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烈罗化成 在苏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罗化成，1895年中秋日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南阳区(今属上杭县)南山村一个贫农家庭。其父罗兰夫，是一位著名的老中医。罗化成从小随父习医，颇晓医理，青年时，就成了乡村的好郎中。1919年，罗化成在汀州蚕业学校任教师。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组织了长汀学生联合会，投入爱国反帝运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在长汀办教堂的美国传教士与当地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阻挠学生集会声援上海工人斗争。青年医生罗化成立即参与组织长汀的爱国青年和市民群众1000余人冲进教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为募集物资，支援上海工人运动而日夜奔走。
1926年，罗化成家乡——南阳区连续出现了数股鱼肉乡民的土匪，抢掠财物和掳人的事时有发生，人民群众苦不堪言。这一年年关，罗化成组织十余名青年人密议伏击土匪。他提出：“擒贼先擒王，首先把经常骚扰乡民、为非作歹的土匪头子罗茂林除掉。”在正月初二夜，当罗茂林饮得醉醺醺的时候，罗化成出其不意地击毙了他，其他匪徒也被缴了械。此事在汀州影响甚大，他被家乡父老赞为“为民除害，足智多谋的青年头领”。
1927年9月，南昌起义后向广东潮汕和海陆丰进军的一部分部队在周恩来、朱德、贺龙率领下来到长汀地区，给闽西人民带来了光明，也促使罗化成投入党的怀抱。不久，他由李立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化成和黄亚光、张赤男等成了中共长汀特别支部的第一批党员。
罗化成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先后以汀州公路局工程师和汀州祖传中医的合法身份，与乔装算命先生的李天富两人经常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建立自己的组织——农会。罗化成第一站是深入上杭县的才溪乡。他为穷人开药治病，还自己采集中草药，为穷苦百姓治愈了许多常见病，被才溪人视为“华陀再世”。在给群众治病的同时，他对才溪乡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群众的劳动、生活以及一切与群众息息相关的事都调查了解得一清二楚。还培养了一批当地的骨干。在此基础上，他在才溪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才溪的群众这才晓得罗化成是代表共产党来为人民办事的，他们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才溪人想到了。”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一举占领了长汀城。长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罗化成被选为常委，后被派往南阳区发动农民暴动。由于罗化成在群众中享有威望，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军阀惊恐不安。6月的一天，以大地主黄霞余为首的一伙土豪劣绅在龙田书院密谋，以邀请罗化成商谈“二五减租减息事宜”为名，摆下“鸿门宴”，企图诱杀他。罗化成闻讯后，将计就计，星夜集合了南阳几个乡400余名农民暴动队员，分成四路埋伏在龙田书院四周。罗化成与他的几个随从暗藏匕首，昂首挺胸地进入了龙田书院。正当黄霞余还在点头哈腰之际，暴动队员蜂拥而上，把地方豪绅的家丁们的枪支收拾得一支不留。战战兢兢的黄霞余手还未伸进腰，“崩”的一声，头部开花，早已一命呜呼了。这一仗，就是罗化成精心设计的“奇袭龙田书院”。南阳区农民暴动旗开得胜，推动了汀洲各地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开创了(长)汀(上)杭连(城)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推动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翻身农民用民歌赞扬罗化成：“民歌一唱喜盈盈，南阳出了罗化成，才生(罗化成的乳名)先生搞暴动，地主豪绅命归阴。”
1929年7月20日，罗化成、张赤男、段奋夫等七位长汀代表，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报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论述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巩固的有利条件及基本方针。会后，罗化成激动地对长汀代表说：“毛泽东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罗化成担任汀东区委书记后，经常写信给毛泽东，汇报汀东地区的工农武装建设、青年人参加红军、兴办生产互助组、不误农时地抓好春耕生产以及开展妇女工作等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罗化成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区委书记。”为了扩大汀东红色区域的武装，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拨400元供汀东区委购置武器。不久，闽西红军整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罗化成任四纵队特务大队大队长。同年12月28日，罗化成出席了在上杭古田溪背村旁曙光小学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再一次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
1930年6月，罗化成奉命率部在汀南阻击敌人，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治愈后，调闽西红军医院任院长。两年后，因斗争环境需要，罗化成又调回汀州，到一家原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福音医院)任医师。这家医院由红军接收后，由著名的医生傅连賞任院长。罗化成来到此院时，毛泽东恰好也在这里养病。罗化成不仅与傅连賞合作得很好，而且还得到毛泽东的多方关怀。当毛泽东了解到罗化成的家庭受到地方豪绅的欺压，妻子被迫改嫁、儿子被卖的悲惨遭遇时，流下了热泪。毛泽东说：“我和你几乎是同病相怜啊！我已30多岁了，结过婚，妻子和3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接着说：“我同家人很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也不知他们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我听说妻子杨开慧被抓了，也有说她不在人世了！”毛泽东说到这里，大口大口地吸着烟。然后接着说：“我对杨开慧母子至今仍深深思念，当年开慧给我写信作诗：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还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成功’。”罗化成倾听毛泽东介绍后，泪水似泉涌般地流出来。毛泽东说：“一个革命者不怕死，叫身经百战不死，你也是一个。不过，妻子也是需要重新选的，不然也不像个家，这个医院有一个护士小曾，曾经是一个修女，不过她也不会是天生下来就是修女，她也是被土豪劣绅逼得家破人亡才当修女的。我看你与她同是一棵藤结出的两个苦瓜！两个又都是学医的，正是门当户对啊！”经毛泽东多方为罗化成和曾史美说合，不久，他们在福音医院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毛泽东的教诲下，小曾也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共产党员。1934年冬，她为了掩护红军游击队，在长汀县赖坊村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罗化成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他的良师益友毛泽东。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罗化成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副秘书长兼武装动员部长的身份返回闽西，协助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坚持闽粤边区的游击战争。
1934年冬，罗化成奉命在闽赣边坚持斗争，而敌人在军事上采取“堵剿”、“搜剿”、“驻剿”和“追剿”的战术；在政治上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在经济上实行“计口购盐、粮”的封锁政策。在这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错误地决定将军区留下的两个主力团5000余人，全部撤至长汀的四都，并命长汀市民坚壁清野，以御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当时，罗化成与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的毛泽覃认为，四都距长汀县城几十公里，毗邻江西边境，是一个交通十分闭塞的小乡村，主力株守这里，等于走向绝路。罗化成一再建议：放弃四都，实行分散游击，伺机袭击敌人，并将省委机关撤至闽粤边的山村。但遭到拒绝。不久，敌人增兵向四都进攻，红军弹尽援绝，人困马乏，队伍损失过半。最后，万永诚、毛泽覃等均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罗化成率领一小部分红军，杀出一条血路，向江西瑞金的武阳山撤退。武阳山位于长汀与瑞金交界处，崇山峻岭，地形险要。在激战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手持驳壳枪掩护战友撤退。后来队伍被冲散，他找不到食物，饿得两眼发黑，双腿发软。次日清晨，大雾弥漫，罗化成趁机下山觅食和寻找同志，不料误入了有敌军驻守的村庄，不幸被捕。“刚脱虎口，又落狼窝”的罗化成，被押解到瑞金县国民党监狱。
罗化成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和利诱，但始终未暴露身份，咬定自己是个伙夫，龙岩县人。敌人仔细端详他光溜溜的秃头顶，留着两撇山羊胡子，又似老实巴交的伙夫，又像跑山区收山货的商人，一时又找不到真凭实据，只好决定将他押回龙岩县处理。在未解押龙岩之前，罗化成与同狱的原清流县保卫局局长梁国斌互递眼色，密商逃狱。
罗化成和梁国斌彻夜未眠，等守狱的哨兵进入梦乡，罗化成一个箭步横跨过哨兵的身体，吹灭了牢门的马灯，和梁国斌一起借着星光迅速翻出墙外，越过敌人的重重岗哨，顺利地下了山。他们去寻找党的组织，可是，担任联络的地下党员已被敌人杀害。正走投无路之时，罗化成对梁国斌说：“小梁，在红军撤退之前，我和工农银行的一个干部，在鸡公岽埋藏了一瓦罐法币和金条，我们何不取出来应急？”
梁国斌说：“那好，先解决盘缠，找到党组织再说。”于是，他俩长途跋涉10多天，遍山寻，遍草翻，终于找到了那个瓦罐。瓦罐里藏着1800元法币和六根金灿灿的金条，他们取走一半，另一半留下，以备那个银行干部的需用。
1935年11月，罗、梁抵香港后，与邓芳(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的胞兄)取得了联系，暂时在香港以养猪、种菜为掩护，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次年秋天，罗化成联系当地几名党员，成立九龙临时党小组，开展革命活动，协助进步学生演出抗日救亡剧目。罗化成亲自刻钢板，油印抗日刊物《铁流》，秘密散发。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1937年8月，罗化成、梁国斌奉命回闽西工作。他先后在长汀、连城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打游击。同年12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闽西抗日人民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罗化成任二支队军医处主任。开始，他被留在二支队后方留守处工作。他经常深入各地，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年春节，罗化成奉命带领200多人的部队，回到久别的故乡——南阳南山村。这时，他才知道，父亲被敌人杀害，母亲病故，房屋被烧毁。乡亲们都认为他是回来报仇雪恨的。有的人劝他趁机杀死血债累累的国民党乡长黄志煌。罗化成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一阵怒火直冲胸膛。不过，他始终没有流泪。他说：“我的泪早已流完了。现在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不是流泪的时候！”罗化成想到党的重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压下了熊熊的心头怒火，亲自找乡长黄志煌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对黄乡长说：“眼下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国家民族处于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报仇，不顾国家民族的深仇大恨，我们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抗日救亡是当今头等大事！”接着，罗化成在郭寨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与乡长黄志煌谈判。这天，黄志煌诚惶诚恐，怕有变卦，三步岗，五步哨，甚至在区公所的大楼上架起机枪，以防众人闹事。罗化成临危不惧，只身一人，从容走进会场。他面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乡丁队，侃侃而谈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提高嗓门对面色蜡黄的乡长说：“我奉命与你谈判，目的是商议国家大事，并非与你算什么账，要算私仇，八斗麦子也数不清。现在，我们要捐弃前嫌，共同抗日！”罗化成的话，博得雷鸣般的阵阵掌声。接着，他又向黄志煌提出了取消对红军游击队的封锁和敌对行动，保护红军家属安全及救济灾民、难民等条款，黄都一一答应了。不日，区乡公所大门外贴满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等标语，促进了全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8年6月，罗化成奉命前往苏南抗日前线，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军需处处长；1939年春，任二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0月任代主任。
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生活，罗化成的身体已很虚弱。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几次要调他到后方工作，他却始终坚持要在前线与战士们同甘苦。他做政治工作，善于耐心说服，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同志们爱戴他，把他和参谋长罗忠毅合称为“我们可爱的一担罗”。
罗化成生活非常朴素，而对战友关怀备至。一次，作战科参谋王培臣患严重痢疾，罗化成跑到30多公里外的镇上买药，并通宵达旦守护在他身边，直到他脱离危险。有一次，马夫李阿美病倒了，他亲自安排车子，送小李住院，还为小李送饭送菜，掏出零用钱给小李买营养品。李阿美噙着眼泪说：“罗主任真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一位小战士在急行军中把鞋丢了，罗化成发现后，立即脱下自己的军鞋，递给那个小同志穿。在行军中，他发现哪个战士生病，他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还亲自为生病的战士背背包，扛枪，送饭菜。战士们感动得流泪，他总是说：“我们是阶级兄弟，就该情同手足。”
罗化成还兼任当涂、芜湖、江宁一带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第二支队活动地区的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先后建立起县、区、乡政权和党的基础组织。同时，各级青抗会、妇抗会、农抗会等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也纷纷地建立起来，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罗化成作为第二支队的政治部主任，经常亲临前线指挥。1939年夏，罗化成来到六团，正与几位闽东来的干部凑在一起，叽哩哇啦地用福建话谈起家常来。忽然，侦察员报告，发现日军向白兔镇开来。只见镇北头尘土飞场，日、伪军黑压压一片，妄图袭击我军。罗化成见状，当机立断地对干部们说：“敌人再多也要打！”接着指派一个连占领镇南的山堡，迎击敌人：命令一个营插入敌北面，打敌后尾部队。经两小时激战，击溃了敌人。战士们说：“这次战斗取胜，多亏罗主任的果断指挥。”
罗化成还采取措施，保证革命军队内部的纯洁性。设在太平县小口镇的新四军医院，连续发生医疗事故，有一次有50多名伤员莫名其妙地死去。新四军领导得悉后，个个吃惊。罗化成到医院调查研究，细致地分析事故的原因，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再顺疑点查究，终于侦破了隐藏在军医处的国民党特务“兰罗王”用日本毒针害死我伤员的案件，消除了隐患，保证了医院的安全。
1940年1月，罗化成与罗忠毅率领二支队司政机关进入句容以北地区活动，指导该地区的党组织开辟工作，先后在朱巷、胄王山等地与“扫荡”的敌人进行了几次战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句北地区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1940年2月20日，正是江南大雪纷飞的日子，罗化成冒风雪指挥部队与日寇作战，受冻致病，加上心脏病复发，病逝于江苏省溧阳县竹篑桥地区，时年4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