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日本关东军投降 日本兵帽檐朝后

康登勤是山东省鱼台县谷亭供销社退休职工，国家特一级摄影师，鱼台县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1941年，6岁的康登勤跟着父母从山东老家逃荒到了东北哈尔滨，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全国解放后才返回山东老家。康登勤一家曾住在日军兵营附近，当他和小朋友在日军兵营前玩耍时，亲眼目睹了日军投降的历史性一幕。

日本孩子在学校里仗势欺人

我叫康登勤，出生于1935年2月，家在山东省金乡县化雨镇袁集村。1941年，我6岁，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父亲康于林就携家带口去关外谋生。一大家十多口人经过20多天的奔波，终于赶到了哈尔滨，找到了已在哈尔滨生活多年的康登玉。康登玉当时在日本人办的康德火磨(面粉厂)和日军老巴铎粮库干苦力，经他介绍，我父亲和几个本家也都跟着干起了苦力活。

干苦力活的收入很低，只能勉强填饱肚子，我的父亲每天都要扛着200斤重的粮袋，从车上运到仓库里去。由于干的活太重，我父亲落下了病根，后来经常吐血，1947年就去世了，当时年仅34岁。父亲不想让我长大后也像他一样做苦力，就想送我去上学，后来托人送进了一所官办学校，老百姓俗称为“洋学”，不用交学费。当时的洋学是伪满洲国政府办的官办学校，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学生平时学汉语和日语，学校的教师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少部分是日本人。我们班里有50多个学生，其中40多名学生是日本孩子，都是日本关东军军官的子弟。班里的日本孩子仗着自己的家长是日军军官，经常欺负我们。

1944年秋天，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邻居金小田等四五个中国孩子一起结伴回家，这时有六七个上三四年级的日本孩子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故意挑衅，还动手打我们，我们几个中国孩子就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这几个日本孩子平时娇生惯养，打架不是我们的对手，被我们打得哭爹叫娘。几个日本孩子把这件事告到了学校，说我们欺负他们。老师为了讨好日本人，逼着我们写检查，并对我们进行体罚，用竹板打我们的左手手心。大约过了七八天，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又和那几个日本孩子相遇了。几个日本孩子知道我们受到了老师的体罚，就幸灾乐祸地嘲笑我们，还骂我们，我们都很生气，就上去把他们几个按倒在地上一顿狠揍，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们打架的地方就在南岗区的一个日军军营的门口，这个日军军营比较大，驻有大量日军，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大兵营”，听大人说里面驻扎有好几千名日军。军营外面是一圈铁蒺藜围成的铁丝网，里面是很大的操场，平时经常有几十人一伙的日本兵在里面操练。

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投降

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痛打的日本孩子中，有几个孩子的家长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学校为了讨好日军，就把我们几个都开除了。我父亲不甘心让我就此辍学，只好找到一家私学，每月交15块钱的学费，又让我上了大约半年的学。后来实在交不起学费，只好辍学了。就这样又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日军投降了。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近70年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日军投降那天我看到的情景，以后看有关资料才知道，那一天应该是1945年8月15日。当天上午11点左右，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南岗区日军大兵营的外面，透过大兵营的铁丝网看里面操场上的日军训练。当时在操场上训练的日本兵一队队的，至少有好几百人。突然，大兵营里响起了警报声，警报声响过后，就看见日本兵停止了训练，有军官上前对他们说了一阵日语，接着就看到日本兵们把步枪刺刀朝上，枪托朝下，十几只步枪竖着堆在一起放在了操场上。接着，让我们感到更震惊的一幕出现了：日本兵们统一把头上的帽子倒了过来，帽檐朝后，帽子的飘带往前，接着全部把双手举起来，集合在一起听军官讲话。我们看到这些都感到很奇怪。这时到中午了，我们就各自回家吃饭去了。回家的路上，我就听到大人们在兴奋地议论：“听说了吗？小日本投降了！”“这下好了，鬼子完了！”“日本鬼子完蛋了，我们今后不再是亡国奴了。”这时，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苏联红军开着军舰来了

后来有一天，刚吃过早饭，我就听到邻居们议论，说苏联红军开着军舰来了，许多人就跑着到松花江边去看，我和金小田等小朋友也跟着人群往江边跑。到了江堤上，只见江里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船，有大军舰，也有稍小些的铁船，一眼望不到边，船上面站着很多挎着冲锋枪的苏联红军。当时江边到处都是围观的人群，有不少人举着小旗，喊着“欢迎苏联红军”的口号，那场面比过年时还要热闹。苏联红军随后列队进入日军大兵营，接收了大兵营。

那时候，我和小朋友们经常到大兵营门口去玩，就看到很多日本兵老老实实地站在操场上，听苏联军官训话。原先很多不住在大兵营里面的日本商人和侨民，也都被苏联红军集中到了大兵营里。以后的几个月，我们明显能感觉到社会上很乱，经常能听到枪声。苏联红军中有很多士兵军纪很坏，经常买东西不给钱。还有很多苏联兵公开在大街上抢东西，遇到反抗就开枪打。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红军的军纪还很严。我就亲眼看到过有好几次，有苏联兵在街上抢东西，正好后面有苏联军官走了过来，被抢的老百姓就赶紧向他们反映苏联兵抢劫的事，苏联军官听完后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就把抢劫的苏联兵枪毙了。我们看了后都吓得心惊肉跳，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苏联红军的军纪这么严，怎么有些当兵的军纪会这么坏？

几十年后我在报刊上看到伍修权、吕清等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原来苏联红军在与德军的激烈战斗中大量死伤，造成兵员补充不足，战争后期将许多刑事犯补充到军队里。八路军东北松花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就因制止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而被苏军士兵打死。八路军军区司令员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的遭遇更可想而知。这种混乱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一些坏人也趁机进行偷抢。有人趁混乱把日军大兵营的楼房拆了，把楼房的木料拆掉运走了。苏军还把很多工厂的机器设备拆卸下来，用火车一车车地运往苏联。平房区有个日本的仓库，仓库很大，里面存放有粮、油、布匹等大量物资，也被人烧了，光是仓库的大火就连着烧了很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