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也泄题 唐伯虎好友贿赂考官得到真题
现如今，各种大型考试之前，出题老师都会神秘“消失”，直到考试结束后才“恢复自由”。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防止考题泄露。和今天一样，古代负责出题的考官也受到“重点保护”。但尽管如此，机关算尽的考生还是能通过各种方式和考官通上气。
考官出题要“锁院” 锁不住那只行贿手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硕士许琼告诉笔者，从唐朝开始，便建立了“锁院”制度。朝廷规定考官入贡院之后，直至考试结束、定出名次以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五十多天。
但官民勾结泄露考题的事情还是发生过。明代弘治年间就发生过一件事，还牵扯到江南才子唐伯虎。1498年，唐伯虎在南京参加乡试，考取第一名。一年后，他与同乡好友徐经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徐经花重金买通副主考官程敏政，得到了考试题目。徐经文才不行，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而唐伯虎事先并不知情。两人酒后兴致上来，还拿手里的题目考问他人。会试进行以后，有人发现所出题目与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将此事告发。程敏政被关进了监狱，唐伯虎和徐经等被剥夺了举人的名分。这件考题泄露案坊间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唐伯虎只是跟着徐经去程家串门，并没有贿赂考官之举，是被人打了小报告而受到冤枉。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徐雁平老师说，到清代时，为防止各个考官在考前与人串通，朝廷会按各省省会离北京的远近及其所需日期，于考前不同时间派出考官。
“尽管制度严密，但总有漏洞，有些考生可以根据考官的来源猜测考题。”徐雁平说，各地考官来自哪里是不对外公布的，但仍有上层人士能够打探到消息。如果考生知道本次的考官是谁，便可以进一步探知他为人做学问的专长兴趣，然后再琢磨考官以往所出试题。徐雁平举例，清代文人汪大燮致族弟汪康年的信中记载了揣摩考题的秘密：“倘主试为师门中人，恐李木斋到浙，大约必有此题……”他还提醒弟弟要携带《元秘史》。
有人专吃“考试饭” 考前热卖“真题”
今天的学生在考试前常常陷入题海，走进书店，“真题”“模拟试卷”“作文选”……让人眼花缭乱。那么，古代有这样的补习材料吗？喜欢古装剧的观众立即会告诉你这是真的，因为不少电视剧都有考场外书商贩卖历年“真题”的剧情。这回，电视剧没骗人。
徐雁平告诉笔者，不少史料中都记载，在科考前，各地的书商便闻风而动，编写考试用书。比如，明清时从“四书五经”中取题考八股文，编书的内容就是早些年的八股文，还有删节版的四书五经、往年的考题，等等。在科考之前，书商赶到省会城市去卖，甚至有江南的书卖到了山西去，大约一两银子一本，“在今天看来，那都是畅销书。”
徐雁平说，编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赚钱，有些确实由作者本人编写，有些人还盗用专家的名;还有人出版这样的书是为了出名，像有些富商，附庸风雅，请来两个穷书生编写，再署上自己的名字，个人的名气便随着考题大热了。
在明清小说中，对此也有着墨。南京大学研究明清小说的苗怀明老师说，《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出了《历科墨卷持运》。这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作文选”，不仅有历年的作文选编，而且还有点评。马二先生虽然科场不利，但靠着这份事业衣食无忧。
也因为有“作文选”，便出现了“背范文”的现象。笔者查阅《清代江西乡试研究》，上面记载乾隆五十四年，江西乡试副考官翁方纲向皇帝禀报，坊间常有编辑《经书拟题》、《套语策略》等类书籍，于临场时刊刻发卖，皇帝下令禁止，在《钦定科场条例》中规定，坊间刊卖经书，必须是“全经”，不能是删节版的“删本刻版”，因为坊刻的泛滥已经为考场夹带和背诵旧文提供了可能。
徐雁平说，清代文人吴光槐就是因为背范文遭殃的。他在乾隆三十年参加乡试，荣摘桂冠，但是发榜后不久就被人揭发是抄袭。根据他的口供，他第一场考试的第一篇八股文，因为读过江南举人夏秉衡的考卷而抄袭。虽然第二、三篇文章及第二、三场考试都是他亲自写的，但最终还是被革去举人。
墨卷升级朱卷 挡不住灵通人士
除了泄露考题，古代官民勾结的舞弊方法还有“打通关节”。所谓关节，就是在开考前考官和考生串通好，约定特定的字眼作为暗号，考生在卷中写出暗号，考官见暗号就给予好成绩。
“打通关节”是在宋代开始出现的，因为唐代就开始实行“弥封制”，即糊名制，隐去考生信息。宋代又继续“升级”，开始实行“誊录”，就是让专人用红墨水再誊抄一个副本，给考官批阅，称为“朱卷”，考生的原始考卷则称为“墨卷”。这样一来，阅卷考官便无法知道考卷是谁的，所以以暗号为关节的方法便“应运而生”。
据记载，北宋真宗时，朝廷刚刚制定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舞弊的措施后，通关节的事情就发生了。被曝光的是翰林学士杨亿。省试开考前，同乡中打算应科试的一些人来拜访他，希望能接受一些“考前辅导”。杨亿一听，顿时大怒，一边说“丕休哉”，一边往屋里走。“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有的人听出来话外之音，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语的，都录取了。
关于行贿考官，坊间还有一个著名事件流传着，主角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南京大学的鲁迅研究者吴俊老师告诉笔者，光绪十九年八月浙江乡试，周福清得知副考官是他的同年进士，就想为儿子走个后门。那时主考官走水路到绍兴来，周福清暗派家里一个长工去船上送信，信内写明请关照他的儿子和其他5个本家子弟，写明了试卷的“暗号”，另写明劳务费“银一万两”。没想到，这个长工很不会办事，他将信送到副考官手中时，还嚷嚷着让大老爷给他写个收到钱的回执。这下事情败露，信内被提及的考生统统被取消考试资格。周福清被判了“斩监候”，周家人年年行贿，才保住了周福清的命，最终他坐了八年大牢，但周家从此衰败。吴俊表示，长工的细节虽然有演绎的成分，但事情是真实的。
专业枪手替考忙 中介人应运而生
为了通过考试出人头地，也有不少考生或考生家庭冒着风险聘请“枪手”替考。由于市场需求旺盛，自有科举以来，“枪手”屡禁不止，甚至还出现了中介人。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周福清行贿考官事发之后，周家又发生了一件跟舞弊有关的事：替考。
这一次的始作俑者变成了鲁迅的母亲。吴俊说，鲁迅于1898年参加了县考(童试)，按照科举规定，过了县考，才有资格参加府考，从而继续参加乡试。鲁迅过了门槛，但名次不高，而且鲁迅已经到了南京，无法参加府考了。鲁迅的母亲为了给儿子留一条科举的后路，就雇了两个枪手，替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参加考试，结果还考上了。不过那时鲁迅已在南京接触了新思想，没有继续科考，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清末，但替考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古代最牛的“枪手”当属与李商隐齐名的唐朝诗人温庭筠。温庭筠多次为他人做枪手代拟策赋，据《唐书》记载，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那场科考，考官安排他坐在帘前考试，由考官直接监视。考试中，只见温庭筠奋笔疾书，不一会儿就交卷出场了。考官事后才知道，“私占授者已八人”，温庭筠在他的眼皮底下已经顺利帮八个人完成了试卷。“枪替”技艺可谓出神入化，但他也因为替考再次名落孙山。
尽管各个朝代都在严打替考，但“枪替”之风并没有减少多少，甚至围绕替考，还出现了中介人。《江西省历代文武科鼎甲考表》写道：“有专以双方作介绍为业者，则曰枪架。”
笔者在《中国考试管理制度》一书中也看到了这样的话，清代时由于替考普遍存在，各地相继出现一些专门从事替考的枪手。广东替考有所谓“一条葱”之说，从县试到府试再到院试，一包到底，顺天府还出现了专门联系替考机构的私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