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饭局：皇帝赐宴却不给筷子 重用或赐死？

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农历戊戌狗年。某日，皇帝刘启在皇宫召见前帝国丞相周亚夫，讨论了近期的一些国事之后，皇帝留周亚夫共同进餐。

据说也就是这一顿饭，决定了一代名将周亚夫的生死——

汉代实行分餐制的，用餐时席地而坐，每个人面前摆放一张案几，放着各自的饭菜以及餐具——“箸”就是筷子。周亚夫正是在用餐时遇到了一点麻烦。他的餐桌上，只有一块大肉，既没有按规矩切成碎肉，又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奇怪了，他以为是工作人员的失误，脸上立刻显露出不悦的神色，转头向管酒席的官员讨要筷子。周亚夫毕竟是思想比较简单的武夫，他没注意到皇帝奇异的表情。

皇帝刘启冷笑着说：“这让你觉得不满意么？”

据说刘彻（汉武帝）当时也在场，这个小孩目不转睛地看着沙场上处变不惊的一代名将周亚夫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周亚夫确实不明白，他只是听出皇帝的语气有些讥讽不满之意，但是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他讨要筷子？

周亚夫只好摘下帽子，告罪请退，得到皇帝许可，便快步退出去了。皇帝刘启目送周亚夫离去，说了一句话。“这个愤愤不平的人，将来能事奉少主吗？”

少主，指即将继承皇位的刘彻。这顿饭显然是皇帝刘启的预先设计，如果周亚夫表现出恭顺姿态，皇帝也许会考虑让他做刘彻的辅政大臣。反之，这顿饭就成了周亚夫的夺命索。

所以这其实是一顿比鸿门宴更惊险的宴席，鸿门宴上，至少刘邦是有所防备的，而这一次，周亚夫完全懵懂无知，终于身陷死亡陷阱而不明就里。

回顾周亚夫的崛起，要追溯到细柳事件。时为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汉帝国边关燃起烽火。为抵御匈奴，文帝动员了六路大军，其中有一路驻扎在细柳，指挥官就是周亚夫。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说，汉文帝亲自视察部队，先到霸上和棘门两军，皇家车队，长驱直入，毫无阻拦。将领们下马迎来送往，对皇帝无微不至的慰问感激涕零。然而到了细柳军营，士兵个个身披铠甲，磨利兵刃，把弓拉满，如临大敌。皇帝的开道使者到达，门都不让进。

开道使者说，皇帝就要到了。军门都尉居然回答：“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什么意思，就是说这里是周亚夫的地盘，只有他说了算。不久，文帝到了，也不能进。文帝也不发怒，而是派使者拿着符节传旨给将军说：“我要进去慰劳部队。”

周亚夫这才传下命令打开营门。然而对皇帝的冒犯并未到此为止，管营门的军官还对文帝随行的骑士说：“将军有规定，军营内不准骑马奔跑。”到了中军帐，周亚夫手执武器，也不下跪，弯弯腰鞠了个躬对皇帝说：“因为身穿甲胄，不能下跪，请求用军礼相见。”

皇帝点点头，俯身扶着车厢前面的横木行致敬礼，并派人示意说：“皇帝敬劳将军。”

左右都以为周亚夫这下要穿小鞋了，谁知道皇帝感叹说：“嗟乎！此真将军矣。”

这就是汉文帝的气度，换作他老爹刘邦或儿子刘启，周亚夫必死无疑。为什么？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这不是造反么？

文帝是真的赏识周亚夫，他在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儿子刘启：“关键时刻，唯有周亚夫可以放心使用。”

公元前154年，七国叛乱爆发，刘启想起老爹的话，升周亚夫为太尉，主持平叛军事。当时叛军正在猛攻梁国，梁王向周亚夫求援，十分焦急。周亚夫却按兵不动，即便是景帝下诏，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

“周亚夫在想什么？昔日真将军，难道变成了胆怯无能的怕死鬼？”

周亚夫有自己的想法。吴楚叛军一鼓作气，势头很猛，如果汉军此刻出战，正中叛军下怀，一旦有失，不但梁国不保，整个崤山以东都危险了。所以，周亚夫的计划是避开叛军的锋锐，反正梁都城池坚固，一时也攻不下来。在叛军士气衰竭之时，周亚夫便可截断叛军粮道，逼其不败而退。

果然，吴楚叛军求战不得，供给线又被切断，士气低落，迅速崩溃。不消三个月，叛乱就被周亚夫平定了，然而周亚夫与梁王却从此结下心结。因母兄宠爱而骄纵的梁王刘武思维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并不考虑周亚夫有何奇谋良策，只记得此人在自己危难之时没有及时救援，从此记恨在心。

而皇帝打算废除太子刘荣时，周亚夫竭力劝阻，更成为刘武、刘彻两大谋夺继承权的实力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

周亚夫为什么力保刘荣？不得而知，似乎两人并无利益联系，或许以周亚夫耿直的性格而言，力保刘荣只是因为周亚夫认为：这个孩子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要废黜他。

于是，周亚夫在功盛臻极后陷入政治漩涡。沙场之上，周亚夫可以做到运筹干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到了官场上，耿直的老周却成了一个天真的孩子。可见官场斗争实在是比沙场厮杀更险恶更复杂的迷局，火线英雄周亚夫陷入漩涡，不能自拔（这才是周亚夫倒霉的真正原因，大肉之餐只是表面原因而已）。

大肉之餐后不久，皇帝刘启便对周亚夫下手了。突破口是在老周的儿子身上找到的。老周的这个儿子确实不成器，老爹没死，他已经在准备老爹死后的陪葬品了，他寻思着老爹是一代名将，要找点符合身份的陪葬品。所以向有关部门购买了报废的盔甲、盾牌500个，找搬运工运到侯爵府。老周的这个儿子袖里揣着大块的金银，却克扣搬运工的工钱，可怜那些搬运工干得一身臭汗，气愤之下，向司法部门举报。

原来老周的这个儿子的这次购买行为完全是私下的非法交易。于是，东窗事发，并不知情的老周也一块牵连，下了大牢。老周心想老子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你为这么点小事就和老子计较，愤怒至极，面对法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哪晓得皇帝刘启已经决心致他于死地，下令周亚夫到廷尉那里报到。

廷尉责问：“君侯想造反么？”

老周说：“臣买的是殉葬品，为什么说我造反？”

廷尉的话颇意味寻常：“君侯就算活着不造反，死了也要在地下造反！”

老周知道没道理好讲了，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周亚夫之死，就律法角度而言，是一种有罪推定。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周亚夫，他们所面对都是“已经认定你有罪，审问只是为了口供”的残酷现实，因此即便他们无罪，也无法解脱冤狱。1789年，法国人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其中有一条说：“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法律的无罪推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之一。周亚夫的悲剧，是权法勾结的产物而已。

从政治斗争而言，周亚夫的死，宣告刘彻登基的最后一个障碍扫除，大汉帝国历史上一个崭新时代——武帝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被无数后人歌颂的时代。尽管生活在当时的百姓们或许会认为，逝去的这几十年，特别是正在远离记忆的文帝时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