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的意义 首挫日军为武汉会战赢得时间

此战，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获得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

尽管如此，这次会战钳制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中国军队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2.6万余人，除予日军以巨大打击外，还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此战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有击败日本的能力。

鼓舞中国军民

自“七.七”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也作了不懈努力。在“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 ，表示“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紧接着，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一方面指挥军队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方面接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承认其合法地位，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些举措，对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但由于战争指导的失误和军队战斗力上的差距，对日作战基本上都以惨重的代价和失败的结果而告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失败的悲观情绪。

徐州会战，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挥下，经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开了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此次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兵，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功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不利态势，遏止了失败主义思潮的蔓延，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时，希特勒对中国施加压力，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中国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下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同时，徐州会战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消息，苏、美、英、法、德、意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和评论。据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这些社会舆论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胜利战绩，赢得世界正义舆论的高度评价，也使德、意法西斯不敢小视。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使各国人民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外援创造了条件。

持久消耗战略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李宗仁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