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与黑帮老大杜月笙究竟是怎样明争暗斗的

蒋经国平生对两个人最称知己，一个是宣铁吾，另一个是王新衡，王新衡是军统的头头，后来蒋经国到上海，经常住在宣铁吾家中。

从上可知，宣铁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对抗，主要是蒋经国在幕后支持，宣铁吾在上海并无社会基础，而杜月笙这个“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人物，却对蒋经国、宣铁吾的联合力量感到束手无策。

杜月笙的触须已经紧紧缠住了上海的银钱业、棉纺业、轮船业和黄色工会等等，但杜的公开身份，始终只是“中汇银行董事长”和“恒社”社长(“恒社”是杜月笙门徒以社会团体面貌出现的青帮组织)，此外就是办办“浦东同乡会”、“上海小姐选举”等无聊的事，不过，杜月笙对于军队和警察，对于蒋经国和宣铁吾，却毫无办法。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总管，为杜门第一红人，早年，他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装鸦片烟，很得杜的信任，日伪时期，万墨林在上海代杜月笙看管家产，一经胜利，就俨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

杜月笙回上海后，万墨林更红得发紫，一蹴而升为“米业公会理事长”，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骂之为“米蛀虫”，万墨林当然首当其冲，在蒋、宣和杜的斗法中，他第一个受到冲击。

1946年7月1日，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工潮、学潮频起，社会局势动荡，宣铁吾认为是杜月笙所操纵的恶势力哄抬物价，如不镇压，局面不得平静，于是，就决定拿万墨林开刀，这当然是“杀鸡给猢狲看”，冲着杜月笙来的。

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桥，宣铁吾下手令逮捕万墨林后，就关在七楼看守所内，全上海的日报、夜报和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宣铁吾并招待记者，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些对于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杜月笙很明白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联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忧心忡忡，杜月笙的“智囊团”如陆京士等则不以为然，认为必须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

他们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业公会、黄色工会为武器，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大叫大嚷，说什么米价上涨，是产地粮食被共产党所控制，运不出来，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要求由司法机关进行仲裁，宣铁吾针对这些论调，宣称“治乱世用重典，政府为民除害，杀一儆百，责无旁贷”，这样一来，万墨林已有被杀头的危险，杜家在惊恐之后，苦思对策。

他们一方面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不要再骂“米蛀虫”;另一方面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所长，告诉他，如果拿到病危证明，也许可能试行交保就医，钱能通神，两天以后，医务所果然来了“万墨林病危”报告，请求处理，将万墨林交保就医，要求随传随到。

事后向宣铁吾报告时，他大为震怒，一面斥责不该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这位所长一口咬定：“万墨林病危，如不就医，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

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领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宣铁吾也并不是非置万于死地不可，只是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而已，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从此，宣、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

1948年5月，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动荡不定，蒋介石却仍然挣扎，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坐镇上海，由宣铁吾配合，希望消灭贪污，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外滩中央银行二楼办公，此时和蒋经国过从最密的人，除宣铁吾外，还有王新衡，王新衡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蒋经国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一再宣称，要镇压奸商，抑平物价。

宣铁吾为了配合，即在警备司令部成立经济缉查机构，专门缉捕奸商，当时即在此部门任职，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行动，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杜月笙看到蒋经国、宣铁吾来势凶猛，就计划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蒋经国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

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圆滑的两面人物，他既和蒋经国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维屏既将被扣时，又通风给杜月笙，叫杜月笙注意，这样一来，吓得杜月笙对45万港币一时未敢下手。

但据事后所知，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还是漏夜赶造帐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维屏被扣，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斜，最后将杜维屏交保释放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