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闻 哪个民国总理竟将姨太太拱手送情敌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1912年到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北洋政府更替的执政集团里，国务总理无疑是一个“走马灯”一样职务，数不清的更迭与替换，最短命的内阁只有六天，最长寿的也不过一年半载。据说，在这短短的十六年间，就有二十六人出任过内阁总理。真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分出席巴黎和会。

翻开尘封的历史，可以看到，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一大批军阀政客、官僚名流演绎了一段中国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这一时期的历届内阁总理更成为影响那段历史的主角。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各色人等上演着一出又一出喜剧、悲剧、丑剧、闹剧。就在这历届内阁总理中，有一位颇受争议的另类政治人物，他就是人称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的段祺瑞。

官运一路亨通的段祺瑞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民国时期政治家，北洋三杰”之一。皖系军阀首领。他帮助袁世凯训练北洋军，而后以此纵横政坛十五载，一手主导了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拥有“三造共和”的美誉，后来因宠信徐树铮，迷信武力统一，为直系击败而下野，曾借助和张作霖和孙中山的三角同盟而短暂复出。但因失去实际权力而成为摆设。一生清正耿介，颇具人格魅力。他还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

纵观段祺瑞的人生，他的官运可谓是一路亨通，从1881年，只有十六岁得段祺瑞怀揣一块银元徒步数十天二千余里，来到山东威海投奔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被收留在军营中作哨书开始，到1901年，他的原配吴氏在济南病故后袁世凯将干女儿张佩蘅嫁与他为继室，二十年间，段祺瑞已经坐上了三品知府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的位置。两年后，清廷成立练兵处，段祺瑞出任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

1924年3月，在纪念北京大学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得票数仅次于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与当时青年人的偶像胡适并驾齐驱，这让吴佩孚、黎元洪、冯国璋、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大腕难以望其项背。因为，与这些北洋军阀的大腕们相比，段祺瑞有些有点是与众不同的，那便是他一生为官清廉如水，不爱敛财，更不用人唯亲，也没有酗酒、嫖娼、赌钱的嗜好。所以，他在当时赢得了“六不总理”的美名。

将姨太太拱手送情敌

但是，段祺瑞也与其他北洋军阀一样，拥有三妻四妾。他先后娶了两房太太和五房姨太太，第一位太太吴氏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第二位太太张蘅，也就是袁世凯的干女儿，生了四个女儿。而他的五房姨太，都是张夫人先后为段祺瑞讨进门的。张夫人因为没有儿子，生怕别人说她不够贤惠，不得已而为之。

大姨太陈氏，早在1914年便过世了，留下一儿一女均不幸早折;二姨太边氏只生了一个女儿;三姨太和四姨太都姓刘，仆人们称她们为刘三、刘四。五姨太姓李，便顺着称为李五。这三个姨太出身都很低，都是花钱买进门的。据说，段祺瑞脾气很大，在家中说一不二，对夫人、姨太要求很严，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治家却很失败。他本人素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他尤其痛恨抽大烟，没想到他的夫人和姨太太个个背着他抽大烟。

段祺瑞下野之初，住在天津日租界须磨街他的部下魏宗翰的公馆里，第二年应皖系下属田中玉之邀赴大连疗养，随行的有张夫人和二姨太，留在家里的几个姨太没了管束，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偷偷溜出去看电影、听戏、划船、逛市场，四处招蜂引蝶，常常半夜三更才回公馆。一次，段祺瑞返回天津后，突然发现家里有什么不对劲。下人们在窃窃私语，三姨太和四姨太说话总是躲躲闪闪。有天夜里段祺瑞睡不着，一个人起来到院子里散步，正好撞到三姨太从外面归来。当时段祺瑞的惊愕无异于见到了外星人，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女人竟然打扮得像歌女，而且夜半归来！

电视连续剧《建党伟业》中出任民国总理的北洋军阀段祺瑞。

当时，三姨太也惊呆了，吓坏了。她了解段祺瑞的脾气，知道等待自己的凶多吉少。段祺瑞一怒之下便照着三姨太的脸一掌打过去，呵斥道：“不要脸的东西！”第二天，段祺瑞吩咐张夫人将三姨太送回在北京的娘家。张夫人早已听说了三姨太和四姨太的风流韵事，只是一直瞒着段祺瑞。以段祺瑞的脾气，她担心会闹出什么大事。如今见段祺瑞如此冷静，倒也放下心来。只是三姨太哭着闹着不肯离去，让她有些于心不忍。

送走了三姨太，不久四姨太的风流韵事又传了出来。原来四姨太还未做段祺瑞姨太太之前就有了意中人，嫁给段祺瑞之后还余情未了，经常与意中人幽会。段祺瑞听说此事后便吩咐张夫人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太出嫁给情敌的事情，在当时传为一段佳话，体现出了段祺瑞在私生活上较为检点的一面，与其他军阀欺男霸女、强取豪夺有一定区别。

对于子女，段祺瑞更是要求严格，而且从不给什么特殊照顾。吴夫人所生长子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段祺瑞身边，虽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但与段祺瑞一样，十分喜爱围棋，是当时围棋界里响当当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段祺瑞对段宏业十分喜爱。但仍没有为他的前途铺平道路，而是教育他从最低层做起，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向高处攀登。

段祺瑞治家严明，夫人姨太子女都不得干预公事。有次一个姨太想替一位老妈子的亲戚某个差事，在段祺瑞面前求情，段祺瑞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怒斥道：“你想买官吗？得了人家多少钱，快说！”这位姨太委屈地当场就流下了眼泪，但段祺瑞毫无怜香惜玉之情，又将她狠狠训斥一番才罢休。从此，家中再也没有人敢向段祺瑞求情。

当上内阁总理以后，合肥老家经常来人拜访，目的是想求他给谋个好差使，段祺瑞一概不予办理，只是好吃好喝地招待这些亲戚几日，然后给些钱将他们打发走。就连他的胞弟段启甫上门，他也是毫无情面。其实，对于一位国务总理来说，安排个差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段祺瑞认为段启甫不是做官的料，对他说：“你不适合做官，还是给你一笔钱，回家做个买卖吧。”因此，段祺瑞的亲朋好友中很少有做官和发大财的，这在当时的军政要员中极为罕见。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着房子生活，直到袁世凯以送套房子给他干女儿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四十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的，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1926年6月，段祺瑞欠黎元洪七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被黎元洪告上了法庭。这件事足可说明，当时段祺瑞确实是一位没有多少家财的“贫穷总理”。

段祺瑞在下台之后，经济来源减少，为了节省开支，段祺瑞一改从不管家的习惯，亲自过目家中每日的账目。为了减少开销，段祺瑞在天津英租界47号路租了一套费用较少的住宅。乔迁之后，他连平日里十分喜欢的麻将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均着布衣。公馆的规模也缩小了，厨房里人也少了，当差打杂的加上看门的，不过十来个人，原来太太小姐们每人屋里三四个老妈子也压缩到一两个。直到后来，除留下张夫人在身边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减少开销。家里时常出现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多亏段祺瑞的一些老部下自愿轮流为段站岗放哨，帮助处理些杂务，这才使得公馆中不至于到了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1930年2月，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日本人认为有机可乘，密谋策动“北洋派大同盟”，拥戴段祺瑞和吴佩孚为领袖，组织华北傀儡政权，以控制华北地区。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之下，段祺瑞和溥仪曾在天津有过一次密谋的会晤，不过双方都不愉快。事后有人问及，段祺瑞生气地说：“鄙人不才，忝为国家元首，这小子到今天还摆皇帝的臭架子，真是岂有此理！”由于段祺瑞和溥仪的不欢而散使得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土肥原贤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想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许愿只要段同意，日本将会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祺瑞的严词拒绝。日本人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毕竟段祺瑞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如果段祺瑞和日本人合作，那势必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蒋介石很快就采取了行动，他通过国民党皖籍要员吴忠信引见，在北京饭店和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见过一面。蒋介石很诚恳地对段宏纲说：“我也是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因公务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

蒋介石早年曾就读于保定军官武备学堂，段祺瑞当时兼任该校总办，虽未为蒋介石直接授业解惑，但也算有师生之谊。会见后，蒋介石派吴忠信去天津拜访段祺瑞，送去两万元生活费。以后经常赠送巨款，保障段祺瑞全家的日用开销。这些钱对于捉襟见肘的段祺瑞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也让他加深了对蒋介石的好感。1933年1月19日，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持蒋介石亲笔信赶到天津。信中，蒋介石恳请段祺瑞“南下颐养”，并表示待其南下之后，“随时就商国事”。此时已经年近七旬的段祺瑞本想在北方颐养天年，但当时风传日本人要劫持段祺瑞的消息，因此段祺瑞也同意南下，他对钱永铭说：“我已老，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可以随时就道。”

在弥留之际，段祺瑞依旧对国事民生十分关心，留下亲笔遗嘱“八勿”，阐述复兴之道，足可传世。其中说：“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徒薪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这“八勿”之说无疑是段祺瑞一生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教训，对后来的执政者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历史上对于段祺瑞一生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梁启超曾评价说：“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后人对段祺瑞评论也非常多，有挺其品质高尚，爱国有心;有骂其军阀习气，倾心权术，迷信武力。段祺瑞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北洋军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能得以盖棺定论，这同毛泽东对他的一番评价有关。解放初期，章士钊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书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哈哈一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1953年春，其子段式巽去北京，章士钊、李济深两位老人对他说：“你想，政府买下你段氏一处产业，花三千元，使用你们的房产，也每月按粮价折款付给租赁费，何曾作为‘敌产’对待？”这也正说明，人民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