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古代如何“依法治孝“ 不孝行为要受到严惩
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视程度之高、影响社会之深、延续时间之久，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见。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狭义的孝道指针对父母的道德行为，而广义的孝道则延及父母之外的长上之亲。孔门弟子有若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在诸多伦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认为，孝可以使人们之间互相亲爱。而相互亲爱的族群，道德底线明确，统治者易于驾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道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无论是国家危难，还是天下承平，统治者选择贤臣良将的路径大都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贵贱而有所差异，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汉朝皇帝，自惠帝开始，都在其谥号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类。按照唐人颜师古的说法，其原因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东汉时期，察举科目中有“孝廉”之目。历代皇帝都重视尊老、养老，都号称“以孝治天下”。皇帝常常亲授《孝经》，唐玄宗李隆基便亲自注解《孝经》。《二十五史》中，因“称孝”而名世、进身的官吏、学者、武将、乡绅不胜枚举。而在民间，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将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选，编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后人又在此基础上插图，形成《二十四孝图》。它对七百年来的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尤为深巨。
围绕孝道，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礼仪规范和法律制度形成互为支撑的完整体系。如果说，礼制中的尊老、孝亲行为来自远古的民间习俗，来自儒家的道德推扬，那么相关法律条文则是硬性约束，不容有违，它是孝道实行的强制保障。今以汉唐时期法律中对“不孝”罪行的惩处为例来加以说明。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于卫时，周公就对其弟弟康叔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经说过：“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对于不孝这种“大乱之道”，当然要归之于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礼·大司徒》所载“以乡八刑纠万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孟子曾列举战国时期“不孝”的一些具体表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秦汉以降，国家立法便将这些“不孝”内容具体化、法典化。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简文
中，有不少对于“不孝”行为的定罪，据之可见当时法律对孝道的维护。例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案例汇编)中，专门有“告子”一案，就是普通士伍控告其子“不孝”的案例：
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己往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无它坐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