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药为什么能在唐朝盛世时风靡一时？

唐代上层社会，服长生之药，求不死之风甚盛。

人岂有不死之理？但不想死之心，人皆有之。明知其绝不可能，可没有一个人碰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会放弃的，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谬，也不肯失之交臂。即使科学发达至今天，不也有过这种功那种功，弄得一帮愚民膜拜崇信，成为现代白痴吗？

何况一千年前的唐朝？

在中国，怕也不止是唐代，有钱的，有名的，有权的，有势的，日子过得滋润得不行的那些人，以及没钱的，没名的，没权的，没势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坦快活，而在孜孜奋斗企冀改变的那些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寻丹觅药地争取不死。

再则，最好的死，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于是，可想而知，唐朝人吃不死药，比当代人吃补药的积极性高上十倍，不足为奇。当时的长安，恰逢盛世，人们自在得简直不知所以，便想办法要长久的快活，想办法能取得长久快活的灵丹妙药。于是，来自西域、南洋的胡僧，来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最吃香，因为他们能炼不死神药。皇帝下帖诚邀，名流登门求教，官员趋前问候，小民望风追随。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高僧，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门岛渡海来到大唐，那就更是不得了。最后，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级医药顾问一职，负责监制御用的长生不老之药。

在太极宫的金飚门，为他建造一座炼丹的冲天炉，白天火光熊熊，夜晚耀如白昼。

同是洋人，这个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胡僧，可比当今瑞典科学院专管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来到中国，要神气得多。人称“天可汗”的万世之尊，亲下丹墀，合十礼敬。因为这位外国和尚，能让你不死，活八百岁，活一千岁，能让你与你的重孙子，一块儿再娶媳妇，能让你与你的灰孙子，一块儿重做新郎，那是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福气啊！至于挟重金而来华的洋院士，相比之下，那诺贝尔奖的区区五十万美金，就不免有点赧颜了。

唐朝的不死药，种类繁多，系统不一，方剂互异，用药有别，冶炼炮制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通常都秘而不宣。若像做豆腐、炸油饼那么简单，那些卖野人头的胡僧，那些推销狗皮膏药的方士，还能骗谁去？这也是时下文学界经常被几个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这也不稀奇，自有人类，就有骗子，正如盖了房子，人住进去，必然会有耗子、蟑螂一样，是不受时间控制和空间影响，是防不胜防的。

唐朝的不死药，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魏晋时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传进中土的炼丹术。有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在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认为有关长生不老之术，永寿不死之药，无论在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古老性文化里面，都是与房中术相关连的一门学问。

但无论什么事情，一落到中国的犬儒主义者手里，就常常学招变样，偷换概念，形同实异，荒腔走板。狸猫换太子，化严肃为粗鄙，挂羊头卖狗肉，认真求实被油腔滑调代替。《淮南子》曾云“橘逾淮为枳”，而被他们捣弄折腾以后，过了淮水，橘就变为驴粪蛋、屎壳螂，令人啼笑皆非。

因此，别把李唐王朝看成一个不死药泛滥成灾的世界，其实，更是一帮骗子兴风作浪，得其所哉的世界。尼采说过，上帝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唐朝人拚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药，为之命丧黄泉者，不知几许。其中包括帝王，包括诗人，但没有一个清醒的人站出来喝止这种狂热，一直到唐亡以后，不死药才在中国基本绝迹。

这就是说，人要是执迷不悟到底，必然出现蛮可怕的精神症状。就看神勇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时，坚信刀枪不入，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头;就看“文革”期间那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武斗中打红了眼的视死如归;就看近些年来，这个功或那个功的信众，念经除病，坐地升天，吞符作法，顶礼膜拜的死不改悔，便可领教了。一千年前的唐朝人，对不死药的虔信不疑，坚定不贰，死也要吃，吃死不悔的铁定了心，你能说些什么呢？

唐太宗都吃的呀！武则天都吃的呀！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不知道这种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说法，是否具有某种科学道理？但唐王朝最杰出的这两位男女，都在为他们的子民率先垂范，这种推广宣传，能不教全民追随，步其后尘吗？

所以，唐朝的不死药，几乎成为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

在服药而死的人当中，最令人喷饭的，莫过于代宗朝曾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德宗朝曾为检校工部尚书的李抱真了。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药而死的最为典型的人物了。

李抱真到了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一个名叫孙季长的江湖骗子，投其所好，登门兜售其不死之药。称只要服了他炼出来的金丹，短期内可以祛病延年，久服后必然成仙升天。这等绝顶的荒唐，李抱真竟被蛊惑得深信不疑。于是邀他入幕为宾，礼敬备至。给他发高薪，配助手，还拨出大批银两，供他建炉烧丹。结果弄得满院子烟薰火燎，云缠雾绕，以致居宅所在街坊，笼罩在一片乌焦巴弓的难闻气味之中，路人皆掩鼻急走，不敢停留。

李抱真却兴奋之极，因为，对他而言，不死已不是问题，而是要得道成仙，指日升天，与大家要再见的事情了。见到同僚平辈、部属下司、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忙不迭地珍重道别，因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那意思是，他要先行一步，再也见不到诸位了。

据《旧唐书》，此人先后一共“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最后，服到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如同死鱼缺氧一样直翻白眼。至此，“不知人者数日矣！”全家束手无策，只好准备办后事。有一个道士叫牛洞玄者，出了一个恶招，死马权当活马医，“以猪肪、谷漆下之”。猪肪者，即猪油，谷漆者，即泻药，经灌肠润滑，加之峻泻药物，积痞排泄出去，才算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略晓人事。

但那个江湖骗子却跑来对他说，眼看成功在望，翩然飞升，大人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这个白痴，想想在理，怪罪家人救活了他，反而更为增加药量。结果，“益服三千丸，顷之卒”。这回，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人，怎么能不死呢？不过早晚而已。可一根筋到底，坚信服了不死药就会不死，你对这等傻瓜，只有敬谢不敏。但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疯疯癫癫，只不过是饭后茶馀的新闻。可在唐朝，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相当多的人都这样疯疯癫癫，以致成为时尚、时髦、流行、新潮，那可就当真是病态，当真成问题了。

风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社会而言，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正面效应，也会出现负面效果。好的风气所至，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坏的风气所至，如污泥浊水，不堪收拾。一般来说，良好的风气，向上的风气，循循善诱、使人心理健康的风气，洁净自好、懂得礼义廉耻的风气，都是腿短的，很难推广，更难实行。相反，浮躁的风气，邪恶的风气，推波助澜、制造盲动混乱的风气，薄幸谗险、绝不与人为善的风气，总是不胫而走。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之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胁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

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

这透着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君，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

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昭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觉得对不住历史。

于是，《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肉，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引郝处俊的谏文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

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异议的。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吴兢《贞观政要》卷六)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断了服用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可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读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知，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据《抱朴子》所载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所载为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方至少不下十馀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拦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静养。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而据荷兰人高罗佩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研究认为，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这好像还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将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杨妃，纳入他的后宫，宠爱有加。显然他早就垂涎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拦，甚至要立她为皇后呢！

同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庐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庐江王李瑗系李渊兄之子，因从李建成谋反伏诛，他马上将李瑗身边最美丽的侍姬，收之内廷，归为己有。一次，还向黄门侍郎王珪炫耀，问他是否知道这个美人是谁？“李瑗杀其夫而纳之”。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如今我杀了李瑗，她复又归之于朕。王珪能对这位好色的帝王说什么呢？

而据《资治通鉴》载：“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看来，他对于女人，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结果这个才人，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并不能时常受到宠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儿子李治，后来成为他的老婆。所以，民间遂有“脏唐臭汉”甚为不雅的负面评价，应该是和这些宫廷秽闻分不开的。

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乱伦行为，他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活了50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14位皇子、21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

所以，他在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

看来，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均见《旧唐书》本传)。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840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

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

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

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837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破败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王，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

赖有杯中绿，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还需要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839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亮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颖，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

饥来吞热物，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

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

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馀皆付天。

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

如元稹杜元颖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三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胁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简直不可思议的，没有号召，没有动员，没有开大会，也没有听传达，忽然间，打公鸡血，喝红茶菌，站鹤翔桩，作甩手疗，乃至于耳能听字，眼能透视，特异功能，五花八门，凡诸如此类的荒谬，无不望风披靡。现在想想，与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药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公元7、8世纪的中国人和20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存在着多大差别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是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