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朝的限外令 没有一技之长外国人遣送回国

1811年，也是清嘉庆十六年，论干支则为辛未，羊年，也是从这一年起，中国成了羊。这一年的五月，嘉庆皇帝颁布一道圣谕：“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

这是一项典型的限外令，大意是说，那些在京师居住的外国人，除了一些搞天文的技术人员，其他不懂天文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外国人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稳需要，责令有关部门进行排查，在天文部门有固定工作的除外，其他一律遣送回国。就是在天文部门工作的外国人，也要严加管教，尤其要禁止和旗人往来，以免带坏了旗人。

看似一道普通圣谕，却蕴涵了大清朝心理失衡，在洋人面前的优越感丧失。也说明，中国人对洋人的态度从此改变，洋人不再是稀罕物了，是一个问题了，而且不得不关注了。

皇帝很生气，后果自然很严重，不久西洋堂依据嘉庆的这道谕旨对在京西洋人进行了普查。两个月后，即七月十四日，主管西洋堂事务大臣福庆把调查结果上奏嘉庆帝，提到西洋人贺清泰、吉德明已年老多病，毕学源尚能通晓算法，此三人请令留京;高临渊、颜时莫、王雅各伯、德天赐四人，学业未精，留京无用，应遣送回国。

接到奏折后，嘉庆同意贺清泰、吉德明、毕学源三人有一技之长，颁发留京居住证，但要求他们老老实实住在西洋堂。至于高临渊等四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被遣送回国。为了确保彻底遣送，政府对他们一路护送，要求步军统领衙门派人送到良乡，交由直隶护送，直隶再交给下一个行政区域，一直到广州，然后等有方便的船只，把他们四人送回家。并且要求他们四人无论在沿途还是在广东居住期间，严禁与内地人们来往，担心他们破坏了淳朴民风。

七月十六日，清政府颁布法令：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意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

真是有点奇怪，堂堂天朝皇帝，竟和区区几个洋人较上劲了，又是严定科条，又是大加惩治，又是遣送回国……的确有失体统。不是嘉庆不要面子，问题的根本是洋人太热情了，要给大清朝的子民带来福音，这令大清朝的嘉庆很不爽，我天朝上国，哪里需要尔等福音，从哪来到哪里去。可是，大清朝已经离不开洋人了，可以不要洋人的物品，但钦天监需要洋人观察天象修整历法。

连皇帝都把洋人当回事了，说明天朝放下尊严了，心虚了;实力不如洋人了。不敢“中国欢迎您了”，也说明开始害怕了，问题的关键是已经离不开洋人了。梳理一下，中国和洋人的交往极具特色，仅仅从称呼上就能发现一些端倪。从最早的夷到洋夷，再到洋人，进而变成洋鬼子，之后又称为外国人——老外，外国人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们自己。这些称呼的变化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兴衰史，中国人向来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自然等而下之，不配和中国平起平坐。

最早的“夷”是中原华夏人对周边地区人的蔑称，那时中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于是把自己当做是天下的中心，称四方为“夷”，显示自己的优越高贵。托祖先的努力，我们的优越领先了世界两千多年，因而我们称外国人为“夷”，也就称呼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年，一直都是别人到我们天朝求学问道，所谓风水轮流转，正当我们还在夜郎自大的时候，而“夷”们却强大了，而且超越了我们。

“夷”们不像我们天朝那样矜持，等着别人上门取经，他们是送来主义，是“己所欲施于人”，就把他们认为的“救世良药”送了过来。他们哪里知道，天朝什么都是早就有，哪里稀罕他们的东西，他们自然就碰到了一鼻子灰。

据考究，“夷”们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就开始来“救世”了，那时称为景教。不过，那时候我们正如日中天，哪里需要他们，后来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灭佛也顺带捎走了基督教，该教故此从中原消失。元朝时，西方“夷”人热情不减，基督教再次被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当元朝统治者被小和尚朱元璋撵出中原后，基督教也随风而去。

西方“夷”人做事情向来有宗教徒般热情，百折不挠，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到中国“救世”。

利玛窦的确有本事，为了能在中国传教，他对天主教礼仪进行了改革，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让中国人有一种亲近感，在翻译天主教最高信仰“Deus”名称时，利玛窦采用了先秦古籍儒书中的“上帝”称号。再就是，中国人在信仰上帝的同时，还可以拜孔子、祭祖先。经过努力，利玛窦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完成了天主教梦寐以求的成功。但由于他们内部产生了不和谐意见，引来一些其他来华教士对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有偏见，引发了“中华礼仪之争”。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一个名叫颜当的法国传教士在福建传教的时候，以上帝名义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祭祖拜孔，这样一来，康熙皇帝肯定不干了。尽管如此，康熙还是多方努力，希望罗马教廷能收回成命，但罗马教廷就是固执己见，这令康熙很不爽。让你们传教，已经给你们面子了，还蹬鼻子上脸不成，于是一怒之下在全国禁止该教。

通过这件事，康熙还是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潜在威胁，他为自己的子孙敲响了警钟，明确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这也是天朝的君主第一次走下台阶，开始平视西洋，改称“夷”为“洋”，从夷到洋，绝不是字面含义的差别，还有更深层次的微妙的变化。这里的“洋”不单是指海洋，更含有先进文明的意思在内，所以“洋人”一出口，自己就矮了半截。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能看到这一点，康熙不负圣主之名，遗憾的是康熙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还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颁南洋禁海令，禁止内地商船到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处贸易，南洋的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外国船只不得载中国人出洋。理由是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清圣祖实录》)。

如果说当年朱元璋颁布“禁海令”，是因为自身的小农意识让中国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么，康熙的“禁海令”，把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统统放弃，把自己从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就是有些犯傻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种下了苦果，也让整个国家蒙受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