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忆板门店谈判 恪守“公开场合以朝方为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双方在朝鲜开城附近的松岳山地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停战谈判开始后，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进驻这里，并且盖起了一间间的平房用做代表团秘书处的办公室。笔者在朝鲜工作3年多时间，主要的时光就是在秘书处这些平房里度过的。

谨慎加辛苦

代表团秘书处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人数众多，在代表团本部里首屈一指;二、知识分子成堆，戴眼镜的不少。这两个特点是朝鲜停战谈判的性质决定的。根据朝中双方高层的协议，志愿军方面肩负谈判桌上的后援重任。远在国外，没有充足的人力不足以担负这一繁重的任务。其次，这是一场军事和外交互为补充、交叉进行的斗争。文武结合要求众多的书生，特别是我们这些懂外语的“文弱书生”参加。

谈判桌上，双方代表的态度都十分谨慎。重要发言都是宣读发言稿。稿子不论大小，基本上都是秘书处根据上级意图参与或独立草拟的。这就要求秘书处的有关同志十分熟悉情况，并具有一定的通揽全局、把握政策的能力。

朝鲜停战谈判事关重大，北京和平壤都十分关注进展情况。代表每次从板门店归来，除向李克农、乔冠华直接汇报外，还必须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共中央。这些简报也是新华社发布消息的重要依据。草拟简报的任务往往落在我们秘书处身上。有时因板门店休会迟，或因会议内容多，简报写完，经乔冠华修改，送李克农审批时已届深夜。等发去的电报从北京批复回来，往往已是次日凌晨。此时，秘书处又需根据指示修改或重拟发言稿，赶在当日早上使用。

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协商也均由秘书处承担，而且时间多在晚间，地点在波、捷代表驻地。有时，他们需要深夜约见代表团领导。接待、翻译和写简报等各项任务也离不开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高水准的外语队伍

根据协议，一方代表发言或送给对方的文书都需译成其他两种语言或文字。在唇枪舌剑中，要将己方的立场表达清楚，同时将对方的意图了解明白，很大程度上依赖翻译的准确性。由于美方使用的译员可靠性较差，志愿军代表团对己方英语翻译的倚重就更为突出;此外，同朝鲜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人员的沟通和联系，还需朝语与俄语;同印度、瑞典、瑞士中立国人士打交道则普遍使用英语。为此，代表团选调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外语干部来充实秘书处。

当时，朝方的主要英语翻译是一名留英的考古学博士。中方也有若干名学成归国的高级学子压阵(如裘克安、浦寿昌)，副处长毕季龙因英语水平甚高，被美方誉为“上校翻译”

会议记录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会议记录具有特殊的地位：李克农、乔冠华都不在谈判桌上，因而他们了解会议进程的细节，除听取代表汇报外，就要阅读记录。而每次会议记录(中、英文)，都须全文及时报给国内。就我方而言，对手主要是美国人，停战后出现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和战俘遣返委员会的通用语言也是英语，所以英语发言成为我们记录的重点。在谈判中，美方代表发言中夹杂着很多“瞎扯”，这也需要记录人员付出极大的努力。

代表团对会议记录提出十分严格的要求：英文需要逐字记录。这就难为了秘书处里我们这些从事会议记录的人员，因为谁也没学过英文速记。我们托人在北京和上海的旧书店里买来英文速记书，靠各人自学，辛勤磨炼，逐步掌握了这一技术。

代表团不仅要掌握美方在会议上的态度，也需了解对方在会外的动作和言论，以及西方舆论对会议的评论和反应。但当时的通讯条件十分有限。除了新华社的电讯外，收不到一份外文报纸和杂志。为解决信息闭塞的问题，秘书处的新闻组通过收听其他国家英文广播和抄收外台电码，及时捕捉到美方的信息。

当时印制的条件甚差，无论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的“内参”都只有几份，都是打字或笔译时，加复写纸制造出来的。虽用硬笔着力刻写，第五、六张已模糊不清。久而久之，大家中指上就形成了厚茧。

严格遵守纪律

“公开场合以朝方为主”，这是代表团定立的一条原则。秘书处的同志经常同朝鲜同志一同出现在敌人面前，但如没有朝中双方的协议和代表团的授权，中国人员不会代表我方发言。相互尊重，通力合作，共同对敌使双方关系十分融洽，从未发生问题。这同美国代表以老大自居，动辄在谈判桌上打断别人的做法形成强烈的对照。

代表团和秘书处内的工作调动频繁，说走就走，从没有人有任何异议。代表团定立的规章制度，如离开驻地外出必须两人同行，各人自觉遵守，习以为常。由于实行灯火管制，不管夏夜有多么闷热，我们工作时窗户仍然拉起双层防空布帘，虽汗流浃背，没有人想拉开窗帘透点凉风。

大家执行纪律非常严格，有时免不了做出一些让现在的人觉得可笑的事情。记得1953年，笔者在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工作。某日，美国值班军官称，他即将被调回国，建议美、朝、中三方的值班军官会后在会议厅外照相留做留念。我同朝鲜军官商量后，便以“有困难”为由加以拒绝了。美国人又提出，他可否用相机给我们两人照一张？我来不及请示，美国人又不断询问，于是擅自做主同意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美方转来的两张放大了的照片，背后还有这位上尉的签名。我见到后，立即把有生以来的第一张彩色照片上交了。

乐观的精神

战地物质条件甚是艰苦，蚤虱肆虐对我们咬得不亦乐乎;由于换洗不便，我们整个一冬天不洗澡;饮食很单调，只有罐头和饼干;而且基本上不休假。对于来自城市的青年干部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全体人员都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愉快工作，团结友爱，未闻有何怨言或相互间有何矛盾。为补充给养，我们还自己动手种起了菜，其中茄子、萝卜长得最好。秘书处的女同志多，得天独厚，许多人又能歌善舞。这种便利让文体活动也很快开展起来，且搞得有声有色。

有一次我们收到美方最高司令官的一封来信，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那信字体浓重，排列整齐，轻重均匀。我很纳闷，美国人写一封信还送到东京去铅印？后来才弄清，信是用电动打字机打出来的。谈判后期，我们发现美方速记员不再手记，而是用一架三条腿支着的小型机器。手指轻按键盘，滚动的纸带便出现记录的符号。换人时，把纸条一撕，回去便可回读，变成文字。我们不知那叫何物，便称之为“速记机”。

同美国人相比，我们在装备和技术上落后，但我们这些年轻书生却有一股“不被敌人压倒，却要压倒敌人”的决心。秘书处的工作，如谈判、翻译、函件、记录等，都是直接对外或直接反映敌态的，工作必须十分严谨，不能有丝毫马虎。送给对方谈判代表的书信需备朝、中、英三种文本。文字经过翻译不免产生差异。为了不让美方有任何可乘之机，秘书处实行了“三合一”的工作方法，即由掌握朝中、中英、朝英文字的专家同时对文本进行逐句校对，以保证万无一失。停战协定的签字文本敌我双方各准备一份。我方准备的英文文本竟是如此的完美无瑕，连美国人也自叹弗如。这一份没有一处错漏和擦痕(包括标点符号)的文本是代表团的“功勋英文打字员”———某女同志，在一架国内带去的旧式手动色带打字机上花费了三天三夜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