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延陵古镇反扫荡 新四军伏击日寇歼灭百余人
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日军在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对新四军游击队的行动，实行分割、封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延陵大捷，又称贺甲战斗，是新四军巩固根据地，开展反“扫荡”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这场战斗歼灭日本精锐15师团池田联队所属官兵168人，俘3人，被延安总部通电表扬——誉为“延陵大捷”。
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日军在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对新四军游击队的行动，实行分割、封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延陵大捷，又称贺甲战斗，是新四军巩固根据地，开展反“扫荡”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这场战斗歼灭日本精锐15师团池田联队所属官兵168人，俘3人，被延安总部通电表扬——誉为“延陵大捷”。
新四军巧妙部署，形成合围之势
延陵古镇是茅山抗日根据地活动中心，也是新四军“东进”、“北上”重要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9年11月上旬，丹阳、珥陵、金坛、宝堰据点日军集中兵力，多次前往延陵地区扫荡。新四军二团一部、新六团和丹阳独立支队等地方武装，隐蔽游动，待机歼敌。
贺甲位于丹阳西南，距延陵5公里，是一个60余户的小村庄，这里沟塘密布，地形复杂，有利于部队隐蔽伏击，丹阳独立支队就驻在附近。1939年11月8日凌晨，支队副队长林胜国得到侦察员报告，宝堰据点三四十名日军夜袭延陵后，正准备沿原路返回九里敌巢。林胜国决定利用有利时机，设下埋伏，痛击这股日军：一大队主力摆在塔路头村正前方，正面伏击日军；二大队在村西侧隐蔽，火力支援；组织一个加强班，轻装过河，拦阻敌人退路，并警戒宝堰可能增援的日军。同时，将敌情和部署向新四军新六团及时通报，请求支援，合围日军。
扔出“土烟雾弹”，突破日军防线
上午8时左右，日军毫无知觉地从延陵方向过来，进入伏击圈。一大队猛烈开火，当即杀伤10余人。日军随即后撤组织还击，抢占了贺甲村东侧一个制高点——城河山，负隅顽抗。村西侧的二大队也打响战斗，日军以机枪、掷弹筒等火力武器疯狂射击，战斗形成僵持状态。正在这时，新六团“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后猛烈攻击。日军遭到合围后，丢弃城河山向西突围，溃逃到贺甲村，企图凭借房屋建筑物和有利地形顽抗待援。
中午12时左右，贺甲村西枪声大作，原来宝堰增援日军来了。日军整合后，妄图利用优势兵力组织反扑，重占城河山。但令日军想不到的是，“老虎团”二团在团长王必成的率领下也加入了这场战斗。王必成人称王老虎，是新四军的一员虎将，他带领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连战连捷，令敌伪闻风丧胆。二团和新六团的战士们始终压制敌人的反扑，日军反扑三次，均未得逞。无奈之下，日军重新退回贺甲村，将机枪沿村环形配置，全力构筑散兵坑，并在贺甲村东南角之祠堂，开凿枪眼，以便一旦村陷就退踞祠堂，固守待援。
在日军火力下，新四军一时无法突破贺甲防线，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傍晚，就在新四军战士加强晚间值备、准备明天再战时，突降大雨，并伴随大风。王必成团长意识到这是避开日军火力，突入贺甲阵地的天赐良机。他命令一营点燃湿稻草七堆，以浓烟为掩护，突进贺甲村，随后三营和新六团相继突入。日军火力的优势无法施展，只能依靠民房建筑顽抗，新四军战士逐屋争夺，将日军阵地一直压缩到东南角祠堂内。
战果：这一仗创下
新四军歼敌人数新纪录
9日凌晨4时，总攻开始了。二团二营先以一个排兵力摸索前进。接近祠堂时，不料被预伏在草堆中的狡猾日军突然袭击，双方展开殊死搏斗。战斗打到上午9时，日军死伤大半，继续龟缩在祠堂内，以坚固的高墙做掩护，作垂死挣扎，但已是瓮中之鳖。随后，二营的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把祠堂南侧围墙炸坍，残余日军慌忙向北门逃窜，被二团、新六团战士们团团围住。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生死格斗，日军全部倒毙。
延陵大捷，歼灭日军168人，俘3人，开创苏南抗日敌后战场歼敌新纪录，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和人民的斗志，受到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通电表扬。上海进步报纸以“伟大胜利在江南”为标题加以报道。今天，围歼日军的祠堂已改建为贺甲战斗纪念馆，墙壁上当年激战时留下的数十个弹孔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在向人们叙述着那段烽火硝烟的战斗岁月。
“延陵大捷”：
抗战进入转折时期的重大胜利
今天所说的“延陵大捷”，发生在1939年11月8日，而就在这个时期，中国自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的全国性的抗日战争，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的抗战局面，正进入了一个最艰苦、迷茫、转折、甚至是一个扭曲的年代。
敌我相持，国内却悲观情绪蔓延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国军给日军以重创，使得侵华日军的所谓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粉碎，日军在中国的战线拉得过长、展开过多，由于兵力不足，使其首尾难顾，已无力再发动大兵团的军事行动，正面战场开始呈现出了敌我相持的情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逃越南，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最为危急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
1939年5月，汪精卫等一行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了卖国交易。回国后，于同年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一时间，抗战的悲观情绪在中国蔓延开来，中国抗战的士气，也因此受到巨大打击。中国开始出现投降卖国的汉奸伪军，并在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所谓“还都”的名义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的两年间，中国的“汉奸现象”达到了高峰。
在国际上，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二战正式爆发，9月28日波兰沦陷。法国、英国被迫向德国宣战，整个欧洲随之都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欧洲的绥靖主义思潮正在受到现实的强烈冲击，欧洲各国都在担心下一个被德军入侵的目标就是自己。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军事力量的迅猛攻势，也影响到中国出现了广泛的悲观主义倾向。
1939年，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逆转。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把国民党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中共肩负起抗日的历史责任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使中国的政局空前的复杂。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历史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由陈毅、粟裕等领导的新四军，则在江苏及周边的根据地，不断发动对日军的打击、袭扰，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让日军疲于奔命、不得安宁。“延陵大捷”，就是新四军为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巩固敌后根据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开展反“扫荡”斗争的一次威震江南的著名战斗。若把这场战斗所取得的胜利，置于1939年间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的大背景之下来看，这个胜利，就更显得尤为难得与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