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在古代如果寡妇想改嫁到底有多难？
宋代社会对妇女改嫁问题，并没有形成像后来明清时代的强制风气，理学家的言论影响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出自程颐的《河南程氏遗书》，原文如下：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
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如果照着字面上的意思呢，程颐显然是对妇女改嫁持极严格的态度。然而具体落到实处呢，程颐自己作为一族之长，也没有禁止住自己家族中侄媳的改嫁。可见他本人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所强调的是人的尊严、女人的尊严，认为女人不应该仅仅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请注意，不是性欲问题)而改嫁，而失节，这里的“节”，当然指的是三从四德那一套。然而三从四德由来已久，已不需要程颐再次强调。因为在宋朝，三从四德已经是常识了，是各种女教的书都倡导的社会规范。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程颐这段话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女方。他的意思很明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言，男人娶寡妇为妻，也是一种失节行为。而他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对传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思想观念的一种继承、弘扬，重点在于强调道德自律，而非鼓励男女大防。很多人总是抓住字面上的意思大做文章，属于死读书、书读死、读死书。更可恶则是有些人明明读懂了，可是在阐述的时候却恶意曲解。
那么第一个曲解程颐意思的是谁呢？是朱熹。
在程颐去世了将近70年之后，朱熹有书信致其友人陈师中，信的内容是讨论陈师中妹妹的改嫁问题。陈师中是宰相陈俊卿第二子。他的妹夫郑自明刚刚去世一年，妹妹就守不住了，准备改嫁了。朱熹在信上是这么说的：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翼成之也。
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况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不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与陈师中书》)
这封信上所提到的“柏舟之节”，典出于《诗·邶风》的一章，《毛诗正义》说：“《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
整封信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说陈氏丞相门第，在处理子女的改嫁问题时，应当高于整个社会的标准，以作为表率。写完这封信之后，朱熹可能已经预感到没有太大效果，索性也直接给陈师中的父亲陈俊卿去信一封：
自明云亡，忽将期岁，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时收安问。熹前日致书师中兄，有所关白，不审尊意以为如何？闻自明不幸旬日之前，尝手书《列女传》教条，以遗其家人，此殆有先识者。然其所以拳拳于此，亦岂有他？正以人伦风教为重，而欲全之闺门耳。伏惟相公深留意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与陈丞相别纸》)
朱老夫子如此卖力和热心，结果又如何呢？在朱熹本人所作的《陈俊卿行状》中如是记载：“女四人……次(女)适故着作佐郎郑鉴(即郑自明)，再适太常少卿罗点。”
总之，理学家们提倡归提倡，然而现实中的人情归人情。想改嫁的照样改嫁，谁也管不着。可见宋代社会对妇女改嫁问题，并没有形成像后来明清时代那样的强制风气，理学家的言论影响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宋史·道学传》就直接说了：“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可见在宋代，理学虽然在学术领域搞得很热闹，然而在世俗层面上，几乎没人搭理。就从朱熹劝孀妇守节这件事来看，朱熹不可谓不卖力，也明知阻止孀妇改嫁为极难之事，所以书信一写就是两封。陈氏作为宰相之女，更没有所谓寒饿问题，她的改嫁，想必也是得到父亲和兄长的支持，不然也不会前夫才死了一年，就急吼吼地找到了新的如意郎君。这样的速度，就算拿到今天，扣除为前夫服丧的日子，也是闪婚级的。
谈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的毒害，很多专家都会举出清初的方苞在《岩镇曹氏女妇贞节传序》上的放言高论：
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女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民市儿皆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
其实终宋一朝，没人拿程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当回事。所谓“震动乎宇宙”，还得等到明朝那一班将程朱理学当成仕途敲门砖的文士卖力鼓吹，才成气候，才形成大明王朝全国各地无处不有贞节牌坊的奇观。
至于这个责任是不是就落在程子身上了，我觉得也不应该。哲学家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思想，至于他的思想合理与否，完全在于后世是否采纳并推行，推行之后又是否有成效。比如柏拉图写的《理想国》一书中，就有很多奇特的想法，然而并不妨碍他的伟大，并不妨碍《理想国》作为一部哲学名着流传百世。我们又为何厚于老外，而菲薄自家的老祖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