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抗战必败论的依据 与张学良的华北冲突
汪精卫是头号大汉奸，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翻开历史这部大书，去认真地阅读它的每一页，每一行。
作为抗战时期的天字第一号汉奸，汪精卫一直以对日本人奴颜婢膝的形象存在于国人的记忆中。然鲜为人知的是，为人们所不齿的大汉奸汪精卫，也有过一段因抗日被逼辞职的往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建议政府采取对日绝交方针，但却在南京中政会上遭到激烈抨击，无奈与行政院长孙科两人集体辞职。在此情形下，1932年1月28日，已下野但仍握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会议，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通过决议：“一、行政院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
不料，就在汪精卫履新的第一天，驻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在鲛岛大佐指挥下，以20余辆装甲车为先导，分3路向闸北进攻，稍后更是在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支援下占领通天庵车站，并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此时的日军兵锋直指南京，“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有鉴于此，两日后，国民政府迁往洛阳。也就是在行都洛阳，新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发表了其著名的国是主张，谓：“……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翼不失领土，不丧主权。……”
然“一面抵抗”马上被证实为空谈，因为掌握兵权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在江西忙着第四次“剿共”，他虽然在“一二八”事变后即通电“……我全体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并紧急调派精锐的第五军增援淞沪，还制订了《全国防御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但却雷声大，雨点小。
汪精卫眼看依靠标榜“愿不计名位、竭诚相助”自己的蒋介石保上海无望，便寄希望于军委里统兵百万的张学良副委员长。他随即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身份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搬请救兵，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不料，面对汪精卫派来的使者，张学良却答称他遵循既定“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若要出兵，开价月给饷费500万。在此情形下，亲汪精卫的上海守军蔡廷锴部在与近20万日军相持33天，付出了重大伤亡后，由于寡不敌众，最终被迫撤退。
至于汪精卫满怀希望的“一面交涉”，结果却是5月初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地区;日本可在上述地区驻扎“若干”军队。汪精卫新官上任，就被日本扇了一耳光，使其在国人面前彻底食言。
还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日人4月29日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长寿的天长节及日军胜利，韩国反日志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被炸死，植田谦吉中将师团长被炸瞎一目，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当时闻此消息，汪精卫自觉羞愧。待协议签订后，他随即于6月中旬携顾维钧、罗文干等一千外交大将先上庐山与蒋介石商榷对策，又飞抵北平会晤国际联盟调查团团长李顿。
汪计划同时督促在北平的张学良做足战备，以便对外交方面施加些许压力。不料空等四天连个面也没见着，称病不见的张少帅正与宋子文夜游北海消夏。于是只得愤愤然南返。行至山东，韩复榘由于受制于张学良，自然不敢越过蒋、张，应允出兵请求。此刻，热河前线告急，汪精卫情急之下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逼迫张学良进兵热河，不想张竞于数天后召开北平政务会议，发表暗示汪无权指挥军事的宣言。
当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日本军阀成立伪满洲国后，也将热河划入伪满洲国领域，热河防守遂成反抗侵略的焦点。而且热河也关系着30万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生命线，一旦有失，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
彼时的《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撰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明确指出：“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汪精卫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进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张学良的地盘，然而却遭到了张学良强烈反对。此刻眼见形势危急，他遂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
但其时据守热河的军阀汤玉麟是张学良的父辈，他拥兵自重，根本不允许张学良部进入热河，甚至有降日倾向。据记载，“汤玉麟早就派代表参加满洲国的建国议会，其部下的两个旅长也早已向日本表示投诚”。蒋介石也曾建议张学良迅速解决汤，但计划泄露，为避免大战之前先内讧，争取汤积极抵抗，张学良只能暂时将所部布置在热河外围以稳住汤，并派去张作相督战。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写一文道：“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同样对此不懂的汪精卫对于军队系统内部的过节不甚明了，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汪却无钱可拨。就这样，调兵入热河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但却在汪的一再催逼下演成了一场意气之争。最后，张学良向当时国民议会列出了一笔巨额军饷，要求拨款守土，使得汪精卫一筹莫展。
汪精卫走投无路，灰着脸请蒋介石回南京主持局面，蒋却以忙于“剿共”为名拒绝，又不允汪上庐山，终于惹怒了憋着一肚子火的汪精卫。于是，1932年8月5日，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便突然夜走上海，次日又分别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中央及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和蒋介石，声称他自1月28日“忝长行政以来，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告诉蒋介石他已向国民党中央“辞职”，“拟俟允后即回京在中央党部服务”，要蒋“大驾回京”，主持政务。
汪电一发，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8月7日，张学良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泪俱下，表示要辞职，同时致电汪精卫：“东北沦陷，本人应负责任，理应辞职以谢国人，此后政务交北平政务委员会，军事交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分别办理。惟当此国难期间，汪院长担负全国行政重任，不宜以个人细故突然求去，请即打消辞意，继续负责。”
8月8日，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张学良在接到汪电之后，即还汪一电，对其加以辩护和反驳。张学良说华北税收“支抵办法系民国十九年由政府及财政部规定，有案可凭”，声称“余自受命任职以来，对于一切军政事务处处请命中央”，试问“究竟有何事，中央欲加过问，而余不予同意乎”？
而自“痛恨御侮策划难以贯彻而辞职”电文发表后，汪精卫便称病不见客。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和内政部长黄绍雄都避嫌不肯代理院务，而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随后亦通电辞职与汪精卫同去，中央政局已陷入无政府的危险状态。
目睹及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接到汪“辞职”电的次日即急电汪，“值此国难日急，断不能任高贤远引。矧国家大政，端赖主持……盼打消辞意，即日回京”，并决定派居正、何应钦为代表赴沪挽汪。蒋介石也急忙“恳切挽劝”，一方面8月7日电汪，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思想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务望即日返京，主持院务”;一方面于8月8日电国民党中央挽汪代表何应钦及蒋汪合作的桥梁朱培德，“速行赴沪恳切挽留”，声称“如汪决定不干，弟亦辞职不干”。
不料其后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五十七人公开发表宣言，誓与张少帅共进退，更是将汪精卫逼人绝境。在此情况下，8月22日中常会遂决定：由于汪(指汪精卫)身兼中常会和中政会两会之常委，而两会“又系政治策动中心，端赖汪氏主持策划，职务既极繁重，对行政院之日常政务势难一一兼顾，但行政院又为一切政策之执行机关，院长一职未便常此虚悬”，故以副院长宋子文代理，“院长正式人选问题，留待三中全会讨论”。
这一场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是汪去张留：汪精卫称病人院，旋即出国;张学良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后，又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仍主持华北军政。同样，汤玉麟亦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此事对汪精卫影响甚大。待其再度回任之后，便认为中国军人不足恃，战则必败。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终于完全改变了立场，日益转向消极妥协，最后竟在日本“梅计划”劝降之下走上了叛国投敌的不归路，堪为历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