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皇帝为什么要找张居正秋后算帐？
万历皇帝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时，便有一道中旨传到内阁：免去孟冲司礼监掌印之职，冯保接任。
什么叫中旨呢？就是不经过内阁讨论，径由皇帝直接发布的圣谕。明代的圣旨颁布，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大凡朝臣呈给皇上的奏疏，需要给予回复的，先交皇上读过，然后再转至内阁。阁臣提出批复的建议，另抄在一张纸上，是为批黄，亦叫拟旨。批黄送呈大内司礼监。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再根据皇上的意见抄录成文，是为批。这种批有的完全照抄内阁的拟旨，有的略加改动。如果皇上不同意内阁的拟旨，就发回内阁重拟。有时候，为了一道批复，奏疏会在内阁与司礼监之间来回游行好多次，以期最后达到统一。
但是，朱翊钧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便绕开了内阁。高拱立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涉及到违背公文制度的祖制问题，更是皇权对相权的轻视和忽略。何况走马上任的冯保又是高拱的宿敌。据说，当传旨太监读罢圣谕，高拱一怒之下，将黄绫圣旨掼到地上。传旨太监吓得脸色都变了，咕哝一句：“这可是圣旨啊！”高拱厉声斥道：“什么圣旨，10岁孩子懂得什么，还不是你们这帮太监鼓捣出来的，迟早要把你们都赶走！”
传旨太监跑回大内，立即将高拱的态度禀报给冯保。冯保又赶紧来到乾清宫，向李贵妃和新皇上作了回奏。冯保添油加醋，将“10岁孩子懂得什么”改成“10岁孩子如何当皇帝”！据说李贵妃母子听了，既震惊又害怕，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10天后，小皇上再传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驱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许停留。空出来的首辅职位由张居正接任。
一个28岁的女人，一个10岁的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一位60岁的名满天下的资深政治家的命运。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李贵妃换掉了内相外相，冯保与张居正联袂登场，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
考察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李贵妃做出的这两桩走马换将的决定，的确是可圈可点的英明之举。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终其一生，也未做出过这等漂亮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说李贵妃有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说男人的忧患在国家、在苍生，女人的忧患则是在家庭、在亲人。李贵妃撤换孟冲与高拱，起用冯保与张居正，并不是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的福祉，而是出于母爱，为了给儿子找两个可靠的人。
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钧闹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觉，冯保让朱翊钧骑在自己背上，在砖地上转磨儿，两只膝盖都磨出血来。所以，李贵妃母子对他倚重甚深。而张居正则是朱翊钧的老师。他的严谨与沉稳，还有他的洁癖，都深得李贵妃母子的尊重与喜爱。
尽管我们承认英雄创造历史，但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业。纵观历史，凡成就伟业者，除了有一位胆识超常的领袖，还得有一个互相信任的精英团队。万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并取得巨大成就，就因为李贵妃、张居正、冯保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其时朱翊钧尚小，凡由皇帝决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监护人李贵妃拍板定夺。
母爱可以让一个女人极度自私，母爱也能让一个女人产生超常的智慧。将母爱融入政治，要么一塌糊涂，要么充满和谐。值得庆幸的是，李贵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严母。她将自己的这两个功能转植于两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面前，冯保近慈，张居正持严。两相配合，国事家事就显得井然有序。
关于万历新政，史学界一直给予肯定。拙著《张居正》也因人及事，对这一历史时期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所以这里再不用赘述。但是，我仍要从女人的角度，谈谈李贵妃的历史功德。
张居正上任首辅后，首先就是给隆庆皇帝的两位遗孀上尊号。因为新皇上登基，老皇上的后妃要升格为“太”字辈，如太后、太妃等。明朝进封制度规定：“新天子登基，尊老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亦封为太后，但加徽号以示分别。”这意思是，陈皇后是当然的皇太后，李贵妃作为皇上的生母，也可以进封皇太后。但是，为了显示两个皇太后的差别，则应在陈皇太后前边加两个字的尊号。冯保与张居正商量：鉴于李贵妃担负着小皇上的监护作用，两宫太后不应该有差别，都应加两个字尊号。虽然，这件事在礼部实施过程中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但因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获得通过。陈皇后的尊号是仁圣皇太后，李贵妃是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遂无差别。
陈太后与李太后两人，打从认识一直到死，始终感情和睦、亲如姐妹。李太后地位比陈太后低下时，她对陈太后奉事唯谨。后来母以子贵，她与陈太后身份齐平但实际占优时，她对陈太后依然奉事唯谨。每天清晨，她都会带着儿子到陈太后处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一点令陈太后非常感动，她多次要李太后取消这个礼节。李太后的回答是：“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在我手上不能改。”两人始终以姐妹相称。在明代，后妃之间这样的亲密无间，是难得的佳话。
李太后对陈太后的尊敬，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对待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她却管教极严。儿子登基的头几年，她将国事托付给张居正，而让儿子以读书为主。
皇帝读书，叫出经筵。张居正亲自给万历皇帝挑选了六位讲臣。每逢在文华殿听讲归来，李太后便邀来陈太后，让儿子将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小皇上讲完了，李太后就问陪皇上听讲的冯保，皇上讲的是否有错漏。如果全部都讲对，就给予褒奖;如果有错漏，就给予惩处。有好几次，小皇上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
由于管教极严，万历皇帝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六年(1578年)，母子间曾发生过一次极为严重的冲突。其时，万历皇帝新婚不久，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母亲的监护，万历皇帝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在太监的唆使下，做一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一次夜游西城，贴身侍应太监孙海为其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陪酒。喝得半醉时，万历皇帝要这两位宫女唱时令新曲。所谓时令新曲，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歌曲，但明代坊间的曲子，语颇轻佻，与时下东北民间的二人转，庶几近之。两位宫女说不会唱，孙海在一旁怂恿，宫女仍坚持不唱，万历皇帝因此大怒，喝令推出斩首。经孙海提醒，万历皇帝这才醒悟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
第二天，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找来那两位惊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宫女，问明事情原委，顿时大怒。她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竟然作出撤销万历皇帝的九五至尊地位的决定，改让潞王继承皇位。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并保证悔过自新。李太后在陈太后的一再劝说下，终于松了口气，但仍坚持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一道劝诫皇上“慎起居”的奏疏。《明史·李太后传》中说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又遵李太后的懿旨，替万历皇帝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次事件，可看做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深为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内心中潜藏了一份不满。
引起君臣对立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李太后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在万历初年，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无论是国事上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朱翊钧年满18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拒绝。朱翊钧20岁时曾向母亲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30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增强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反感。
因为李太后的完全支持，张居正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但是，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万历皇帝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的清算。导致在短短几年内，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
关于张居正的悲剧，大多数人归结于他的改革对势豪大户惩抑太过。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李太后的关系已引起万历皇帝的极度不满。
我一直不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须知明代宫禁甚严，李太后与张居正尽管互相倾慕，也绝没有勇气进行这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反对派们仍会捕风捉影，含蓄制造这两个人的“绯闻”。民间的戏本中，就攻击张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我想，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么残酷，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大概也是受了“绯闻”的蛊惑，从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出发而施以雷霆手段。
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她的儿子朱翊钧迅速变坏，乃至40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指责。她的态度为何有180度的大转弯呢？这里头大概有两重原因：第一是儿子大了，她再也无法管教;第二是张居正过早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后援而心情沮丧。
研究这段历史，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太后是最称职的母亲，而朱翊钧却是最不争气的儿子;张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师，而朱翊钧却是一位糟糕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