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中国夏天有多热？曾因气温太高撤了市长

古代夏天有多热？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载，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当时，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天津：“苦热，土石皆焦……”河北高邑：“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

西周时期“七月流火”

尽管古代夏季气温资料极为缺乏、简单，直到明清之后才开始丰富、详细起来，但古代文人笔下有关“天太热”的记述，多少弥补了气象史料的不足。

古人形容夏天炎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七月流火”。此说出自《诗经·国风·豳风》中的《七月》一诗，诗歌开头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阴历)不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月，也就是说“七月流火”，实际是形容夏历的“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

对这一解释，不少饱学之士曾有异议。有人认为，《七月》所写所记的是当时的农时农事，对四季变化与飞鸟、动物的关系很敏感。如“七月鸣，八月载绩”，，即伯劳鸟，每年6月21日前后的夏至时节开始出现、鸣叫，冬至去，古人称此鸟为“司至之鸟”。所以，三国时魏国儒学大师王肃谈及《七月》一诗时称：“蝉及皆以五月始鸣，今云七月，共义不通也。古‘五’字如‘七’。”王肃的言下之意是“七月流火”实为“五月流火”。

“七月流火”被现代人用来形容天气炎热，也曾引发颇多质疑。2005年7月12日，台湾新党党主席郁慕明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校长纪宝成在致辞时便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纪宝成的致词旋即遭到炮轰，称人大校长“没文化”。质疑者的理由是，“七月流火”为七月大火星西去的意思，表示“暑气渐退，天气转凉”。

据考，把“火”理解为“大火星”，最早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所撰的《汉书·律历志》中的学术观点，此后便被持“大火星说”者据为经典。其实，班固的观点也仅是一家之言。因为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看，《诗经》中的原意可能的确是指天热，表示“七月还很炎热，九月就已秋凉”。《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2℃。而且《诗经》中的诗歌采自民间，如果说创作者那时就知道“大火星”一说，并无证据。因此“七月流火”在《诗经》中的原意未必是说“天气转凉”，反而可能就是形容“天气炎热”。

退而言之，即便“七月流火”有天气转凉之意，也侧面说明西周时期的夏天非常炎热，不然诗人怎么会有天气转凉、气温下降的深切感受？

南宋嘉定八年

“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

气候学家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相应的也有四个“寒冷期”。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个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外，其他三个总是交替出现。

相对来说，热灾多发生在气候“温暖期”内，明显多于寒冷期。如从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内，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就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这一年“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这样的极端天气在北宋初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六月，大热，民有渴死者”;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四月丁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渴死”。

在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当时的皇帝是赵扩(宁宗)，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10元人民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清乾隆八年

“京师威暑”河北高邑“日中铅锡销化”

然而，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兹录几条如下——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续东华录》)

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同治《续天津县志》)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民国《高邑县志》)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乾隆《浮山县志》)

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乾隆《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 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

史上最热夏天的温度到底有多高？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气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二的研究换算，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

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和公元1999年夏季，华北先后出现了两次极端高温纪录，分别为42.6℃、42.2℃，低乾隆八年2℃上下。

古人如何应对

极端高温天气

据统计，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间，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极端高温天气咋办？宋人释子益的选择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细听松风杂流水”，这即是古人“战高温”的一种态度。当然，朝廷也会采取相应措施。虽然没有高温预警机制，但官府会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作，给受灾人口补助，以帮助大家过夏天。如《宋史·真宗纪二》中记载，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赵恒(真宗)亲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半。

在“热灾”发生时，有的朝代还会开展慈善和救济活动。如唐贞元十四年，朝廷便“出太仓粟赈贷”;在史上最热的乾隆八年夏天，乾隆皇帝曾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此外，过去迷信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天神对人间君主的警示和惩罚。因此有的皇帝会检讨自己的施政过失。一是惩罚自己，减少饮食，即所谓“减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六月“炎旱”，《魏书·天象志》记载，当时的皇帝元诩(孝明帝)便是“减膳”。二是“虑囚”，即复审牢里的囚犯，纠正冤假错案。《新唐书·高宗纪》记载，李治(高宗)当皇帝的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七月，天气特热又遇大旱，李治除了“减膳”，还“遣使虑囚”。

连皇帝都“检讨”了，如果主政官员在高温季节犯有过失或不作为，当然更要被问责。唐贞元十四年夏天，皇帝李适(德宗)曾将犯有渎职过失的长安市市长(京兆尹)韩皋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