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日本与南京政府间发生了什么？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传到日本，在日本国内，“不论政府还是军部，都在推测蒋介石大概不会生返南京，而且也是那样期待的。如果掌握实权的蒋介石被杀，中国因国民党的领导权之争而再次发生内乱，对日本是太好了”。实际上，日本最担心的就是国共两党达成和解，共同对付自己。因此，日本表面上表示静观其变，暗中却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企图使中国陷入内乱，自己继续坐收渔利。早在15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麿拜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时就威胁说，如果南京接受张学良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为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日本甚至作出了难得的“让步”：15日将派至青岛镇压纱厂罢工工人的海军陆战队撤回；17日授意伪蒙古政府德王停止进攻绥东，并发电拥护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合作反共，共讨张、杨；是日，日本关军也发表声明称，将对何的行动“不惜给予援助”；日本还唆使冀东汉奸殷汝耕发表加紧“剿共”、改造时局的宣言……同日，外相有田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

宋美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告诉蒋介石，南京“戏中有戏”。蒋当然心领神会，他不能坐以待毙。17日，蒋介石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亲笔信，指示中央军于17至19日间暂停对西安的轰炸，并称他可能于20号前返回南京。蒋鼎文当日即携信自陕西出发，经洛阳于18日返回南京。

看到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日本急了，其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威胁说：“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19日11时，有田约见许世英谈话达50分钟之久，探询南京对西安究竟是施行讨伐还是谋求政治解决，并明确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许世英回答说：“中央政府，无与叛逆妥协之理。”并说“尚未接获关于张学良提出办法之消息”。

20日蒋介石没有如期回到南京，端纳提出由宋子文前往西安谈判，但遭到“压服派”阻挠，宋子文只得以私人身份于20日晨飞西安斡旋。他除力劝张学良放还蒋介石外，还与蒋密谈了半小时（而这之前，蒋介石房间的门必须开着，而且有军官监听），还把宋美龄的亲笔信带给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表示，蒋若3日内回南京不得，她将亲赴西安。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

东京对宋子文的西安之行自然十分“关心”，在宋返回南京当天，川樾茂就奉东京之命秘密会见张群，进一步探询南京对西安的态度，重申日本的主张。张群为稳住日本，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并指出军队已向叛乱者推进，还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变解决后将毫无变更”。22日，宋子文和宋美龄同赴西安，他们临行前力争将战事展延到25日，次日起才可进攻西安。23日，广田在枢密院会议作报告时仍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但“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距停火期限还有两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召开第31次会议，决定由何应钦组织东西两路讨逆军，分别以刘峙和顾祝同为总司令，待停火期限一到就“兼程急进，迅平叛逆”。会后，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私人会晤，何暗示中央军将于26日全面进攻西安。于是，25日成为西安事变最关键的一天。

然而西安的局势则可谓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端纳“奠基”，宋子文“筑墙”，宋美龄“盖顶”，加上蒋介石“容共抗日”的口头承诺，终于使张学良决心释蒋回宁。但直到24日晨，杨虎城还不肯点头，他的西北军控制着西安城（西北军在西安城有9个团，东北军只有1个团）。杨虎城除了不相信蒋介石的口头保证，还有其他的考虑，正如张学良对宋美龄说的：“杨虎城及其部下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说：因为宋子文和夫人对我友好，所以我的脑袋是安全的，可是他们脑袋怎样呢？他们现在骂我把他们搞进了这个事件，又说由于我们的条件没有一条被接受，如果现在就放走蒋委员长，他们的处境将是从未有过地坏。”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甚至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让宋美龄和端纳先飞洛阳，然后把化装后的蒋介石偷偷送出西安开到东北军防地，再乘汽车赶往洛阳与宋美龄会合。虽然宋子文觉得可行，但蒋氏夫妇都不答应，坚持蒋介石应该正大光明地离开。张学良只好再去找杨虎城，而双方已经无法像发动事变时那样达成结束事变的一致，张学良情急之下甚至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我将自行其是。”蒋介石要在25日日落前回到南京，飞机必须在11时半离开西安，但杨虎城仍然不为所动。

此时，最关键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周恩来，正是他亲自出马，杨虎城才接受了蒋的口头允诺，于14时同意放蒋。端纳认为：“实际是周恩来使蒋得以安全离开。”

当蒋介石的飞机于26日中午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何应钦的兴奋和日本人的期待一同灰飞烟灭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张学良和宋子文的专机于两小时后到达同一个机场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