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曾给大清留下一线生机 只可惜错过了！

历史走到了 19世纪后半期。中国又生生错过了二十年的改革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清王朝的政治架构已经很难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生、发展的严重障碍。

最后的覆亡当然不只是外来敌人这唯一的因素。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 年 7 月21日)的傍晚，清廷重臣曾国藩与其最为赏识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对天下大事有着极为精准判断的赵烈文认为，清朝一系列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必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满洲人。这些历史问题就是“诛戮太重”。嘉定十日、扬州三屠，诸如此类，满洲人都没有及时给予合理解释。赵烈文预见了大清最后十几年种族主义必然崛起，大清欲学晋宋南渡皆无可能。满汉双轨既是清朝统治稳定的关键，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门，是一把双刃剑。他预言，清王朝的覆灭超过不了五十年。赵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同治中兴”的曙光中说出这段话的。

落后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被动地进入了世界，被动地接受着丛林法则的蹂躏。连续的教训，也在推动着它进行某种变革。《北京条约》意味着又一个时代的开始。它被动地化解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二十年来的冲突。知耻而后勇，在被英法联军打败后，清王朝内部反而出现了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现象。

清帝国在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䜣的领导下，以及“中兴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侥幸地解决了困扰大清王朝十余年的心腹之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改善，一场以学习西方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展开，“同治中兴”的欢呼声充斥朝野。

清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赵烈文的悲观预计，半个世纪之后的清王朝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

然而，清政府没有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体西用，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到头来发现学习西方的结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诸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制造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红顶商人”，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

落后的政治体制，旧传统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败，让清政府陷入无法自救的恶性循环中，腐败、贪污、惊人的浪费，是晚清官场的常态，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机，经济上的“同光中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更没有踏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节拍。

没有什么比思想的束缚更能阻碍传统的突破。旧的观念严重禁锢了中国人，扼杀了人才，窒碍了创新。中国在收获“同光中兴”经济成功时，没有适时实现社会转型，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社会中坚阶级，这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它为后来的历史突变，为大清帝国的瓦解，埋下了一颗最具生命力的种子。

没有冷静的头脑就不可能有冷静的智慧。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问题凸显，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东北亚危机？假如中日不幸开战，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后来的中国人知道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但1894 年的中国人，被“同光中兴”热昏了头脑，在战略、战术两个层面均不将日本当回事。著名诗人易顺鼎在甲午年(1894年)七月上了一份《陈治倭要义疏》，其中一段这样说：“日本鼠也，非虎也。言其饷，则借债;言其船，则木质;言其兵，则市人;言其技，则浅学;言其国势，则中干;言其人心，则内乱;言其土地、人民、赋税，则不过敌中国一二省。中国之财力，胜十日本而有余，岂制一日本而不足？”

易顺鼎是一位天才诗人，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他的双眼？即便在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唯一看到问题症结的是孙中山。孙中山与易顺鼎年龄相仿，但其见解却大相径庭。孙中山认为，不应该被所谓“同光中兴”所迷惑，真实的情形是：“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表面的风光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扪心自问，有志之士，能不抚膺？问题究竟在哪里？孙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就是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一看法不正与二十年前赵烈文的分析相吻合吗？

谁也没有想到，孙中山一个人的觉醒，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星星之火，而这颗火星是那么顽强，那么富有生命力。他一个人的觉醒，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国家的觉醒。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是历史的逻辑，这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的自觉自醒。但是，大清帝国的终结，在孙中山醒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注定。

历史还是给清王朝留下了一线生机。甲午战后，中国人有过一次非凡的觉醒，新的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面对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已经超越器物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转型。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统治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

遗憾的是，路走得太艰难了。王朝的执政者，总以为时间还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业化时代在时间上根本输不起。

紫禁城的平静并不代表新的共和国的平静。共和与复辟、独裁与民主、战乱与腐败，仍旧像梦魇一般缠绕着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历经苦难、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剧变后，并没有停止对救国之路的探寻。

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并没有立即走上和平稳定、建设共和之国的阳关大道，相反却步入了前清旧军阀势力割据斗争的局面，共和国需要进行艰苦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