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从床下把黎元洪拉出来是伪历史？

[导读]萧致治：“床下都督”并不是真的，当时黎元洪并没有躲在床下。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问过喻育之——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辛亥革命老人——黎元洪究竟是不是躲在床下？他说这个事情并不是事实。

萧致治：1929年生，湖南省武冈市人，1960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黄兴研究室主任，曾任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任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

黎元洪：功过参半的“民国第一伟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进水师崭露头角

1890年，广东的第一艘军舰“广甲舰”建成下水，但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管理和驾驶军舰。后来，张之洞与李鸿章商量，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要了一批学生，黎元洪也被派去“广甲舰”担任“三管轮”。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在武昌首义乃至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黎元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从清朝高级军官到湖北军政府都督，从被讥为“床下都督”到被誉为“民国第一伟人”，黎元洪的身份在短短数年中几番转变，令人难解。黎元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能否先从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经历谈起？

萧致治：对于黎元洪的评价，学术界有的说他是“傀儡总统”，有的说他“泥菩萨”，又有的说他是“黎屠夫”，也有人说他是和孙中山、黄兴并列的“开国三杰”之一，确实是众说纷纭。我觉得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的所作所为做一个客观的评定。黎元洪1864年出生于湖北汉阳的报国庵，小时候家里生活非常艰难。他父亲黎朝相当时在鲍超的霆军中当兵，很少回家，家中生活主要是靠他祖父黎国荣做一些小生意来维持。我曾经到鹦鹉洲旁的报国庵附近去考察，当时还有一些老太太告诉我，黎元洪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曾经跑到别人的萝卜地里偷萝卜吃，因为怕被人发现，吃完萝卜之后还把萝卜叶插回去加以掩饰。这都说明黎元洪小时候家里确是非常困难的。到黎元洪十几岁时，即1875-1876年间，黎国荣就去世了。1877年，黎元洪得了疟疾。这个时候的黎朝相已经随军转到天津的北塘，当时已经是把总了。他得信回到武汉探望黎元洪，家中只剩下黎元洪的母亲和黎元洪，他女儿已经嫁给了当地的一个渔民。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母子，黎朝相把全家都接到天津。到了天津之后，黎朝相就把黎元洪送去天津北塘一个私塾先生李雨霖那里读书。不幸的是，读了一年书之后，到1878年，黎元洪的母亲陈氏在生他的弟弟黎元泽后，由于身体没有养好，不到半年就去世了。这时候家里就只有黎元洪、黎朝相和刚刚出生的黎元泽。黎朝相在部队不可能常回来照顾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黎朝相为黎元洪和黎元泽找了一个继母崔氏。之后黎元洪在私塾中又读了几年书。直到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办了一所北洋水师学堂，为他成立的北洋海军培养专门的驾驶和管轮等专业人才。学堂办起来之后就向全国招生，规定要有一定文化程度才可以报考。而黎元洪当时在私塾里已读了五六年书，故一考就考上了，进了北洋水师学堂。

南都：到这时候，黎元洪的家里好过一些了吗？

萧致治：当时是好过了一些。黎元洪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的待遇不错，除了供应本人的衣食住之外，还供应一笔养家费：一个月八两银子。但到1884年，黎元洪到水师学堂一年之后，黎朝相又去世了。这时候，他家里就只剩下一个继母、刚六岁的弟弟，还有就是黎元洪从武汉带过去的童养媳吴敬君。黎朝相一死，家里主要靠黎元洪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读书的“养家费”来生活，过得非常清苦。所以黎元洪在水师学堂学习很勤奋，到1888年毕业时，24岁的黎元洪被派往北洋舰队的“来远舰”实习。当时水师学堂培养两种人，一种是搞驾驶的，一种是搞机器管理维修的。而黎元洪是学轮机管理的。他当时在来远舰实习了一年，表现不错。1884年到1889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他觉得广东是中国和外国接触最早的地方，是中国的门户，但却没有一支自己的舰队，所以他和福州船政局商量，花钱在福州船政局定制了四艘军舰。到1890年，广东的第一艘军舰“广甲舰”建成下水，但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管理和驾驶军舰。后来，张之洞与李鸿章商量，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要了一批学生，黎元洪也被派去“广甲舰”担任“三管轮”，属于清军水师编制中最低等的士官。但当时广东只有“广甲”并不能成军，广东水师起初主要随北洋水师活动，偶尔到广东来巡逻一下。这样，黎元洪从1890年虽然在广甲舰上当“三管轮”，但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天津，间或到广东巡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刚好“广甲舰”开到北方送东西，送完东西之后，李鸿章就直接让它参加了甲午海战。

南都：广甲舰参加甲午战争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萧致治：参战的时间是1894年9月下旬，当时清军和日军在黄海领域大战，“广甲舰”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本来它和“济远号”一起行动，但“济远号”临阵脱逃，逃回了大连。“济远号”一跑，“广甲舰”也跟着回去了。结果由于逃得仓促，在大连口外的三山岛触礁了，在那里停了两天。日本的军舰追到这里，“广甲舰”的管带吴敬荣看到日本兵轮过来，就打算把船炸毁，自己逃命。船上的人也就只能跟着逃命往水里游。当时船离大连还比较远，一般人是游不过去的。但黎元洪比较幸运，他在巡逻时曾自费买了救生衣，所以就穿着救生衣随风浪漂流到了岸边。同时下水的有12人，只有4人活命。他上岸后，身上只有一个银元，他就用这个银元和当地老百姓换了一身衣服。沿路讨米要饭，才从大连跑回天津。到天津之后，他就被水师管理部门隔离审查，审查了两三个月，他交代了整个逃亡过程。审查完毕，甲午战争也结束了，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样，黎元洪在海军也就没法干了。

练新军影响日隆

实际上，当时中国倡导练新军的主要有两个人：北方是袁世凯，南方就是张之洞。而张之洞在湖北练新军，主要依靠的就是黎元洪。张之洞对黎元洪非常赏识，也想着力培养他。

南都：离开海军之后，黎元洪去了哪儿？

萧致治：甲午战争中，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被调去北方增援，在辽东和日本人打仗，湖广总督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到达两江时，觉得长江的江防薄弱，决定在长江两岸修筑炮台。经过甲午海战之后，张之洞也觉得旧式的军队已经不行了，必须招募新军，于是就四处招兵。黎元洪在天津听到这消息，就南下应征。1895年，黎元洪到南京后，由于他曾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过，不仅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还能听懂英文，所以很快被录用。张之洞把他招进去之后，最早要他监修南京城外幕府山等地炮台，同时又担任新练自强军的英文翻译。由于表现不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随后派他做狮子山炮台等处的总教习、专台官。1895年末刘坤一回到南京后，张之洞便回到湖北继续当湖广总督。张之洞离开南京时，已经招募了两千新兵，完全按照新式的方法进行训练。他当时打算继续在湖广练新军，但在两江训练的新军，他又不好全部带回来。于是他和刘坤一说，要在这两千人中带500人回湖北，作为编练新军的基本队伍。这样，黎元洪就跟随张之洞回到了湖北。很快，张之洞把这五百人扩编成两个营共一千人，分为前后营。黎元洪在后营当帮带，相当于副营长。当时营里面的管带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彪，一个是岳嗣仪。后来，岳嗣仪调往广西，黎元洪实际成了湖北编练新军的主干力量。

南都：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主要是干些什么呢？

萧致治：到湖北后，黎元洪主要参加了湖北新军的编练。由于黎元洪经过天津水师五年的培养，有军事知识，又懂外语，与职位比他高的张彪比较起来，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在湖北练新军时大显身手。实际上，当时中国倡导练新军的主要有两个人：北方是袁世凯，南方就是张之洞。而张之洞在湖北练新军，主要依靠的就是黎元洪。张之洞对黎元洪非常赏识，也想着力培养他。经过甲午战争，张之洞认为，日本这样的小国能把中国打败，说明日本学习西方很成功。但要想到西方去学习，一是路途遥远，二来语言不通。而日本离中国非常近，加上语言文字又是相通的，经费也比较少。所以从1898年起，张之洞就开始派人去日本学习。黎元洪在1898到1901年期间就曾三次到日本，或者是考察日本陆军部队的编练，或者是观看军事演习，其中有一年还专门去日本学习军事。

黎元洪原来入水师学堂懂海军，现在到日本学习之后，他就开始懂陆军了。之后，张之洞就慢慢提拔他。先当上了正式营长。1904年，清政府提出一个编练新军计划，全国要练36镇(相当于现在的“师”)新军。张之洞原打算在湖北练两个师的新军。当时岳嗣仪已经调走了，于是第一镇由张彪统制，而黎元洪负责统领第二镇。总的来说，张之洞练兵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张彪和黎元洪。到1906年，清朝要统一编制，根据湖北的情况，提出湖北只能练一镇和一协(相当于旅)的部队。最后确定湖北练第8镇和第21混成协，由张彪担任第八镇的统制，而黎元洪则出任第21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从1906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他一直都是在当协统，相当于湖北军界的第二号人物。

南都：黎元洪教练出来的这支新军，在当时来说水平如何？

萧致治：湖北新军质量在江南来说是首屈一指的。举几个具体的例子，1906年，清政府曾在河南彰德组织过一次秋操，派袁世凯和练兵办襄办大臣、兵部侍郎铁良校阅。当时河南和湖北的部队抽调士兵组成“南军”，由张彪、黎元洪统领;北方则由北洋军抽调士兵组成“北军”，由段祺瑞、张怀芝指挥。当时南军的总统官虽然是张彪，但由于他目不识丁，南军实际上是由黎元洪主持一切。南军和北军怎么打、怎么操练，都是黎元洪在具体筹划。这次演习规模宏大，各省和各国前来观操的人员共有487人。演习结束后，袁世凯向清廷汇报时，高度赞扬了南方的部队，他认为湖北的新军是东南第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对黎元洪具体操练的部队评价也非常高。1908年，清政府又以端方为校阅大臣在安徽太湖举行了一次秋操。湖北陆军以第21混成协为主力，抽调第8镇部分官兵参加，编成混成第21镇，仍然命名为南军，由黎元洪指挥。两江地区的陆军，则以第9镇为主，组成混成第9镇，命名为北军，由徐绍桢指挥。演习办法仍然是北军和南军对打。大规模操演计有三次，徐绍桢统领的北军三战皆败北，被当时人讥笑为“三战三北”。但这次秋操没有搞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就都死了，只得中途停止。

湖北是当时东南各省中编练新军最早的。不管是外国人还是铁良来参观，都称赞这支部队练得不错。正因为如此，黎元洪在整个新军中名声也很大。因而当时湖北变成江南练兵的中心，安徽、湖南、广西、贵州都派人来湖北学习训练，这些人只或多或少都受过黎元洪的教育。这样一来，黎元洪的影响就不局限于湖北，而是扩大到了大江南北。黎元洪从1896年调到湖北之后，一直到1911年，除了三次到日本考察之外，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湖北摸爬滚打，编练新军。除了陆军之外，因为他还学过水师，张之洞在练新军时曾组建了一个舰队，有六条以“楚”字开头的军舰，有四只以“湖”为首的炮艇，也是委托黎元洪管理，用来保卫湖北的长江。在辛亥革命之前，应该说，黎元洪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大都督舍他其谁

何去何从是黎元洪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跟着革命党人可能还有胜利的希望，不跟革命党走，就可能直接被杀掉。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打算冒险了。思想经过三天斗争，十三号下午答应，之后就正式当都督。

南都：黎元洪在新军中的这种影响，是不是也是后来他被革命党推举做大都督的主要原因？

萧致治：黎元洪在新军中虽然军衔比张彪低，但影响比张彪要大、威信也比张彪要高。当时训练新军官兵的一些教材都是由他校定的。新兵的教科书上本本都有他的名字，这也使得他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大。除了对湖北新军做出重大贡献之外，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应该说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它曾建议选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黎元洪1898年首次从日本考察回国之后，便向张之洞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张之洞很快答应他的建议，最初计划是湖南、湖北各派一百人，但由于经费不足，最后只派了20人，从此开了留学日本的新风。到1906年时，湖北留日学生有1360人，约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因此，辛亥革命后仍有人说：“至今军界学界人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

其次，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广大士兵的爱戴。这可能和黎元洪出身贫苦有关，平时他对士兵比较体恤，作风开明，没有什么架子。对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常常免去劳役，给予特别关照;在治军方面，则宽严适度，以身作则。这一点和张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彪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逢年过节，他经常勒令各营送礼，但他不直接收钱，而是要人送“字”。送字分为福、禄、寿三等，其中福字代表8两，禄字代表4两，寿字2两。每个人至少要送一个字，然后直接从军饷中扣去。

再有就是黎元洪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比较宽容。从1903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地到部队当兵，做士兵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些行为被黎元洪多次发现，但他多宽大处理。1903年，刘静庵在黎元洪管带的护军马队当文书，秘密从事反满宣传。后来，黄兴化名张守正写信给他，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便告诉了黎元洪。黎元洪完全可以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严肃处理刘静庵。但是黎元洪顾虑自己部队出现革命党人，上面知道肯定会来追究，最终一定会追究到自己头上。因为黎元洪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现在有这么高的职位不容易，他就有一种保位的思想，所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假称刘静庵生病，让刘辞差出营，没有进一步追究。1906年末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后，日知会密谋响应。由于内奸告密，湖北当局抓捕了包括季雨霖、刘静庵、张难先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党人。其中季雨霖的级别最高，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关押了一年多后，由黎元洪、曾广大以季雨霖生病为由，让他保释出狱。革命党人这样的活动发生过多次，但黎元洪都没有从严处理。这也让革命党人对黎元洪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位仁厚长者，所以，辛亥革命后大家才推举他出来当都督。

南都：那么黎元洪对革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萧致治：黎元洪对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他的思想基础就是比较爱国。1911年辛亥革命前，他就曾经参加过一些保路活动，而且是作为部队的代表参加。他之所以能够转变过来，除了爱国之外，还有很多下层士兵的拥护。具体来说，辛亥革命是10月10号晚上7时左右发生的。首先是工程营起义，经过熊炳坤、吴兆麟领导的一个晚上的战斗，武昌城基本上被革命党控制了。当时起义的工程八营是张彪的部队，而黎元洪得知工程营起义后，开始采取等待的态度，他把自己管理的中下级军官集中到司令部，静坐待变。他对将官们说，我们现在按兵不动，他们不打来，我们就等待时机再说。他们一打来，我们就还击。当天晚上，协里发生了两件事情：黎元洪部队的士兵邹玉溪也是个革命党人，他听到革命党起义，就想从营队中溜出去参加革命，结果被黎元洪抓住并亲手杀死;还有一个周荣棠，是革命党派来联络的共进会员，想翻墙到黎元洪的部队报信，被黎元洪部下抓住，也被黎元洪亲手杀死。在革命爆发的当天晚上，黎元洪手刃了两个革命党人，说明刚开始黎元洪对革命党是采取敌视态度的。但他又不敢大动，还是打算静观其变。直到最后，起义的部队在蛇山上架起大炮，炮弹打到黎元洪的协司令部。黎元洪慌了，才训令“带兵出外避炮”。41标全体官兵一哄而散。到晚上12点，41标的士兵也投入革命。黎元洪当晚逃到刘文吉家里躲避。

10月11日清晨，一个叫做马荣的起义士兵在武昌城里四处巡逻，正好碰到黎元洪的伙夫挑着三个新皮箱。马荣就去盘问，问他是不是在偷东西？伙夫说不是偷的，东西都是黎统领的。马荣就问黎元洪现在在什么地方。于是跟着这个线索才找到刘文吉家里。

南都：找到之后，是不是就发生了后来说的“床下都督”一幕？

萧致治：“床下都督”并不是真的，当时黎元洪并没有躲在床下。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问过喻育之——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辛亥革命老人——黎元洪究竟是不是躲在床下？他说这个事情并不是事实，黎元洪当时是躲在帐子后面，并不是后来说的是革命党人从床下把他拉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黎元洪当时杀了革命党人，是与革命为敌的，但之后随着形势转变，他也被动地参加了革命。毕竟他没有主动组织军队镇压革命党人，他只是躲起来了。而且根据现在一些回忆录记载，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的领导人就曾策划过，如果革命后没有首领的话，就拥护黎元洪为领袖。当天清晨，马荣把黎元洪找到之后。就把他带到楚望台军械库。吴兆麟得知黎元洪即将到来，就把部队组织起来，列队欢迎，希望他能出来指挥作战。在楚望台停了几个小时后，到了10月11号中午，黎元洪就被带到谘议局，除了革命党人之外，谘议局的一些议员，主要是立宪派，也都请来了。大家就推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

南都：黎元洪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萧致治：黎元洪深怕搞得不好就要掉脑袋，所以当时是不肯干的。他说你们革命党人才济济，没必要我出来干。他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一言不发，思想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为什么呢？因为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了，但在全国来看，还只是一点火星。究竟全国能不能胜利，还是个很大的疑问，说不定是凶多吉少。如果胜利了，他黎元洪就是有功之臣;如果失败了

维护共和有功

他有功，除了辛亥革命中首义有功之外，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坚决抵制，坚持维护共和体制。再到张勋复辟时，黎元洪还是马上发表声明，表示维护共和。

南都：他和孙中山的关系怎么样呢？

萧致治：有一个资料说，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黎元洪在广甲舰当管轮。舰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请孙中山上舰看病。两人就这样见过一面，但并没有深入接触。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当了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两个人也没有见面。直到孙中山辞掉大总统后，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请孙来武汉访问，并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孙中山、胡汉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最后到了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到北京商谈国事，路过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里设灵堂供奉孙中山。应该说黎元洪从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去世，他对孙中山始终很尊重。

南都：黎元洪与同盟会的关系是怎样的？

萧致治：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上层想拉黎元洪一起把革命进行到底，曾在1912年3月同盟会公开时，选黎为协理，和黄兴并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孙武曾到南京活动，想当陆军次长。但是黄兴认为孙武资历不够，让另一个湖北人蒋作宾当了次长。孙武由于个人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就组织了一个民社，拥黎元洪当领袖，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了。民社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御用党，但都是打着黎元洪的招牌。

论起黎元洪的功过，关键还是在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革命党被迫起来反袁，黎元洪实际上是这两个对立派别之间的第三势力。但是黎元洪因为张振武事件与湖北的革命党人闹得水火不相容。到1912、1913年时，湖北大部分革命党人都被黎元洪杀了，估计杀了有一万多人。这些人里面，不能说没有流氓地痞土匪，但不管怎么样，湖北的革命党人差不多被杀光了。我认为黎元洪最大的罪过就在这里。总的来说，黎元洪和革命党人上层的关系不错，和湖北革命党人关系特坏。

南都：他为什么会帮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呢？

萧致治：因为袁世凯既有军队又有手段。黎元洪认为袁世凯是唯一的能人，觉得只有他才能统一中国，使中国富强。第二，当时黎元洪跟革命党人的关系闹得很僵了，他杀了那么多革命党人，革命党人是不可能原谅他的，他要想保住自己的话，只有投靠袁世凯，在袁世凯的庇护之下，才能保全自己。再一个就是他对当时的力量对比的估计。他觉得袁世凯力量占绝对优势，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跟着革命党打袁世凯，他可能会和革命党人同归于尽。而且他当时也相信袁世凯不会做皇帝。所以他当时就坚决站在袁世凯一方，残酷镇压革命党。

南都：这么看来，黎元洪确实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

萧致治：没错，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了保命，可以牺牲革命党人。但是他也有维护民主共和的原则——他拥护袁世凯不是无条件的。当时有外国记者明确问他，袁世凯想做皇帝，你怎么还跟着他走？黎元洪就说，我相信袁世凯不会做皇帝。假如袁世凯称帝，我也要起来打倒他。果然，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当时封王的就他一个人，但是黎元洪坚决抵制。袁世凯逼他接受武义亲王封号，黎元洪坚决地说，如果再逼他，他就一头撞死。后来张勋复辟，黎元洪也坚持抵制。袁世凯死了之后，黎元洪当了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但是实权还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力量。虽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些事。具体来说，当时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开始的名单里面都是亲段祺瑞的，黎元洪说不行，要把南方革命党人引进来。结果九个部中孙洪伊、谷钟秀、张耀曾、陈锦涛等部长是革命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