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的抗争 抵制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斗争
自1895年侵占台湾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强制推行其野蛮的殖民政策特别是“皇民化运动”，妄图通过语言强制、奴化教育、变更种姓、更改宗教和生活习俗等，来消灭台湾 民众的祖国观念，割断两岸同胞的文化联系，消除台湾民众的抵抗精神，“使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对此，台湾民众进行了广泛、深入和坚韧的抵制和斗争，始终体现了认同祖国、矢志回归的民族精神和高尚气节。
民族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妄图长期霸占台湾的野蛮行径
民族认同是民族归属的前提。日本侵占台湾期间，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强制同化和压迫，台湾民众始终高扬认同祖国的旗帜，在抵御殖民文化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民族同质性。
以争取解放，返归祖国为其斗争目标。台湾被割让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民为洗刷这一耻辱进行了长达50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台湾被割让的消息传到台湾的那一天起，台湾人民就展开了反对日军占领的斗争。《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民众很快掀起了反割台的浪潮，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当条约被正式批准、割台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时，台湾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从日军登陆台湾的第一天起，就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由北到南，在4个多月占领台湾全岛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共有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内的4800名日军官兵被击毙，2.7万人负伤。其伤亡人数比在甲午战争中日军的伤亡人数还要多出近一倍。从1895年割台到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殊死抵抗，英勇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先后有65万台胞捐躯殉国，他们和大陆为八年抗战而流血捐躯的3000万同胞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台湾军民用自己的顽强抵抗，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强决心。
祖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同胞无不群情激奋，并立即将40余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斗争汇入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大多数台湾同胞立足本岛与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也有许多台湾籍爱国人士或赴海外，或来到大陆，通过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大陆的台湾同胞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于1943年1月30日在重庆发表声明，郑重指出：“台湾原属中国，台民中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保有中国血统”，并严正声明，“中外战后处理台湾问题除将台湾领土主权完全归还中国外，任何维持现状或变更现状之办法，均为台湾人民所反对”。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日本殖民者在岛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岛内台胞的斗争十分艰难，虽形式零散，但英勇壮烈，台湾爱国义士蔡惠如被捕入狱后，把未来寄托于祖国的强大，写下“中原大地如春归，绿水青山待我还”的爱国主义诗句。
贞守中华的民族气节。强力灌输“大和”文化及为天皇尽忠思想，培养“真正忠义的皇民”，是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核心内容。而心向祖国、不做“皇民”，则是台湾民众始终如一的原则立场。在此方面，知识分子率先表明“坚持我们汉家儿女的传统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为日本皇民，乃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原则。……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总能像苏武在北海，一定能够克服多种艰难而勇敢地苦守中华儿女的气节。”被查封前的《台湾新民报》坚持将所有电文中的“支那”皆改为“中国”，为的正是不侮辱祖国。更有一些志士仁人“终身不学日语，以示不屑与同化论者同流合污之高风亮节。”知识界认同祖国的呼号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共鸣，包括小学生在内普遍掀起了抵制奴化教育的斗争热潮。高雄旗山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勇敢地在日籍教员布置作文《我对支那战争的看法》中写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心声，足见抗战期间台湾民众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对日本侵略祖国而痛心愤慨之情。
抒发台胞的祖国情结。抗战期间，“精神上与祖国发生交流，也可以说是台湾向祖国的‘文化的归宗’，予台湾民族运动上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台湾民众的处境极其艰难，抵制“皇民化运动”的斗争很难公开的、有组织的进行，而只能选择隐蔽的、分散的斗争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诗歌、音乐就成为人们揭露、鞭挞日本殖民统治之残暴、抒发他们渴望回归祖国怀报这种强烈意愿的主要形式。”著名作家吴浊流在极其艰难的境遇里，秘密写作《亚细亚的孤儿》，以小说的形式反映了台湾同胞是多么需要、多么渴望来自母亲的理解、爱护和帮助，更反映了台湾同胞在日本几十年的统治之下，对祖国仍然抱着强烈的归属感。“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到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这是台湾文人志士通过文学、文艺作品表达的鲜明主题和共同心声，也是广大台湾民众一代又一代深植内心的中国情结。
语言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强制学习使用日语的奴化教育
语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化身，是一个民族的存在特征。认同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是台湾民众抵制“皇民化运动”的又一焦点。面对日本殖民当局取消汉语汉文、强制学习使用日语的语言同化政策，台湾民众想方设法说汉语、读汉书、作汉文、演国剧，“希延汉学于一线”、“维系斯文于不坠”。
坚持说汉语。抗战时期，尽管日本殖民当局严禁使用汉语、客家话等中国语言，同时以酷吏、严刑、利诱等措施强制普及日语，“但这并不能扼杀台湾人民对祖国和祖国语言的强烈热爱”。在许多学校里，老师在场时讲日语，老师走后台湾学生之间就讲台湾话，甚至利用上课学习日语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广播。广大台湾民众公开场合不得不讲日语，但回到家后仍用闽南话交谈，“即使是在银行、公司、车站、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仍常听到台湾同胞用汉语交谈。”台湾民众始终以汉语为乡音母语，表明汉语深深根植于台湾民众心中，任何外部力量和外来语言都无法取代。即使以严酷刑法强制学习运用日语，也无法消除他们对“国语”的情感。
持续开私塾。在殖民政府的严厉统制下，台湾的书房(私塾)、义塾以民间的方式奋力抗争得以长期保存。书房和义塾的修习时限三四年到七八年不等，以读汉书、识汉字、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主。“尽管是一种旧式教育，但许多家长和学童却宁愿选择书房，而不愿进日本人设立的“国语”(日语)讲习所或公学校。”即使日本殖民当局颁布《书房义塾规则》，严格规定书房义塾须接受地方官员监督，教学内容要以公学校为准，人们对私塾的青睐也未受到影响。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封闭所有书房义塾后，地下私塾教学也从未停止，“仍然有人改变方式，作为家庭教师而继续进行教学”。在极端残暴的殖民统治下，义塾和书房成为台湾同胞传播汉学的重要阵地，对台湾沦为异族殖民地后保存和延续汉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拓展汉文学。文学领域是抵制日本“皇民化运动”最喧嚣的战场。面对日本殖民当局垄断操控文化传媒，极力宣扬“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摧残和围剿华夏文学的不利势态，广大台湾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顾当局禁令，与日本殖民者的文化钳制政策周旋斗争。有的致力中华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晋江人林惠祥甚至两次冒险返回出生地台湾，实地调查研究高山族文化，撰写了《台湾高山族之原始文化》;有的自行结为书社，以诗吟咏唱的形式，保存汉文化，抒发中华民族的情怀。有的将大陆“新文化运动”引进到台湾，以倡导台湾新文学为名，介绍大陆的社会、学术、文学及思想，极力保存和倡盛中文。还有一些以笔为刀，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创作出《鹅妈妈出嫁》、《先生妈》、《模范村》、《狱中日记》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热情讴歌抗日斗争，批判“皇民化运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抒发台湾同胞心向祖国的理想和信心，使汉语国学在台湾的发展空间得到延续和拓展。
信仰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强令废除传统信仰的宗教政策
台湾民间宗教信仰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支撑台湾民众本根意识的重要精神支柱。抗战时期，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民众“改中国传统的寺庙神明奉祀为神社天照大神奉祀”，台湾民众深恶痛绝，纷纷以各种方式坚持原有信仰，抵制日本的宗教同化。
敬祀列祖列宗。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习俗。台湾民众中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群众，相当多的人祖坟在大陆，过去多数是在清明节前后回家扫墓祭祀，以此表达对祖先、故土以及祖国的眷恋之情。这一情结，实因两岸同宗同祖同根同种而世代相袭。“皇民化运动”期间，即使日本殖民当局禁令重重，“许多民众仍冲破阻力，回到大陆祭祀祖先。”此外，因为祖宗崇拜与纯宗教不同，它没有统一的教义、教理系统和礼仪系统，祭祀、生活习惯很多是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的，因此任何人、任何家庭都可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向祖宗祈求平安、避免灾祸、生财发福。这种神圣而又简单的祭祀活动，为台湾民众在“皇民化运动”中保持民族信仰提供了生存空间。甚至在日本殖民当局强行拆毁各家祖先神主牌位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祖宗崇拜依然在民间悄悄流行，家庭化的传统祭祀活动从未停止，“真正过‘皇风生活’的台湾民众几乎没有。”
信仰华夏神灵。台湾民众信仰的华夏神灵，不论是中国传统神明还是闽台民间神灵，在“皇民化运动”中虽历尽劫难、横遭禁止，但威权统治浇不熄人民对神灵的崇拜，“不管怎样变化，台湾民间信仰中的乡土神依然备受推崇，台湾民众依然特别看重从祖籍传来的神灵，并称之为‘桑梓神’。”如对航海守护神妈祖，“甚至在日据时期，闽台妈祖信仰的交流也没有停止过，总有一些信徒不顾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渡海进香”;1934年末，全台妈祖庙有335座，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约100座。这表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民间的妈祖信仰处于日益兴盛的状态。对保生大帝(吴本)的祭典活动，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后300多年从未间断，“即使在日据时期，照样一年一度地为吴本举行诞辰祭典，香火依然旺盛，甚至还派人到大陆白礁等地谒祖进香。”虽然神灵信仰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台湾民众主要是“将它们当作祖国文化因素而力图加以保存，以为民族身份的坚持。”
命运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鼓吹共存共荣的皇民奉公运动 祖国大陆和台湾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祖国的贫穷、落后，导致两岸人民沦入屈辱的境遇，骨肉分离。这是海峡两岸同胞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共同认识。它支撑和激励广大台湾民众自觉与大陆同胞同生死共患难，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早日回归祖国，从根本上摆脱受压迫、受奴役的殖民统治而不懈斗争。
积极投身祖国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即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收回东北、台湾及琉球的严正立场。祖国的昭告，使台湾民众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祖国母亲之关爱，进一步增强了争取回归的信心和决心。一批批台湾民众历尽艰辛返回大陆，加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们在祖国大陆先后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台湾革命同盟会等抗日组织，进行抗日活动。”激励台湾民众回国参战的内在动力，是他们确信中国抗日战争必胜，台湾必能重返祖国。李友邦的抗日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在广东东江地区组织的东区服务队等抗日组织，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广泛的宣传，反映了台湾同胞对祖国抗日斗争的胜利和台湾一定能回到祖国怀抱的坚定信念。
坚持抵制日本的盘剥征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加紧对台湾经济盘剥的同时，开始掠夺人力资源，强征台湾人为“大东亚圣战”卖命。台湾各族群众进行了坚决抵制，反强征土地、房屋、劳役和“国防经费”等斗争此起彼伏。1941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修建屏东至台东的军用公路，强征高山族人民的土地、房屋，并强迫他们充当劳役，“激起200多名被征役者的愤恨群起袭击日警驻地，杀伤日警20多名，然后退入深山。”台湾民众的反战之举使日本帝国主义非常恼怒，他们不得不经常从大陆战场押回一些台籍士兵以进行“惩治”。但这些士兵并未被惩治吓倒，他们在花莲港、屏东、新竹、高雄等地秘密组织反战团体，以“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为口号，进行了英勇的反战斗争，使日本殖民当局极为狼狈。那些被迫征召入伍的台湾战士大都不愿为日寇充当炮灰，有的随军回到大陆后临阵倒戈，“自日军军营中投诚”，加入台湾义勇队等抗日武装，利用“熟谙日语”的优势，“时常协助刺探军情、询问日俘等工作”，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积极争取自身的翻身解放。台湾的抗日民族运动，“是融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反帝、反侵略的抗日民主运动的一环。”抗战时期，岛内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同其他抗日志士一般”，在白色恐怖严重威胁又缺乏领导与组织的条件下，自发地发动“响应祖国的反日斗争”。尽管“青年思汉”事件等最终都归于失败，但反抗者大义凛然、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无疑是台湾民众反日爱国精神的真实写照。在争取翻身解放的斗争中，共产党发挥了积极作用，“直接领导炸毁著名的久留米油库，炸死日兵10余名，重伤20余名，焚去可供日寇平时6年需用的汽油。”同时“还领导了雾社高山族人的反征兵暴动，以及破坏日寇军需生产、破坏铁路交通等斗争。”历经无数次政治、文化斗争失败后，台湾民众更加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们常常以“征兵参战”为契机，夺取枪械进行武装抗日斗争。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壮丁300人被征入伍，准备开赴大陆战场，在领得枪械后，立即“哗变”，当场倒戈，消灭日寇30名，在随后的激战中又消灭日寇145名，然后持械退入山中开展游击战。此类事件，台北、高雄甚至在日军机关中均有发生。这些无不表明，在祖国大陆抗日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台湾人民发挥了高度的勇气与智慧，为实现光复、回归祖国，与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恳请祖国政府收复台湾。早在1939年6月，台湾有关革命党就曾经再三呼吁国民党政府：“向政府请求设置台湾参议员”，“希望在祖国领导下成立光复军”。同年4月，台盟会在重庆发起“复土复省运动”。在“台湾日”宣传大会上，台盟会常务理事宋裴如发表演讲，表达了广大台湾同胞盼望台湾回归祖国的强烈心声：“我们今天的要求(目标)很简单，台湾和别的沦陷区不同，600万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国的温暖的怀抱来。我们很清楚，我们除了这条路以外，更没有别的路可走！同时，我们有权利要求祖国表示收回台湾的决心，宣布台湾是一块失土，和其他沦陷省份一样看待……”“老实说，收复台湾失地，已不只是台湾人民的责任，而是全国同胞的共同责任，我们非常诚恳的要求党政当局及祖国同胞负起这种共同的责任。”
50年的历史证明：在抗日战争中，台湾同胞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展现了台湾民众世代相传、爱国爱乡的强烈情感和不屈的性格，证明台湾民众是在特殊环境下成长的英雄人民，是祖国的好儿女。他们的牺牲、奋斗，为祖国、为中华民族争得了尊严。在新世纪新阶段，同源、同根、同种、同文的所有炎黄子孙都应以史为鉴，认同祖国，同形形色色的“台独”活动作坚决斗争，共同维护华夏一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