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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和手下官员的小报告趣闻

2017-03-02 11:29:36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导语:打小报告总是有奖励的。康熙三十九年(1701),李煦专摺谢恩,因为他拿到了十万两“低息皇家贷款”。这十万两借款,按他的品级本无资格,但由

打小报告总是有奖励的。康熙三十九年(1701),李煦专摺谢恩,因为他拿到了十万两“低息皇家贷款”。这十万两借款,按他的品级本无资格,但由于其打小报告之汗马功劳,故玄烨特别赐恩。

苏州织造小报告

明清两代,打小报告之风颇盛。近日读到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所编《李煦奏摺》,略窥个中情节,检点二三有滋味之事件,表而出之。

李煦,清康熙人,1693年出任苏州织造,《奏摺》选录即为该任期内之密奏,其个人专摺数目也居当朝之首。清代沿袭明制,于江宁(南京)、杭州、苏州三地各设织造官一名,通称江南三织造。其人选均由内务府中点派,虽然品级不高,一般是正五品或从五品,但系钦差大臣,且可专摺奏事,故具特殊地位。尤其康熙一朝的江南三织造,均为玄烨心腹担任,充当金牌耳目,专打小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李煦担任苏州织造时,江宁织造为其妹夫曹寅(曹雪芹祖父),杭州织造为孙文成(曹寅母系亲戚),很有点李敖所谓“生殖器串联”之政治集团的味道。

考李煦之奏摺,多为报告雨水、米价、田禾收成等农业经济的要素状况,占了总数的八成以上。对这些奏摺,康熙多以“知道了”一类平淡的语言答复,或者干脆没有朱批。剩下两成,则主要是对当地官员、百姓舆论、民间暴动乃至军中哗变的小报告,这部分数量虽不多,但康熙却相当重视,一般均有朱批,并要求后续报告。

比如康熙五十年(1712)之苏州科场案,士子以新中举人多属贿买喧哗不服,四处遍贴诗词以张舆论。李煦第一时间汇报此事,并将其张贴之诗词对联、黄莺儿(小曲)等尽数抄呈。随后,又多次汇报现审、会审状况及民间议论,前后共近十摺。李煦本人既非督抚,亦非礼部官员,科举案本非其职权范围之内,但康熙似乎更乐意从他的诸多小报告中发现真相。李煦的报告也详尽曲折,有如今日之内参。

再如关于江苏巡抚张伯行的小报告,李煦似乎对此人很不爽,多次上摺臭他,声称其人为大话王,外表道学,内心虚伪。康熙很有点幽默感,居然跟李煦一起臭他,说张伯行之行事“令人闻之鼻酸,而犹可笑”。但张伯行似乎私节不错,清议也对其多加褒扬,所以康熙虽然讨厌他,也只能公开赞美其为“天下第一清官”。如果不看这些奏摺及朱批,很难发现康熙内心深处对其人的厌恶。

不光是对张伯行一人,李煦还广为收集民间对督抚重臣的议论,以及自己对其行为之观察(其实不止重臣,甚至下及知府县令),偶尔还夹点私货,一一进呈。实际上,他的报告范围非常宽阔,几乎横跨六部:吏部(举报监督吏治)、户部(上报各项经济统计数据)、礼部(监督科举,汇报士子思想状况)、刑部(举报要案办理情况)、工部(汇报河工)、兵部(报告兵变)。

有时,李煦不经意的小报告也能起到奇妙的作用,满足康熙之别样需求。比如他常常汇报苏州某日下雪,积几尺,不过是日常报告,但康熙却能利用来吓唬臣下。有次接见从苏州来的大臣,他就貌似随意地说一句,你走之前那天下雪,积了一尺半。大臣于是以为皇帝真乃神人也,洞悉一切,吓唬得不行。其实康熙就是利用李煦的专摺上呈与大臣进京面奏的时间差。因为前者是驿站健马飞驰,行速远快于大臣所用之普通车马。康熙的儿子雍正日后将这种办法发扬光大,更胜其老子。

打小报告总是有奖励的。康熙三十九年(1701),李煦专摺谢恩,因为他拿到了十万两“低息皇家贷款”。这十万两借款,按他的品级本无资格,但由于其打小报告之汗马功劳,故玄烨特别赐恩。

然而,打小报告也得谨慎,一不留神就犯忌了。李煦作为家奴式的臣下,经常没事也发点请安摺,逢年过节更得上摺拜贺,内容比较肉麻,就跟我们小时候给老师送的元旦贺卡差不多。然而老江湖也有失手的时候,康熙四十八年(1710),李煦在请安摺子中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这可是低级错误,因为向皇帝请安与汇报大臣死亡,必须分开,否则即有诅咒皇帝老儿翘辫子之嫌。还好,康熙比较豁达,只小小嘲弄了一下这奴才,其朱批曰:“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汗出如浆,急忙上摺谢罪,猛扇自己嘴巴了事。

由于打小报告者是帝王心腹,难免恃宠放纵,干点坏事,比如闹出经济问题。康熙五十二年(1714),李煦偷偷摸摸收取宫中太监的银两,没有上奏,被逮个正着。还好,康熙比较宽容,只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他又上专摺谢恩,退还受贿银两。

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站错队可相当恼火。李煦曾于康熙五十二年(1714)强买苏州民女,送给八皇子拍马屁。当时八皇子风头正劲,继任的呼声颇高。不料四皇子却最终胜出,刚即位,雍正元年(1723),即找个借口办了李煦,将其抄家,房屋也发给年羹尧。雍正五年(1727),再次清算其阿附八皇子的罪状,逮系下狱,定为“奸党”,发往打牲乌拉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充军,不久就死在斯地。

昔人云:家奴难当。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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