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李鸿章侄子头的官员 清末湘军猛将彭玉麟
李鸿章会真心谢谢彭玉麟砍了其侄子之头？但只要还想在官场里混，李鸿章就不能不取此姿态。再怎么混账的政体形态，再怎么水深的潜规则，其公布于墙上、报上的立政思想，都是会高唱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潜规则潜在水里起作用，将其打捞上来，摆到桌面上来，也就见光死了。彭玉麟在处置李鸿章侄子中，其手腕了得，就在于将大清帝国的显规则从海底里打捞出来。
彭玉麟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员湘军猛将，这人打起仗来，有一股南蛮子的勇气，而与武夫得天下者大不同的是，彭玉麟帮衬着大清重新打来江山，并不心生蛮横恶语：老子是打江山的，老子就得坐江山。只是大清政府着力要维护打江山必须坐江山这千古以来的第一律则，朝廷霸蛮叫他做官；要他做官，他就推辞，推辞不掉，他只好做，做了不久，做得也好，朝廷又要升他官，他又推辞，据说连续推辞了六次；你可能觉得他是作秀，真不是的，他不是作秀，他有这般优秀。朝廷要他做官都不做，天下有这么怪的人？朝廷不太相信，就问曾国藩，这彭玉麟是蠢汉犯傻还是漫天要价？曾国藩说：“力辞奖叙，出于至诚”；彭玉麟只想为国家做事，不想为朝廷做官，国家有事，他定然出山，事做完了，他就准备卷被盖归山，“加官不拜，久骑湖上之驴；奉诏即行，誓剪海中之鳄。艰难时局，矍铄是翁。”最后到底辞官，归了老家湖南去画梅花了，他一生最爱梅，据说其画梅花，画了万余幅。
不是他不会做官，也不是他做了官就不能做人了，很多官僚，有了官品，就没了人品，为保人品，就得弃去官品，彭玉麟不是这回事。他做官，像打仗一样，有一股向政敌(此处所谓政敌，是清明政治的公敌之意)挑战的勇气，也像一般政客一样有从政手腕。比如说，他在安徽办了一桩案子，就很能展现他之毅然勇气、沛然正气与谋政老成之气。
“彭雪琴貌清瘦，如闲云野鹤，出语声微细，至不可辩，然每盛怒，则见之者不寒而栗。”他做官并不高声大叫，爱耍威风，但碰到了一些缺乏底线的恶事，他也会雷霆之怒，即使天塌下来，他都要去顶一下。他有次视察工作到得安徽合肥，听说了有一官家二代，为非作歹，专干欺男霸女与强抢恶索勾当，地方官员都不敢过问，他就绾来法绳，一把将其就地正法。
“巡阅长江水师至皖，合肥李氏势方盛，少荃相国犹子某素骫法，时出夺人财物妻女，官不敢问。”少荃者，李鸿章也，其时当的是相国，皇上亲王之外，他是老子第一了，有这么大的后台撑腰，在合肥那地，合肥首长难做主，李合肥子弟却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地方首长都奈他不何。李鸿章有个侄子就是这么霸道的，“一日，夺乡民妻去”，乡民求告无门，四处信访，都没用，听说彭玉麟来了，“乡民诉诸公”，彭玉麟听说有这样事，声微细顿转雷霆怒，下了一张帖子，叫人唤来这位纨绔子弟，公子哥儿。
这家伙果然傲慢惯了，到了彭玉麟水师船上临时法庭里，也是眼高于眉。彭玉麟先是声微细询问：“乡民告若夺其妻，有之乎？”这家伙怎么着？“某直悍然应曰”，他根本就不输火，实话实说：“然”，对，我是抢了良家妇女，干了。这一下，彭玉麟心中之火如一根火柴点了汽油库，掷下签子，给我打，“公打怒，命笞之无算。”
太子党屁股上动棍，等于是太岁头上动土，一时间，官场最常见的景观出现了，递纸条说情的，登上门来说厉害的，络绎于途，说客盈府门，纸条满抽屉，“府县官皆至，悚息哀求”，打了这么大官的下一代，当事人没吓住，地方官尿了裤子，尿到脚背上了，不待犯事违法家人来打点，这些为政一方者，不但以同事私谊来找关系，且竟都以官方身份发公函来说情。
市长县长，其时职务在彭玉麟之下，自然按官场潜规则言，官员说话分量是跟官员官位成比例的，府县官门一个个来吹说情风，分量不够，“公不之许”，彭玉麟不因说情而枉了世道正义，屁股照打，牢房照关。看到彭玉麟吃了铁砣铁了心，那些官员继续走潜规则与暗权力程序：请来更大的官员来，一级压服一级，平级说服平级，“俄，巡抚以刺请见。”
官官相护，其保护力度要多大有多大，安徽最高行政长官都来说情了，轿车风驰电掣，已经开到门口了。省长当面来跟彭玉麟交涉，彭玉麟能顶得住？省长之上，更有相国，相国要亲自发电报打电话来，彭玉麟顶得住？也许凭一腔在胸正气，凭一股奋发忠勇，能够抗住，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来了，一点面子都不给，那彭玉麟打违法者屁股，则会被他们换算为打领导人脸蛋，彭玉麟在政界里的立身环境就岌岌乎殆哉了。
彭玉麟勇气之外，正气之外，从政谋政是很老气的，很干练也很老练，“公命延接”，省长递名片来，不能不接，但若接了，法律就没了，正气就废了；接必须接，但可以缓一下接。他一边对报信者说：你步子慢一点，去迎省长进来；一边对审案人说：你刀子快一点，去把这家伙头砍下来，“阴嘱吏曰：‘趣斫之’。”
省长进屋说情来了，李鸿章侄子脑壳砍下来了。就在这么一个空当里，彭玉麟将社会正气与官场习气两相结合，完美完成，实现双赢，“巡抚足甫登舟，而吏持头复命。”
在这一官司里，一边是社会正气，一边是官场习气，彭玉麟夹在其中，那情形也是走钢丝。钢丝能不能走？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据说经历了几个阶段，原始社会是好社会且存疑，而最恶的社会是奴隶社会，次之是封建社会。体制有多恶，能恶过家天下？官场有多黑，能黑过封建社会？但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官场之中，彭玉麟居然也可以让人类正义比较稳当地走过钢丝线。而提供给彭玉麟的空间其实比较窄，就是延迟三五分钟，拖延放进领导来说情。我想，若是换一个朝代，也许空间更大，比如把案子通报给新闻媒体，请人先将案情投放到互联网去，估计不但府县官不敢来，省长更不敢来了吧。这是说，不要啥都怪社会，只要心中真有正气，社会伦理，人间正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有一些空间可以伸张的。
彭玉麟处理善后，也是很可道的。他办完案子，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公乃移书合肥相国”，把很多高帽子给李鸿章戴，夸李鸿章是帝国顶梁柱，是大义灭亲的帝国好官，“令侄败公家声，想亦公所憾也，吾以为公处置讫矣。”李鸿章嘴巴张得老大，可是他有甚话说？只能是连声道谢，谢彭玉麟为国为民除害，“合肥复书谢之。”
李鸿章会真心谢谢彭玉麟砍了其侄子之头？但只要还想在官场里混，李鸿章就不能不取此姿态。再怎么混账的政体形态，再怎么水深的潜规则，其公布于墙上、报上的立政思想，都是会高唱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潜规则潜在水里起作用，将其打捞上来，摆到桌面上来，也就见光死了。彭玉麟在处置李鸿章侄子一案中，其手腕了得，就在于将大清帝国的显规则从海底里打捞出来。
如果说彭玉麟利用大清显规则，是借力打力；那么彭玉麟运用群众民准则，是借民为民，有此两项做桥墩与基石，彭玉麟在暗权力里走钢丝，走得也挺稳当的。这可存些信心：如我们去些私心存些公义，那是会有一定概率，钢丝也能走成钢索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