基本上武器全靠外购。
后一部分，未接受番号，但与日军勾结配合行动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京剧《沙家滨》中的胡传魁，胡传魁并未接受番号，一直是“忠义救国军”的名目，军装旗帜都没有变，然而却与日本人勾结，最后结婚时还有日本军官来参加婚礼。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戏剧中情节，现实当中比比皆是。以山东为例，被列为山东几大汉奸之一的张景月，盘踞在寿光县，是八路军渤海、胶东两大根据地的仇敌。他的番号一直是国民党授与的，属于国民党的敌后抗战部队，沈鸿烈时期，他的部队叫保安15旅，沈逃离山东以后，他的部队改叫保3师，从来没有接受过日本方面的番号，但却与日军勾结，不仅仅是向日军采购军火，共同联合攻打根据地、参加日军的扫荡。
除了这两类人，我们一般不称为汉奸。在历次反共高潮中，和整个抗战中，与我方摩擦的国民党军不少，其中有的罪恶累累，但一般称为“顽军”，而不认为是汉奸。大的方面，有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参战部队;小的方面，有各地的中小部队。比如毛选四卷中，有这样一段提到具体的人名：1939年9月，在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社记者谈话时说到：“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
秦启荣，原本军统特务头子，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5纵队司令，驻守在山东博山，实际拥有国民党方面的山东军政大权。他积极反共，伏击攻打杀害八路军，制造多起轰动全国的惨案，曾被八路军反击讨伐。但他每制造摩擦惨案，都公开声称是误会，而不承担责任，因此地“与汉奸行为很少区别”还是有点区别，没有被列为汉奸。
秦启荣比较复杂，他与日本人来往甚密。厉文礼，1943年2月被日军俘虏后投降，成为日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半年以后，八路军奇袭厉文礼在安丘县的伪军司令部，没有击毙厉文礼，却击毙了在伪军司令部里的秦启荣。
死在伪军司令部里，秦启荣的一生划上了不光彩的句号，但终于没有戴上汉奸的帽子，因为他的部队虽然与八路军为敌，却也一直与日军为敌，打敌人的时候少，却毕竟有，不象胡传魁、张景月“见日寇不放一枪”，日军对秦启荣的部队也是不断地扫荡。
汉奸厉文礼，抗战胜利后又得到国民党的委任状，内战中部队被打光，只身逃到天津，成功地活到建国以后，1953年“三反”中落网，押回山东安丘县，当年他的伪军司令部处枪决。
从个人来讲，汉奸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原生汉奸，主要是年轻人，一当兵就当伪军，主要目的是混口饭吃，当谁的兵无所谓。
另一类是抗日军人变成汉奸，这类人最多，又可分为随从和主动两类。
随从容易理解，上司当了汉奸，下属也跟着成了汉奸，长官成了汉奸，小兵也就随着成了汉奸。
主动的就复杂，当汉奸的动机很多：
一、追求个人前途，认定日伪必胜中国必亡，因此“弃暗投明、识时务”的，比如汪精卫，一开始就是亡国论者，这类人数量挺多。该不该抗日倒在其次，第一位考虑的是抗日能不能成功。
二、笃信“大东亚共荣”的理论的，比如那些被日本人洗了脑的翻译官。其实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大东亚共荣”的实际内容，基本上就是“联合起来，将欧洲帝国主义的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解放亚洲人民的。”这些冠冕堂皇振振有词的口号，对于鸦片战争以来饱受欧洲列强欺凌的中国文化人，很有诱惑力。
三、为自保实力而不顾民族大义的，这在杂牌军中比较普遍，保存实力重于一切，吴化文就是典型的例子。吴化文投日之前，部队已经断粮多日，比过草地的红军还要窘迫，为了保存他的部队而投日。同样，在济南战役之前，他就将父母妻儿送到台湾，以示必死决心，但他一看他的部队又被摆在最外围，马上要头一批“成仁”，不得不战场起义。
四、有奶就是娘，无所谓大义，谁给饭吃就给谁打工，哪家公司薪水高就跳槽到哪家公司，这类人也不在少数，最主要是地方上的小股便衣汉奸队、为日军通风报信的内奸，影视当中常见这类人，追求的就是“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这类人当中，土匪又占了不少，战前的土匪，很多被收编为汉奸，由匪变官。
五、纯粹的战争爱好者，不少汉奸属于这类人，不论是非大义，乐趣就在打仗中，寻求的是刺激，各地都有这类变态。八路军神出鬼没，他们同样也神出鬼没跟八路军斗智斗勇舍生忘死，实质上有如玩游戏，最终玩掉了自己。这类人不多，但一有就是“铁杆汉奸”，通常是汉奸队伍中的尖子，往往一个人就杀掉上百八路、干部、军属，祸害极大。
六、仇共者，这类人也不少，这些人只因为仇恨八路军而投敌，只要打八路，跟谁干都无所谓。山东汉奸成建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本是土匪，日军侵入山东，他组织起部队抗日，后来被国民党鲁北行辕收编，与日军激战过多回。八路军开辟根据地，他反对八路军到他的地盘，与八路军摩擦，不料他的队伍一下就被消灭大半，从此结下深刻的仇恨。由于鲁北行辕在摩擦当中被打击太多，无力再与八路为敌，靠国民党复仇无望，于是投降了日军，靠日军的势力复仇。他疯狂地一次次地进攻根据地，屡败屡战，得手时就屠杀一切生灵，制造惨案，成为最死硬的汉奸之一。日军投降以后他又被国民党收编，同样一次次深入根据地为害，最后受了重伤而自杀。他死后，他的护兵把尸体运到济南，王耀武在济南为他主持了追悼会。
七、被捕后因忍受不了拷打、怕死而叛变的，叛变以后怕被惩罚而不得不死跟着日伪干的，自不为奇。
汪伪十大汉奸
1.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1944年11月10日)。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 1940年3月30日，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
2.陈公博 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汪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获日本“一级旭日大勋章”。
3.周佛海 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
4.梁鸿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1938年3月28日任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行政院院长”，同年秋，在日本操纵下北上大连，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议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委员。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后，梁鸿志继陈公博为伪立法院长。
5.傅筱庵 曾出任北洋军政府高级顾问，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因支持军阀孙传芳而被蒋介石通缉，被迫离开上海逃往大连。也就是在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在盘算着寻找新的靠山，并开始与日本人暗通款曲。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随即公开投靠日本人;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傅筱庵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6.殷汝耕 早年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七七事变之前，出任日本打着“自治”旗号成立的华北第一个傀儡伪政权----伪冀东政权主席，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傀儡。
7.李士群 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后任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
8.陈璧君 头号女汉奸，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汪精卫对日本妥协的路线。1938年12月19日， 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敌，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 之后历任汪伪政权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副主席、 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指定委员、东亚联明中国总会常务理事等职、积极支持汪精卫投敌卖国的“和平反共建国”方针政策。1944 年汪精卫死后，南下广州任日伪广东政务指导员，企图控制汪伪的广东省政府。
9.丁默邨 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退出，加入国民党。1937年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二处处长。 1938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扑灭上海抗日力量，拟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丁默邨被日本人选中。通过李世群拉线，丁默邨于同年冬潜往上海与日本人挂钩。次年2月，丁默邨正式投靠日本侵略者，并与另一汉奸李世群合组“特工总部”，丁、李分别为正、副主任。继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日本记者称之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称为“丁屠夫”。1944年11月，汪精卫死，陈公博继任。丁默邨于次年1月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5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省保安司令，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10.王克敏 1903年任留日学生监督，后改任驻日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