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督抚之间互相惹得掐架皇帝也犯愁

清朝的总督与巡抚都是地方政权的最高长官，由于职权重叠交叉过多，导致一些总督与巡抚之间彼此水火不容，互为掣肘，最后闹到皇上那里，往往各大五十大板。督抚掐架不仅影响了二人的仕途，还对地方的治理与发展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当某地出现两个职权相当的官员时，就会容易产生各种摩擦，甚至爆发激烈矛盾，互相弹劾打压，以至于两败俱伤。以清代的督抚制度为例，总督与巡抚都是地方政权的最高长官，由于职权重叠交叉过多，导致一些总督与巡抚之间彼此水火不容，互为掣肘，最后闹到皇上那里，往往各打五十大板。督抚掐架不仅影响了二人的仕途，还对地方的治理与发展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为何要督抚并存呢？从朝廷的角度来说，就是要防止地方势力做大，以达到互相牵制的作用。总督主要侧重军事，而巡抚则专注民事。总督负责一省或多省的军政综治与吏治察举，属正二品。而巡抚则负责一省兴革利弊，民生发展，属从二品。同为封疆大吏，督抚都有向皇帝单独奏事，也就是向皇帝秘密打小报告的特权。督抚看似分工明确，但有很多职权是重叠的，如考核治下百官，督抚则均有此权力。如此一来，纷争便不可避免。能处理好的，便只是小争议，处理不好的，彻底撕破脸，则是大阵仗。

田文镜对掐李绂

先说雍正时期的一起督抚掐架案例。雍正二年(1724年)，由于治理山西有功，山西布政使田文镜平调河南，半年后升任河南巡抚。新官上任三把火，田文镜在河南的改革大刀阔斧，一些懒散懈怠又渎职的官员让田文镜看着很不顺眼，便上奏弹劾属下官员，如信阳知州黄振国、陈州知州蔡维翰及多名知县。

田文镜本意只是大力推进改革，没想到却招来了打击报复读书人的非议。原来，田文镜只是监生，而非科举出身，而遭他弹劾的官员基本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科班出身的自然看不起非科班出身的，田文镜此举引发了双方严重对立。

更让田文镜没想到的是，此时，一位即将成为自己上级的封疆大吏正在进京觐见雍正的路上。在路过河南时，这个人成为了暗访者，他在暗中观察着田文镜的一举一动，并将田文镜在河南的所作所为着实做了一番调查。—他就是即将上任直隶总督的时任广西巡抚李绂，也是雍正倚重的一位地方大员。

到了北京，李绂见到雍正就给田文镜打了小报告，直陈田文镜是以整饬吏治为名，挟私打击异己。李绂也不是瞎告状，当然也是有具体事实的。李绂举例，说田文镜重用的上蔡知县张球就是一个市井无赖、地痞流氓，只因给田文镜举荐了一个幕僚就胡作非为，田文镜则有袒护之嫌。

雍正不是偏听偏信的主儿，将李绂的奏折直接转给田文镜。那意思是，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你看着办。田文镜这个人很会揣摩雍正的心理，知道皇帝最恨拉帮结派、山头主义。因此，田文镜反戈一击，说李绂与河南当地官员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他们属于同年，我田文镜此举纯粹是打击朋党政治，同时澄清张球不是混球儿，操守优良。

雍正又把田文镜的奏折转给了李绂，说田文镜的话我也是信了，你看着办。李绂仍坚持己见，无奈，雍正派出钦差大臣进行核查，发现田文镜与李绂双方举报的事都有影儿，虽然督抚各有所错，但李绂结党营私的事逐渐引起雍正怀疑。

这边督抚掐架刚消停，那边总督之间又干上了。曾任直隶总督的蔡埏开始煽风点火，多次在雍正面前诬陷川陕总督岳钟琪有异心，逐渐被雍正排斥。作为蔡埏的死党，李绂无视雍正远离蔡埏的警告，还激切为蔡埏辩护，雍正对李绂的疑心更重。此时，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又上奏弹劾田文镜，弹劾内容竟然和李绂当初的内容雷同，甚至还说信阳知州黄振国被田文镜杀人灭口。雍正调查后发现，全部是诬陷。雍正大怒，严审谢济世、黄振国等人，终于坐实朋党政治之实。随后，将蔡埏、李绂下入死牢，将黄振国等人就地处斩。

关于李绂与田文镜的督抚掐架，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李绂不畏强暴，誓死弹劾田文镜贪赃枉法。有意思的是，田文镜在第一种说法中是清官，而李绂在第二种说法中也是廉吏。他们谁清谁污也许还有争议，最没有疑义的督抚互掐则是康熙时期的噶礼与张伯行互参案，这对冤家一个是大贪官，一个是大清官，可谓黑白分明，但清官的结局则令人唏嘘。

噶礼本是一个“大老虎”，康熙也很清楚。但噶礼是满人，又很能办事，能办事的贪官也算好官。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噶礼任两江总督。为了牵制噶礼，康熙又调著名清官、福建巡抚张伯行任江苏巡抚。在康熙看来，一贪一廉，满汉各一，混搭的模式或许相当于一公和一母两个老虎。谁知，两人掐得更厉害。

和雍正时期的田文镜一样，噶礼上任后也开始弹劾治下百官，如前任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等高官，罪名是亏空钱粮。而在张伯行看来，这是典型的打击异己。多次争吵后，张伯行倍感郁闷，因深知噶礼是个“咖喱味”的贪官，不好惹，便想辞职不干，但康熙没批准。张伯行只好硬着头皮与噶礼周旋。很快，张伯行等来了时机。

两年后，江南爆发科举舞弊案，全国震惊。张伯行抓住时机，上奏弹劾噶礼买官卖官，徇私舞弊。张伯行连噶礼的受贿数额都掌握得一清二楚，揭发噶礼家里藏钱五十万两白银。康熙责问噶礼，是否属实。噶礼自然全部否认，辩解说科举舞弊是他人所为，自己并不知情。同时，还不忘狠狠告上张伯行一状，说张伯行与盗匪勾结，祸害百姓，草菅人命等。

这下给康熙都整蒙圈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干脆，先把这俩小子停职再说！于是，噶礼与张伯行被暂停工作，休假式疗养吧。

为了探个究竟，康熙派钦差大臣前往江苏调查。先是派吏部尚书张鹏翮去，张鹏翮也不敢得罪噶礼，回来向康熙说，张伯行“不行”。康熙不信，又派户部尚书与工部尚书再赴江苏，两个尚书回来一直为噶礼说好话，说噶礼“给力”。康熙大骂两个尚书，说告噶礼的人都到北京来上访来了，你们还说他给力，我看你们是不靠谱、不争气。

随后，康熙做出终审判决，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康熙说，我还是要用清官。但清官张伯行却让康熙倍感失望。

此时，张伯行在官场上彻底被孤立，因为张伯行凡事太讲原则，又处处清廉，树敌太多。经历了与噶礼的斗争，张伯行整个人大变样。虽有皇帝撑腰，但皇帝远在京城，无法保护张，张伯行担心的是噶礼势力的报复。他终日疑神疑鬼，担惊受怕，甚至要雇佣多个保镖，连大门都不敢出了。某日要去常州出差办案，张伯行推脱不去，被康熙一顿臭骂。各种弹劾张伯行做事不力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到康熙身边，康熙感叹之余，甚至开始怀念噶礼的办事能力。

后来，康熙越来越觉得张伯行“不行”，除了清廉，根本没有什么作为。康熙给张伯行做出了评语：“操守虽清，但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看张伯行在江苏再难混下去，便调回京城以闲职安置。在康熙看来，张伯行“才不如守”的清廉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