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宫嫔妃的潜规则 夜生活要找太监帮忙？

日本的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时，提出了“摆脱孤独心理说”，认为这是太监娶妻的原因。寺尾善雄在他研究太监的力作《宦官物语》一书中写道：“太监与女性组成家庭主要是摆脱孤独的心理，他们在世间受白眼，遭人蔑视，所以要求得到妻子的温暖，这倒也是不难理解的。”太监的妻子大多为宫中女官。因为宫廷生活与世隔绝，只有宫内女官才能与太监成双作对，这样就可以相互依靠？

太监由于已经被阉割，身体上自然会发生很大变化。变态的身体慢慢会导致变态的心理，他们的性格也不能用正常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已经失去了男性的味道和能力，又不是女性，所以他们的灵魂是扭曲的，他们的心灵是没有归依的。

因此，他们的性格是非常不正常的。他们会无缘无故地哭泣，会为一点小事无故发火，发怒时又会突然火气全消，喜怒无常。他们看到比自己强的人便会摇尾乞怜，卑躬屈膝地去迎合，表现出自卑感和软弱性。

变态的性格导致人们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他们会对小孩和女性有爱情表示，也会变态地迷恋着饲养的小狗。因为他们孤独、失落，他们的心灵的空虚使他们愿意娶一个妻子回来，以便使自己能够摆脱这种孤独感。

还有两种观点是从医学和生理学角度出发的，认为太监娶妻跟这些相关因素有关，即净身的彻底与否和性基因的存在。

清朝太监小德张是自幼净身的阉人，可是他到了青春期却忽然对女性感起兴趣来了，以致到后来陆续讨了几个老婆。这件事情引起人们关于他净身不彻底的猜测。我国着名的医学博士兼文史家陈存亡，研究太监问题多年。他就认为，如果太监净身不彻底，很有可能阴茎重生，从而重新产生想法。

宫廷里的小太监，每三年要看一看，每五年再查一查，看是否有凸肉长出，这是宫廷定制。但是宫廷中的事情，不能简单以常理揣测。如果某贵妃对某小太监青睐有加，那么她只要对检验的太监说一声"免了罢"，这个太监就不用受到检查。如此一来，即使那个太监有凸肉长出，也可以自由发展，终至长成。

除此之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家，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将自己的孩童日后送进宫当太监，所以在这些孩童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就由特别的佣妇用她的巧妙手术，扭捏婴孩的下身至渐渐萎缩，天然的机能完全毁灭。这样的孩童太监，由于有可能和年幼的太子及公主做伴嬉戏，那么在他们的发育期里，很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了能力。只要他们与小太子的关系非常好，宫中的检验太监也就不敢特别仔细地检查他们。

除了这些比较自然的情况外，还有人为的情况存在。在太监阉割的过程中，是老太监带领着发育不全的年轻人进入阉房进行手术。这种情况下，假如动刀阉割的人受了贿赂，那么新太监就可以不彻底的净身，只要留着部分根茎，那么就有重生的希望。同样，入宫的检验也可以通过贿赂过关。

太监都是太妃身边的红人

站在医学的角度看问题，发育不久而又没有阉割干净，这样的情况下，人体强大的发育功能很有可能使人阴茎重生。上面讲的几种情况都是这样，即太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监了。要是一个英俊可爱的太监，被派在深宫中服侍一个贵妃，朝夕相对，日久生情，也不是没有可能。贵妃独居深宫，久而生怨，而太监无论如何毕竟是男性，于是就把面目俊秀的年轻太监，拉上床去，即使拥抱而卧一番。

对于贵妃而言，也有相当的情趣。那么如果有不是太监的太监出现，岂非更遂人愿？也就是说，贵妃对阉割未净的太监，有着很大的期望，如此一来，当然这样的事情就是极有可能的。这样的说法并不仅仅是猜测，在明朝人的笔记如《枣林杂俎》中，就有关于魏忠贤"玉茎重生"，生理学角度也有关于"基因启动"的说法。

这种说法的起因是1988年国外医学界轰动一时的一件趣闻。某国有一个男孩，在他周岁的时候因一次医疗事故而失去了阴茎。为了孩子幸福，父母与医生商量，决定改变一下孩子的性别，将其男子的性腺全部根除，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他注射大量的雌性激素，促使他出现女性的第二特征。现代科技的手术当然比太监净身要彻底得多了，而且医生给这个男孩做了人工阴*道，并且从小开始，他的父母都把他当作女孩来定向培养。就这样十四年过去了，这“姑娘”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正当这个不平凡的实验即将获得成功之际，始料不及的变化发生了。这位"姑娘"突然只对"同性"感兴趣，并且表示愿意做个"男子"。无疑，手术已经宣告失败。

有一种先天性畸形的“阴阳人”，体内兼有男女两种器官，或外表看上去像男性(或女性)，实际上其器官是女(或男)，只不过都有缺陷或畸形而已。医学实践证明，对这种情况的性改造手术是可以成功的。但像上述情况那样，完全人为地把一个正常的男童改变为女性，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生理学上的这个重大发现，为太监娶妻提供了独特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太监虽然失去了男性的器官，但他仍然是个男人，到了青春期自然有接近女性的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学者孔宪璋等人认为，性基因的启动才是太监娶妻的根本原因。

以上种种关于太监娶妻问题的说法，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都能自圆其说。但是太监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恐怕不能单单从一个方面就得出结论。要想真正揭开这个谜团，那么应该将历史、环境、心理、医学等等相关学科联系起来，深入研究，或许会有找到答案的一天。

历史上娶妻饿太监有哪些？

按常理说，太监是不适宜娶妻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太监娶妻却司空见惯。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太监娶妻、夺妻的记载历代都有，可谓史不绝书。太监娶妻成家，见于史载的较早例证当是秦、汉时期的赵高。《史记·李斯列传》曾提及赵高有女婿阎乐，官任咸阳令。有女婿必有女儿，但据史籍有关记载，赵高系自幼阉割，显然不具备生育能力，此女当为赵高养女无疑。赵高既能收养子女，娶妻成家应该是可能的。由此而后，太监娶妻成家的记载越来越多。

至东汉时期，太监势力急剧膨胀，乃出现了“常侍黄门亦广妻娶”的情形，桓帝时单超等“五侯”，更“多娶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这表明娶妻纳妾至晚在东汉时期已成为太监的合法权利。

进入唐代之后，太监娶妻更为普遍。玄宗时的大太监高力士偶然见到刀笔吏吕玄晤的女儿，见其容貌秀美，举止娴雅，惊为天人，遂娶之为妻。吕玄晤随即被擢为少卿，后出任刺史。隶宗时权阉李辅国娶元擢的女儿为妻，元擢也因此当上了梁州刺史。曾历仕顺、宪、穆、敬、文、武六朝的大太监仇世良娶妻胡氏，乃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胡氏嫁给仇世良后，妻以夫贵，得封鲁国夫人。

明太祖朱元璋时，曾严禁宦官(明朝称太监为宦官)娶妻，但收效甚微，不久便成为一纸空文。明宣宗时，宦官陈芜备受宠信，宣宗先赐名“王瑾”，又将宫女两人，赐之为夫人。后世由皇帝亲自赐赏妻室者尽管已不多见，但明代宦官娶妻成家相沿成俗。

清朝太监管束极严

清代对太监管束极严，但娶妻成家之事仍很多见。清末著名权阉小德张曾在妓馆中结识了一个叫方金翠的妓女，两人情投意合，娼主也极力奉迎。方金翠对小德张伺候十分周到，小德张吐痰时总要方金翠以口承接，然后再由方吐入痰盂，所以一时传闻很多，称“过笼痰筒”。小德张对其相当满意，便想买方金翠从良。娼主见此良机，拼命抬高价格，小德张也准备同意。殊料方金翠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她还是处女。小德张一气之下，在另一家买了一个名为张小仙的处女为妻。

太监娶妻当然是有其婚但不能行其实，所谓“竖宦之人，亦复虚有形势，威逼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但历史上也有一些可耻可卑的太监，利用妻子谋取官位。五代时蜀主王衍曾与宦官王承休的妻子私通。王承休得知后，非但不加阻止，反而怂恿其妻继续与皇上私通以求宠幸，结果当上了天雄军节度使。

清末发了大财的太监娶的妻妾都很漂亮，一些人还倚仗年轻漂亮的老婆为其联络权贵、拉拢同行。御膳房首领太监古玉秀，没有哪点出众的地方，就凭着他年轻漂亮的老婆替他奔走，结果爬上了御膳房大总管的地位。当然，更多的是女性家中父兄因贪图富贵而将其嫁与太监，如吕玄晤将女儿嫁与高力士、元擢将女儿嫁与李辅国都属这种情形。

太监得势的时代 民间掀起“自宫潮”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二、古代中国太监不为人知的血泪史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断子绝孙 净身风险大

过去，男人净身有两种机构，一是官办的，清朝的净身机构是管理后宫事务的内务府下面的“慎刑司”;再是民间的“职业净身所”。当然，也有家庭作坊式的。

净身的风险很大，死亡率很高，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能活下来。不是走投无路，一般人家不会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

清朝民间的“职业净身所”颇专业，手术时痛苦和死亡率都较低，所以很有生意。清代光绪年间，京城有两家比较出名，主人一叫“毕五”，一叫“小刀刘”，清宫中不少太监都“产自”这里。因为输送的太监质量好，渠道稳定，两位“刀客”还被赐授七品顶戴，成了有职业级别的“净身师。

父母送孩子去净身，还要给刀客支付“净身费”。去势前不吃不喝，得把屎、尿排净。去势时则将被净者绑在“手术床”(有时就是门板做的)上。

那时不会有麻醉药，也有说会在生殖器上抹些麻醉神经的东西。有文学作品描写，在动刀前有时会让净者喝点北京二锅头这样的高度白酒，以麻痹一下神经;再是分散注意力，例如在其眼前悬一把刀，与其说话聊天，以吸引注意力。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浪漫的，往往就下刀子下去，待其感觉到疼时，生殖器已让割去了。这里除了要求净身师傅手要快，还要求“刀快”。自己操刀割男根者时常会落下小便失禁，淋尿的毛病，往往不是决心不大手不恨，而是刀子不快，沾皮带内的，割得不到位或是割过了。

说到太监净身用刀具，看了就让人害怕。2007年，深圳曾举办一次性文物展览，上面曾展出过一套工具，其中有一种颇有点像小侧刀，是手动式的，使用时将男根往刀口一放，短刀柄稍一用力捏下去，“家伙”便下来了。还有一种像砍刀，就太恐怖了。但几种刀具往往是配合着使用的，刀下的人与牲口无异。需要说明的是，净身有时并不用刀具，而用细绳进行“手术”。

净身时卫生条件很差，一刀子下去，血流如注，人一下便疼昏死过去了。“刀客”使用的刀子在火上烤一下，就算消毒了。而止血的方式则是将刀子烤红，烙在刀口处，让其结痂，或是敷上药末(有时就是香灰)止血。然后抬到密封的小房子，在其身下铺上一层草灰，吸收血水、失禁的尿液，一个月后伤口愈合才能出来。

术后要将一根细管(有时是大麦秆制成的)插进排尿管内，防止新肉长出堵塞尿道，不然会尿胀死。如果发现真的堵死了，还要再割一次，受二茬罪。有不少太监身上常有尿骚味，多是净身手术做得不好，就是上面说的割得不到位，或是过头了，导致小便失禁。

古代后宫为什么要有太监？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不是所有太监都有祸国殃民的能力

说起太监，人们就会想到魏忠贤、李莲英——这些反面人物。紫禁城使他们出名了，至今仍臭名远扬。其实太监本身也是不幸的，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帝王们阴暗的心里导致太监生理的残缺，说到底这一群群畸形的男人出现，还是为了满足宫廷的需要。道貌岸然的皇帝才是摧残人性的真正的刽子手。某些宦官受到器重便如同小人得势，忘乎所以了;其实他们爬升的地位再高，仍然是皇帝的耳目和家奴。

大多数太监却最能体会到伴君如伴虎的恐怖，稍有不慎，必将受皮肉之苦，而且极可能丢掉卿卿性命。譬如慈禧虽然捧红了一个李莲英，但是她勒令杖毙的太监——也是个很大的数目。在她老人家眼中，太监的性命不见得比脚下的蚂蚁重要多少。

明清两代，太监的数量及影响，不亚於汉唐。尤其明朝，内监达一万人，另有九千名宫女——紫禁城相当於一座小城镇的人口了，为侍候一位皇帝，居然要动用如此巨大的人力。换句话说，一个男人当皇帝了，就要剥夺一万个男人做男人的资格——皇帝够自私的。即使出了魏忠贤之流祸乱天下的宦官，也是他活该，皇帝本人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谁叫他倚仗太监为臂膀的？离开了太监，不知皇帝该怎麽活？清朝汲取前明的教训，对宦官的势力加以压制，再没有哪位太监执掌过兵权，基本上不让太监干预政治。嘉庆以前，太监的人数还多一点，以后逐渐减少，大致保持在两千人左右(包括圆明园、升平署等处的)。到了晚清，宫内及外围各处的太监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太监少了，活却没少，每年入宫担任杂役的「苏拉」有近万人次——改为请临时工了。这倒是明智的，反正太监也干不了太多的粗活，不过就是看看门、打打更、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

明朝皇帝重用太监。永乐年间设立的皇家特务机构东厂，就交由宦官掌管——皇上也够放心的。成化十三年(一四七七年)，又增设规模更大的西厂，由大太监汪直直接控制。太监成了特务头子。人们说的“明朝三大害”，即指厂、卫(锦衣卫)与宦官。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居然控制了朝政，利用东西厂监控文武大臣，京城一片白色恐怖。若干年后，东西厂交到了魏忠贤手中，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本是个厨师，因为会给熹宗做饭，讨得了欢心。后来又跟熹宗的奶妈客氏相勾结，青云直上，权势日炽，居然敢以“九千岁”自居。他的权力大到什麽程度？举个例子，仅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他就矫传圣旨先后害死了选侍赵氏、张裕妃、冯贵人等数位嫔妃，甚至对张皇后也暗下过毒手。他甚至将元代建造的香山碧云寺选为坟址，大兴土木。明亡以后，有大臣惊叹於这位前朝太监生圹的建筑规模，向康熙反映：“臣过香山碧云寺，见魏忠贤所营坟墓：碑石峥嵘、隧道深。翁仲簪朝冠而环列，羊虎接驼马以森罗。制作规模，彷佛陵寝。”豪华程度居然能与帝王陵抗衡，可见魏忠贤独揽大权时的赫赫地位。只是魏忠贤再无福躺进自掘的华丽坟墓里。下一位皇帝(崇祯)上台，立即将其逐出朝廷，他在流放的途中上吊自杀。死后仍被五马分尸，并枭首示众。给自己预留了尊贵的陵园的人，居然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无法保全。

清代的大太监安德海，虽受慈禧宠爱权倾一时，同样也不得善终。他倚仗太后撑腰，竟敢得罪恭亲王。恭亲王密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违制出宫”的罪名，将巡行到其辖区内的“安公公”就地正法——先斩后奏，令慈禧太后也无可奈何。他的继任，“太后掌案”李莲英就学聪明了，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间耍两面派，左右逢源，一直做到了大总管。他本是梳头房太监，因为会给慈禧设计发型，而受青睐，最后成了紫禁城的大管家。按道理，太监的最高官阶是四品“宫殿监督领侍”，李莲英却被破格提拔为二品大总管——算是破了先帝们的规矩，可见他受慈禧太后之器重。史料里有记载：“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一日，上交黄单，奉朱笔，储秀宫三品花翎总管李莲英，赏加二品顶戴。”李莲英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年纪大了，就向慈禧太后告退，出宫养老——太后见挽留不住，就把中南海的花房送给他做别墅。

其实这时候李莲英已捞了不少黑钱，可以逍遥自在地当市井的富翁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他安然地病死在家中——至於对身后的骂名，他已不计较了。李莲英是太监中最狡猾的一个，这条紫禁城里的老狐狸。

一九二四年，末代的小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树倒猢狲散，太监们也流入民间，各找各的出路。皇帝都被推翻了，皮之不存，毛存焉附？从此，太监在中国消失了。

客观地说，宦官是古代宫廷中处境最为悲惨的一群。他们虽已惨遭阉割，却仍然具有男人的性意识与相应的性要求，其满足方式尽管在常人看来有偏激或畸形的一面，然而这种心理与生理上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并理应受到人们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