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禁映电影《阎瑞生》 民国禁映的电影有哪些

1896年，外国商人第一次将电影带到上海放映。这个神奇的玩意儿即使在西方也是新生事物，它立刻在中国宫廷和民间风行。早期进口电影只是一些无情节的简单镜头，但老百姓十分喜欢 “西洋景”。当时的 “公知”们也认为，电影比传统戏曲更能开拓视野，更具教化功能，纷纷发表言论支持群众看电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影成了双刃剑。随着技术进步，美国长篇故事片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受欢迎。但这些惊险刺激的警匪片、侦探片，“向国人展览以前闻所未闻的坏人坏事”，启发各种离奇、凶残作案手段。 1921年7月，中国第一部国产长故事片 《阎瑞生》上映，一周后就挨了中国电影史上头一刀，成为第一部被官方禁映的电影。

罪犯正法，电影枪毙

1920年，毕业于震旦大学的洋行白领阎瑞生，吃喝嫖赌背上巨债，见上海花魁王莲英腰缠万贯，生出歹心，将她勒死抢走财物，案件轰动一时。大学生堕落，名妓惨死，千里追捕……此案集合众多吸引眼球的元素，马上被改编成小说、文明戏，成为妇孺皆知的热门话题。徐欣夫、陆涵章、顾肯夫等中国第一代电影发烧友抓住商机，联合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投资拍摄电影于1921年7月上映。在此之前，因资金技术有限，中国故事片都是不足20分钟的短片， 100分钟的 《阎瑞生》是第一部国产故事长片。影片连映一个礼拜，净赚4000多大洋。

见 《阎瑞生》票房火爆，上海最有实力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按捺不住，总经理兼导演张石川请郑正秋编剧，推出全新刑侦大片 《张欣生》。这部电影根据张欣生谋财弑父的真实案件改编，比 《阎瑞生》要重口味得多。影片高潮在开棺验尸一幕：湿面粉加墨水制作出的死者五脏六腑，在特写镜头下剖出来，吓哭不少女人孩子。据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到上海出差，见 《张欣生》热映便前往观看，看到开膛这一段，愤然掩口离席。

舆论大哗，指责 《阎瑞生》和《张欣生》： “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巧的是，阎瑞生1920年落网审判时， “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在舆论压力下，小部分地区禁映了《阎瑞生》和 《张欣生》。

北洋政府无力建立全国性的电影审查机构，确立审查规章制度。江苏、上海等地的民间教育协会于是自发组织了 “审片机构”，这些机构只能起到监督和谴责的作用，并无强制影片禁映权力。国民党上台以后，国家主导的审片制度才开始确立。

扑灭《火烧红莲寺》

国民政府认识到电影不仅有娱乐、教化功能，更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因此对电影管理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1930年11月3日，行政院公布 《电影检查法》，规定：“电影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核准：一、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者;二、违反三民主义者;三、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者;四、提倡迷信邪说者。” 1931年2月25日，教育部和内政部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

20世纪20年代，武侠小说在中国兴起。明星公司老总张石川有一天深夜回家，见儿子在灯下 “用功”，走近一看，却发现儿子看的是风靡全国的长篇武侠 《江湖奇侠传》。当时明星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张石川本就心情郁闷，一气之下打了儿子一耳光，还没收了小说。他生着闷气随手翻书，却意外发现这是一根救命稻草。张石川请来老搭档郑正秋亲自操刀，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 《火烧红莲寺》，胡蝶担纲女主角，顶级摄影师董克毅掌镜。影片采用吊钢丝、叠印、动画等技术，制造隐形遁迹、空中飞行、口吐宝剑、掌心发雷、剑光斗法等奇幻效果，样样都是开天辟地。 1928年上映后，观众无不为之痴狂。

各大电影公司纷纷效法，推出“火烧某寺”、 “火烧某山”等山寨系列，银幕一片 “火烧”。 1928至1931年，上海约50家电影公司摄制了近400部影片，其中250部为武侠片。 《火烧红莲寺》始终稳居票房宝座， 1928年明星公司靠此片盈利近5万元。公司趁热打铁，先后拍了18部 《火烧红莲寺》，直至今日，仍可谓电影界续集之最。如果不是政府叫停，不知道这把火还将烧多少部。

武侠片虽为群众热爱，在精英阶层却饱受讨伐。片中充斥神话法术， “怪力乱神”，刚刚接受科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此深感不齿，视之为愚民鸦片。宣扬布衣侠士、除暴安良，又令刚刚取得政权的国民政府反感。连左翼人士也排斥武侠，当时大批共产党人正遭屠杀，而群众竟痴迷于脱离现实的红莲寺，瞿秋白抨击该片 “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在此背景下， 1930年2月，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决定禁止“形状怪异惊世骇俗”的影片。1930年7月21日， 《火烧红莲寺》准演执照被撤销。此后几年，电影检查委员会共查禁武侠神怪片60余部。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上海电影公司受损严重。日本人看上明星公司的名望和资源，曾意图拉拢，张石川虽是商人，却选择不与日本合作，闸北厂区被战火摧毁。电影检查会为救市，下令给大部分禁片松绑，连违反 《电影检查法》第一项规定、 “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者”的辱华片，也有14部得以复活。明星公司见状，将18部 《火烧红莲寺》重新送检，联合电影界同仁，恳请解禁，以 “救济职工生计”。考虑到 “明星”是中国最早的制片公司之一， “不忍看其消灭”，电检会终于网开一面。 1938年， 《火烧红莲寺》重映。当时上海租界云集许多内地来的 “高等难民”和 “土大款”，他们以前没看过 《火烧红莲寺》，一听说是 “禁片”，更吊胃口，结果重映票房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星公司净赚数十万，补发了所有员工工资。

国难当头，一部影片拯救不了一个电影厂，不久之后明星公司还是倒闭了。

禁止辱华，放宽左翼

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审查机构为查抄苏联文学和左联作品，忙得焦头烂额，电影检查会却没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电影行业受资本操控，商业大片、小成本喜剧当道，不用政府出手，电影公司老板就先把不赚钱的左翼电影扼杀在摇篮里。武侠片集体被禁，无异于砍倒影界摇钱树。各大公司陷入剧本荒，不得不考虑与左翼编剧合作。当时正值 “九·一八” “一·二八”事变之后，国人民族意识觉醒，期望看到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影片。

1932年，中共借此良机，成立电影小组，瞿秋白直接领导，夏衍具体主持，小组势力逐步渗透进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电影公司。 1933年全国出品70多部故事片，左翼电影和进步电影有40多部。包括夏衍编剧的 《狂流》、《春蚕》、 《上海二十四小时》;阳翰笙编剧的 《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的 《女性的呐喊》;洪深创作和改编的 《压迫》、 《香草美人》;田汉的 《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

令人意外的是，所有左翼电影都拿到了执照，尽管送审后都挨了剪刀，但没有一部成为 “禁片”。对于教育部和内政部电检会的不给力，国民党宣传系统教父级人物陈立夫十分不满， 1934年亲自出马成立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重审许多已经过了审的左翼电影。夏衍编剧、赵丹主演的 《上海二十四小时》，表现资本家对劳工的残酷压榨，回炉后被剪一千多尺胶片，虽获准上映，但已支离破碎不知所云。

强势如陈立夫，亦没有对左翼电影发出严厉禁令。左翼电影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电影水平，国民党宣传部门欲振兴文化事业，无能力也不愿意将其赶尽杀绝。且左翼电影已成各大电影公司顶梁柱，电检会查抄几个攒武侠片的皮包公司不在话下，整治明星、联华等大企业，则要触及太多利害关系。据传言，主管上海文教事务的潘公展就持有明星公司的股票。潘公展虽然对明星公司发了脾气，但也只是警告他们再这样拍就拿不到银行贷款，没有给予实际处罚。与张石川、郑正秋并称明星三巨头的周剑云，在聘请夏衍等人加入公司时，曾向他们交底： “各位也许不了解，工部局也好，市党部也好，只要有熟人，必要的时候 ‘烧点香’，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所谓 “烧香”，即行贿送礼。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查禁政策下，三十年代中后期，又诞生了 《渔光曲》、 《新女性》、 《神女》、 《大路》、 《十字街头》、 《风云儿女》等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相比之下，电检会对国外 “辱华”影片拿出了雷霆手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大多贪婪猥琐，鸦片、小脚、娼妓等落后符号亦被夸张放大，国民政府认为损害中华民国国际形象。派拉蒙、华纳等公司均有影片被中央电检禁映并没收拷贝。根据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大地》，开拍前也险些被电检会拒之门外，理由是剧本中的华人形象 “几无一正人君子”。市场压力下，米高梅公司不得不派代表来华，与中央电检会达成摄制协议，同意由中方派员监督拍片，接受中方的修改意见，完成后将影片送审。为了获得拍片权，制片厂同外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在好莱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金表换得上映许可证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的政协会议上，中共将废除电检制度的议案摆在谈判桌上。国民政府表面放宽文艺政策，实际非但没有裁撤电检会，还把电检会设为行政院直属机构，同时受国民党中宣部领导。 1945年至1948年的三年中，送检的162部国产影片中有 48部被删剪或禁止。1948年1月，在上海 《大公报》主办的 “国产影片出路问题座谈会”上，阳翰笙说，中国电影面临 “主要的困难是检查制度。我们二十年来在剪刀下生活，我们往往有好作品，怕通不过检查，自己先就忍心剪掉;有时一个电影，什么都好，故事好，体裁好，主题好，一切都好，却只有一样不好，就是通不过检查官的剪刀”。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1949年之前中国电影巅峰之作。该片由蔡楚生、郑君里编剧导演，舒绣文、白杨、陶金、上官云珠主演。这部电影险些成了禁片。送审时，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等讽刺性对白，公务人员玩牌、收金条等镜头，便衣密探捕人、主人公弟弟打游击等情节都被剪掉，即使经过修剪，还是有人认为应当禁映。郑君里经验丰富，赶紧给检查官员送去花篮，花下埋伏着几块金表，终于有惊无险拿到许可证，剧组人员接到喜讯抱头痛哭。

影片 《乌鸦与麻雀》聚焦黎明前最黑暗的社会现实，陈白尘、郑君里等主创特意准备了一份和谐版剧本交给电检会，真正的剧本藏在摄影棚顶的稻草堆里。 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江，国统区统治基本失序，电检会形同虚设，上海警备司令部直接派人闯到 《乌鸦与麻雀》片场，没收胶片勒令停拍。当时片子已经拍了三分之一。摄制组宣布解散，实际晚上仍然关着门偷偷拍。坚持一个多月后，上海解放，影片顺利完成，于1950年初上映。 《乌鸦与麻雀》永远没有拿到国民政府电检会的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