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出卖国土 谭嗣同欲“尽卖西藏于英吉利”

以康有为、谭嗣同为核心的“康党”曾一度占据了晚清改革的中心舞台，最终却以悲剧告终。究其根源，康党自身之浮躁实乃主因。康、谭师徒戊戌前后念念不忘卖掉藏满疆蒙之地以筹措改革经费，即是明证。

卖完新疆、西藏，“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痛心于清日战争中清军之惨败，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氏说：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凡所谓保护，只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却断不可。即十年内与别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帮助。则凡言联络者亦皆应如此)。一言保护，即无处不当保护;不可如现在浙江之舟山归英保护，天津之铁路归德保护，毫无益而徒资笑也。又请二国居间，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更加兵费亦无不可。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且价亦不必皆要现钱，凡铁甲船、铁路之钢条、木板、精枪、快炮及应用之一切机器，均可作抵。于是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大开议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谭嗣同书简》)

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若无内国债可举，而择祸莫如轻，莫如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则情愿少取值，浼二国居间胁日本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再加赔费，亦无不可，而仍愿少取值，请归二国保护十年。二国第毁约与保护，即少出值，尤必乐从。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止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使不吾扰耳。似今浙江之舟山、天津之铁路，竟由英德派兵保护，则断断不可。即十年内与他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助。然得宇内二大国之一言，亦断不至与他国有事。且英俄互相猜忌，倚中国为障隔，中国转因而居重。新疆西藏壤地密邻，二国又将彼此相谋，自固其圉，更无暇犯中国。即令欲犯中国，而经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之区，如农务、矿务、商务、铁路之属，必十年之后始少有条理，是尤为缓兵之策。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集·报贝元征》)

康有为亦欲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

孙家鼐询问如何筹措变法经费，康氏回应：把西藏卖掉

与谭嗣同相类似，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锐意变法，而翁文恭罢，无任事之人，悉由康有为等阴为主持，新进竞起，中外小臣上书言事日数十，上视廷臣无可语，悉下会议。公(孙家鼐)面折有为曰：‘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有为曰：‘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公见其言诞妄，知无能为，而众议日益揉杂，遂上疏言变法当筹全局，咸同间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言有次第，请以其书发部院卿寺。”

夏孙桐所言，应属可信。因康氏在其自编年谱《我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康氏自述其新政规模：“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等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或可补救。”如此庞大的新政规模，其所需之“五六万万”之巨款从何而来？康氏的方案是：“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先把全国的矿产都抵押出去，如还不够，就把“边外无用之地”卖掉。

康氏还试图通过进呈《日本变政考》，向光绪灌输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

康氏不但有卖边疆之地如西藏来搞变法的打算，而且还曾付诸实践，致力于将这一想法灌输给光绪皇帝。

在其《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氏回答“改变之始，需款甚繁”这一问题时，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滥发纸币：“日人以纸币行之，真银仅二千万，而用值二亿五万(千)万，盖得管子轻重之法焉。吾若大变法度，上下相亲，亦可行之”;二是以铁路、矿产为抵押大借外债：“否则大借洋款数万万，派熟习美国之人，与借商款，酌以铁路、矿产业与之，当可必得”——这两种方案，前者反映了康氏对近代金融知识如准备金制度等毫无了解，纯属皮毛之论，倘如其所言，滥发纸币，必将招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后者则是康氏受了容闳的欺骗，容氏声称其与美国政、商两界有密切关系，能筹到巨款，但直到变法结束，容氏亦未筹得分文。《上清帝第六书》中虽未提到用出卖疆土的方式来筹钱，但康氏在该上书中特意向皇帝推荐了自己的两本变法著作《日本变政考》和《大彼得变政记》，且希望皇帝能够仔细阅读这两本书。而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氏则明确表达了其卖边疆之地以为新政筹款的意见：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颁千岛、桦太交换条约，割桦太及其地营房于俄，以千岛为边邑。臣有为谨案，桦太之割，乃卖地也。其地远而边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卖与俄，得其金钱以为兴内利之计。俄前数年亦卖此美洲数千里之地于美国，以其所卖地之金钱数万万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盖西人之于国，其内地要隘必宜争必宜守者，虽尺壤而必争，如英、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之争直布罗陀峡，虽费重兵，糜巨饷，几亡国而分毫不相让。盖如我之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之地，险要者也。其边远之荒地不毛，以虚名悬属、不关国本者，则去留不足计，且以易金钱而兴内利。且亦恐既名为属地，一有边事，不救则不可，救之道远莫及，则连兵之后，终必割以与人，故不如早易金钱而修内政，大政可以备举，又不必搜刮民财，此诚善之善也。”

康、谭此论，乃“无知者无畏”之典型

且不论卖疆土搞变法对不对，康、谭其实根本不懂如何卖疆土

康、谭卖疆土搞变法的想法，究竟是否正确，或者说，究竟是否能够被今人所同情与理解，自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譬如即有学者如此为谭嗣同辩护：“割地给英、俄，以求得其帮助的想法，并非谭嗣同所独有，张之洞当时亦有此建议，他在致总署的电报中，提议‘威、旅乃北洋门户，台湾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两处与倭，何不即以此与倭者转而赂英、俄乎？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惟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定密约，如有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若英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张之洞这一建议，见载于《光绪朝东华录》，确非虚言。然张之洞此论，与康、谭之卖疆土搞变法，尚有较大区别，张氏并不认为新疆、西藏对中国没有价值，其所欲割让，亦止“数城”，其所欲收获，则系“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如此，即不必向日本割让威、旅、台湾，“所失不及其半”，且可对日转败为胜。个中逻辑，与康、谭实在大有不同。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康、谭其实根本不懂国家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日本变政考》里，康氏举了库页岛(日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按1855年《日俄和亲通好条约》规定：“今后日本国和俄罗斯国的疆界应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择捉全岛属于日本，得抚全岛及其以北的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至于桦太岛，日本国和俄罗斯国之间不分界，维持以往之惯例。”此后，日、俄两国在未分界的“桦太岛”上闹出许多纠纷，这才有了1875年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新条约规定：日方把对桦太全岛的权利让给俄方，俄方则把千岛群岛18岛让给日本。此事性质乃是勘界，绝非康氏所谓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卖与俄，得其金钱以为兴内利之计”。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原因至为复杂，关系到沙俄整个殖民战略方向的转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搞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氏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康氏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再如谭氏宣称，将新疆卖给俄国、西藏卖给英国，“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以卖价低廉为诱饵，再请两国“保护中国十年”，“尤必乐从”。纵观近代历次中英条约，其贸易需求远大于领土需求，谭氏认为可以毫无阻力地与列强完成疆土交易，恐怕是过于乐观和自信了;至于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又不让其武力真正控制中国，英、俄是否答应，尚是未知之数;即便答应，保护国派遣武装力量进入被保护国，即属名正言顺，谭氏是否有策略保证不让英、俄武力真正控制中国？再者，国人数千年习惯了宗主国的心理优势，骤然使其降格为被保护国国民，国人能否答应，实在也很成问题。

究其原因，或许与谭氏浓厚的排满立场，及康氏天马行空无知无畏的性格有关

谭嗣同之欲卖蒙、藏、疆、满，或与其反满思想有关。谭氏师从欧阳中鹄，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搜集家藏谭氏书信，于1940年代编成《谭嗣同书简》一书。在该书序言中，欧阳予倩披露：“在他(谭嗣同)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的主张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二书，乃反清复明人士必备“理论书籍”，谭嗣同之反清立场，至为明显。事实上，戊戌之前，谭氏在湖南组织南学会，还曾被康党内定为“湖南自立”后新政权的“伯里玺天德”(即President，总统之意)。其近似“反清复明”的政治立场，或许是其认为蒙、藏、疆、满可卖的一个重要缘故。

至于康氏，其欲卖疆土搞变法，且勇于付诸实施，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在戊戌年的另一惊世骇俗的计划：中日合邦。康氏在其自编年谱《我史》中说：戊戌年四月，“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康氏还替御史宋伯鲁起草奏折，劝光绪帝速速就“合邦”问题展开行动，奏折说：“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换言之，所谓“合邦”就是：1、“四国”合为“一邦”;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以此等视天下事太易、常一知半解又无知者无畏、无事不敢做的性格，倡议出卖疆土来搞变法，实在不足为奇。

参考资料：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欧阳予倩(编)：《谭嗣同书简》，文化供应社1948;等。

改革乃天下至重至要之事，当交付经验、学识俱佳之职业官僚来设计推动，如古之王安石、张居正，即可视作老于宦海之职业官僚(其变法虽损毁民生，然终能达成朝廷敛财之初衷)。以卖疆土搞变法一事管窥康、谭二人，前者实系一“民间政治家”，后者则属“异政见者”。戊戌年一败涂地，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