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军老兵刘维楷 从淞沪战场成长的英雄团长

老兵档案：刘维楷

1907年6月30日出生于广西桂林临桂县

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第五期，次年毕业后，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

1937年随广西第7军赴上海参加淞沪抗战，先后任第171师1022团中校团附、代理团长

1937年—1944年转战全国各地抗战，先后担任过188师少将副参谋长、副师长

1945年升任第56军172师少将师长

1949年在桂林起义，随后回南宁生活至今

意外的惊喜

淞沪抗战已经70年过去了，经历过那场艰苦战役的老兵们大多数已先后作古。就是健在的老兵，也都是垂暮之年，分散在全国的各个角落。为了永远保存这些抗战老兵们对淞沪抗战的真实回忆，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至今还健在的老兵们的信息。

通过广西南宁民革市委同志的帮助，我们知悉了在南宁有一位健在的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老兵刘维楷老人。可民革的同志却无奈地告诉我们，老人近年来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平时负责照料老人的生活的女儿——一名医院退休的医生，不同意老人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和交流，生怕已99岁高龄的老父亲在谈起抗战往事时，心情激动，不利于健康。我们只能记下了电话，暂且把采访刘老的事情搁在了一旁。

可事情在几天后却又峰回路转。当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再次拨通刘老的电话时，老人的身体状况已无大碍，虽然在电话中老人的女儿语气还显得有些犹豫，但在我们再三保证不会影响到老人正常起居的前提下，她也就欣然同意了。这对我们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几位同仁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意外的惊喜，于是，我们马上乘飞机直抵广西，去采访刘老。

在上海打响的第一枪

在南宁民革同志的陪同及刘老女儿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老人的住所，南宁市桃源路民主党派机关宿舍区里的一个小屋。老人的卧室阳光明媚，此时他正坐在床头旁的书桌前怡然自得地看着报纸。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老兵们在参加淞沪抗战中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直奔主题。

“淞沪会战，是我们广西部队出征抗日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老人一开口，令我们很是惊喜，那洪亮如钟、圆润浑厚的嗓音和抑扬顿挫的语调，很难想像是出自百岁老人之口，好像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京剧演员在“道白”。

“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我们的大部队便赶赴抗日前线了。当时部队刚刚赶到连云港，就接到增援淞沪的紧急命令。10月上旬，我们部队从连云港日夜兼程赶到了上海。”岁月飞逝，刘老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部队在上海战场的位置：“我们的驻防阵地是在南翔绿杨桥一带。”

早在赶赴抗日前线时，部队便已经开始了备战。除了进行常规性的战斗训练外，

刘维楷老人及家人与采访人员的合影还增加了有关夜间作战的训练，以备白天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战斗无法顺利展开时，利用夜幕作为掩护进行夜袭战。

“为了增强全体官兵的士气和信心，部队经常向战士们进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教育。官兵们热血沸腾，士气高涨，很多士兵都暗下决心，要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这对于之后在上海的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10月中旬，我们的部队赶到了上海郊外。从连云港到上海途中，我们已经感受到战场的气息了。日军飞机为了阻截我军的增援部队赴沪参加战斗，白天几乎时时刻刻在我们头顶盘旋侦察，不时听到炸弹的轰鸣声。我们为了躲避空袭，行进速度只能放缓，大部分只能在晚上行军。”

“到达南翔时，虽然还没有开战，但老远就可以看到远处的硝烟，听到激烈的枪炮声了。对于刚扩编的一批新兵来说，他们是首次上战场，在一场大仗即将来临前，难免如一根紧绷着的弦一样，战场上那弥漫呛人的火药味，让人有些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到了阵地没多久，团长颜僧武就到前线指挥部开会，接受新的命令去了。一回阵地，他就让我召集全团军官开会，传达了上级命令，要我们立即赶到绿杨桥，接替胡宗南的第1军防务。当天晚上，全团急行军，趁着夜幕掩护赶到了防御阵地。但不知哪里出了问题，第1军还没等到我们接防部队赶到，就先行撤退了。没有了友军的帮助，我们只能根据地图标出的驻防位置去接防。”

作为一个团级军官，刘老谈起军事来，思路很是清晰：

“淞沪会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13日至9月中旬，这个阶段是我军围着日军打;第二阶段是9月中旬到10月下旬，我军主要是防御作战。第三阶段是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我军逐渐撤退。”

这时正是由于广西4个师的主力军增援淞沪，所以作出了组织实施大规模反击战的决定。担当主力的便是刘老所在广西部队第7军和第48军。

蒋介石于10月11日下令，由这两支部队组成第21集团军赶赴淞沪战场，各师团也先后在10月14—17日进入预定阵地。反攻原定于10月19日展开，后由于部队需要休整，便改为10月21日发动。

刘老所在的1022团，在到达绿杨桥后的几天休整时间内，为了备战，就开始在阵地上忙乎起来。

“到达阵地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和团长一起勘察了战斗地形。想赶在战斗前先构筑工事，事先做好了准备，那打起仗来，我们的优势也就大一些。”

“我军战斗的地点在绿杨桥一带，而这一带又以平坦开阔地形为主，沟渠纵横，杂乱无章，不仅难以防守，还影响到各个部队间的通讯和联络。如果要构筑工事的话，只能挖立射散兵壕，要是想加强工事而挖深散兵壕的话，那壕底就会冒出地下水，只能加高胸墙，以弥补工事的缺陷，不过构筑得太高，又容易暴露目标，反而又坏了事。”

“所以我和团长在看过战斗地形后，就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果要加强防御工事的话，只有在挖立射兵壕的同时，在阵地前还多挖些防步兵外壕，另外布置一些陷阱、设置鹿砦防日军坦克等手段以阻缓日军的进攻。’”

颜僧武团长采纳了刘维楷的意见，构筑好了工事。在大战即将来临的几天里，全团上下个个都摩拳擦掌，准备痛击敌人。

“在这几天备战的日子里，还曾闹出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来。”刘老缓和了一下语气，笑着和我们聊起那个有关他的笑话来。

“那天(具体时间老人记不清了)，我和团长汇报说去邻近团指挥所联系友军，不过因为地形比较复杂，又是第一次来上海，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又没什么参照物，地图也没带，在回来的路上，走了没多久就迷路了。凭着自己的经验，花了好大工夫，直到半夜才摸回自己的阵地。”

“刘老，你心里就不怕啊，万一遇上敌人怎么办？”

老人笑眯眯地瞄了我们一眼，“这个时候你越是急，越是找不到回去的路，越是急的时候越是要冷静。”

“等我回到团里时，才知道团部早就闹翻了天。”老人不好意思地笑着。

原来团长见刘维楷去了老半天，也不见个人影，怕出事，派了几个士兵到处找，但都没消息，这仗还没打起来，自己就失去了一名左臂右膀，损失不可谓不大啊，团长这边急得团团转，以为刘老在路上被敌人发现，已经阵亡了呢，直到刘维楷回到了团部，大家才松了口气。

10月21日清晨四五点，日军按捺不住，首先发动了进攻，战斗打响了。

凡是有后退的，都给我毙了

“正如我们之前预料的，日军先是用飞机侦察，然后通过放气球来指示炮兵炮击的准确目标，飞机也协同炮兵投掷炸弹，猛烈地向我军洛阳桥阵地轰炸，以掩护随后来的步兵进攻。那时我们团按照原先计划好的作战方案，命令全团作好战斗准备。当时第1营、第2营为第一线部队，1营在右，2营在左，3营作为预备队。在日军飞机、大炮连续轰炸、炮击阵地的时候，我军隐蔽在事先挖好的战壕工事内，当日军步兵手里端着枪，冲到我军阵地射击范围内时，团长一声令下，战士们顿时把几天来没处发泄的怒火，通过子弹如暴雨一般向日寇飞泻而去，猛烈地射击敌人。”

老人说着似乎还不过瘾，还摆了几下手势。

“这是日军一贯的攻击手段，我们针对他们的攻击方式，研究出了对策。”刘老对日军单一的攻击手段显得有些不屑一顾。

“那时候日军的几架飞机一直在我方阵地上空轰炸、扫射，看着挺讨厌的。于是由第3营派出几个班，用轻机枪按照我们在备战时训练的方法，向低空飞行的敌机猛烈射击，原本只是一个警示作用，毕竟我们的迫击炮也少得可怜，只有几门，轻机枪的威胁对于飞机来说太小了，没想到还真把他们给吓跑了。”

“部队在备战时，所做的夜间作战训练在这里终于派上了用场。”

“为了再次挫一下敌人的士气，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当天晚上，我们前线两个营，还各组织了几个突击队，乘着夜幕摸进敌阵，搞了个偷袭战。这一下子，他们晚上都得时时警惕着，不敢安睡了。”刘老一拍大腿，笑的很是开心。

“到了第二天，日军的炮火变得更加猛烈了，他们吸取了第一天的教训，一交上火，日军就穷凶极恶，发疯似地倾巢而出，重点进攻我团左翼，如蝗虫般一波又一波地涌来，他们充分利用其武器装备和兵力上的优势，攻占了我军主阵地左翼线的一个警戒阵地，那个时候，我军的阵地形势已经很危险了。”

“可恨啊，我们的装备不如他们，要是他们没有飞机大炮掩护作战，这一场仗我们早该赢了。”

“那时由于战况激烈，我们死伤得很厉害，战士们都是抱着血战到底的决心面对面地和日军展开肉搏战，奋勇杀敌。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士兵们冲锋陷阵，只有打退日军，我们才有希望。所以下达了‘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命令。”

“当时有一个战士后退了，我就看到团长亲自拔枪毙了他。在战场上不能有这样的事，军人要以服从

命令为天职。士气一弱，就要打败仗。所以我和团长一起督促着他们冲向前线，只要后退，就地枪决。”

说起战场上的故事，老人还深深地记着这样一件事：

“由于我军的武器落后，对于日军的‘移动堡垒’坦克，对付手段很少。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我就看到了一个战士，抱着集束手榴弹奔向敌人的坦克。‘轰’的一声，自己牺牲了，敌人的坦克也被炸熄了火。但这样的牺牲太大了，而且成功的几率也很小，但从这方面看，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

“就这样，拼命地拼杀，反复地争夺，阵地在一天里几失几得。傍晚时分，我们靠着士兵们的英勇无畏，终于稳住了阵地。到了晚上，我们再次偷袭日军，以减弱他们白天的战斗力，我们仍然派了突击队夜袭，如果说第一次是出奇制胜的话，那这次就叫攻其不备。”

在战场上，作为前线指挥官之一的刘维楷，除了白天在团指挥所要时刻注意日军动向，指挥部队作战外，到了傍晚，还要同团长一起深入前线观察敌情，稳定军心，激励战士，鼓舞士气，他在团里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与团长的决策，决定着全团官兵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战斗的成败。

战火中成长的团长

随着战斗进一步的白热化，团长颜僧武亲自率领第3营与敌人展开生死决战。在这一天的激战中，团长在战斗中腿部中弹受伤，三个营长一死两伤，其中左翼线营长陈经楷，臂部中弹，仍坚持战斗，后又被炮弹击中腹部，壮烈牺牲。

“当我听到传令兵跑着过来和我说，团长腿部中弹了，我赶紧回到了团指挥所，看到团长浑身上下都是血，脸色苍白，精神也不好，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在下火线前任命你为代理团长，带领全团官兵继续英勇杀敌，人在阵地在！”就这样，刘维楷在火线上被提拔为团长。

“战斗到第三天，敌人仍旧采用原来的战术向我阵地猛烈攻击，妄图通过炸弹消耗我军原已不多的兵力，以达到一举击垮我们的目的，可惜敌人看错了对象。”说到这里，刘老冷冷地哼了一声。

“我们广西部队就是好强，越是不行的事，我越是要做给你看。日军不是想欺负我们兵力少吗？那个时候战士们个个都像拼命三郎，受点轻伤的不算啥，重伤仍然坚持继续作战。一时间，就听到双方阵地上传出的高速连发的枪弹声和炮弹的轰鸣声，战士们在用鲜血和生命守卫着国家的每一寸土地！”

“那时我们的炮兵部队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白天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空袭，只能选择隐蔽，而晚间对敌射击，又看不太清目标，时常发射偏差甚至炸到自己阵地上。不仅如此，连部队的后勤补给也受日军飞机的影响，运输的食品经常送不上来，战士们只能用干粮充饥，难免影响战斗力。”

说起飞机，刘老感叹地说：“在战场上，天上只看见日军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我们，而我们只能被动地躲避，太吃亏了。就因为他们飞机的轰炸，使我们的伤亡几乎增加了一半。唉，我军就是没有飞机啊！”

这一天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当天的傍晚，下午5时许，刘维楷接到了师部命令，171师师长杨俊昌命令其所属部队当晚8点撤退，向嘉定集结。刘维楷回到团指挥所后，立即部署撤退的准备工作。

“我回到团里后，立即下令在晚上8时撤退，为了不让日军发现，在撤退前下令全团官兵向敌人开枪，制造进攻的假象，并且留下了少数的守军留在阵地上掩护撤退，所有部队先于团指挥所集结后，开始悄悄撤退。”

刘维楷所在的团从一线撤到后方，稍作整理后，便根据命令，继续向嘉定方向行进。到达嘉定后，立即进行了整编。

“整编时才知道，原本我们团1500多人，经过这几天仗一打，阵亡了近三分之一，伤的有三分之一，只剩下这么500多人了。”

“到达嘉定后不久，我们就从嘉定转移到常熟，又从常熟转移到无锡，沿太湖向浙江撤退，最后到了安徽整编并补充兵源。”

到此，刘维楷淞沪抗战的亲身经历告一段落。尔后，他又踏上了新的抗战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