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为何成为台湾“不容轻易开口言说”禁忌

事实上，太平轮的悲剧没有纸醉金迷的氛围，也从未夸耀无从撼动的钢铁外壳，甚至它欠缺了泰坦尼克号那股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戏剧性;太平轮的悲剧纯粹是被时代所定义，是那个流离年代的插曲。这千余人搭了船，大部分是为国府这栋大厦将倾，不得不选择逃离，很多人还以为有机会重回故国，只是没想到留下尽是生离死别的泪水与悲怆。一如龙应台《大江大海》、齐邦媛《巨流河》，这是部属于失败者的史诗，一页无从诉说的伤痛。凡事皆不确定的1949年，正是《太平轮》最重要的背景。

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离蒋介石刚刚宣布“下野”仅一星期不到;中联公司旗下豪华客轮太平轮，一如往常，载满着拥挤的旅客与大批货物，心急如焚地自上海外滩码头夜航台湾的基隆港。其实早自1948年，随国共内战越演越烈、国民党节节败退以来，大批人潮便跟着国府各机关预作播迁台湾准备的同时，已想办法来台暂避一阵子。有的是家人先来台安置，有人是先来台谋个职务，不一而足，但极少人抱着来台永久定居的准备，也没什么购屋置产的打算。

但等淮海战役一败，别提故宫国宝和中央银行黄金都已展开秘密启运，战火硝烟沿着大地滚滚而来，国民党统治下各城市人群更是往东南沿海大规模移动，纷纷涌往上海、广州等港口，就是希望买张船票到台湾或到香港，以备不时之需。尤其国府官员眷属、国大代表、学生、公务人员，几乎把码头挤翻了天，人声鼎沸，所有人争先恐后，就是希望先挤上船再说。据目前资料，光是1948年就有近9万人来台;1949年间，来台人数更爆涨到30万之谱，还不含国民党旗下50万官兵，足见情况惨烈。当时中兴轮、太平轮等往来台湾与上海的定期航班，船票价格飞涨，还是一位难求;没有关系，连黄牛票都买不到，就连受蒋介石器重正隆的雷震，也是托汤恩伯安排，才能把家人与一些家当安排上船;到了船上还有一关关需要打点。

当时，上海飞台湾班机几乎班班客满;海运同样棘手，一天最高纪录有55艘船只穿梭两岸，每天都有大批人来票口询问票价与班次。情势紧急，超载成了家常便饭;越没位子，越有人想往上挤，甚至因此跌落船边海面。为让多一点人挤上船，国民党部队也常常下令，把还能使用的武器装备直接弃置码头上，更别提一般人拿不上船的银元、家当、古书典籍。套句当时亲眼目睹这一波迁徙潮的见证者所说，几乎全上海的有钱人都跑了，“就是逃难啊！”

太平轮也不例外。太平轮原本是二战时期的铁壳运输船，为船公司扩大营运，改装投入客运仅几个月，每星期往返上海基隆两次，客货两载，票价极贵。1949年1月27日中午，千余人挤上太平轮，有票乘客仅508人、船员124名;更有600吨钢条、《东南日报》印刷器材、100多吨纸张、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317箱等货物，船舱早已客满。另挤进没有船票、偷偷夹带上船约300人，整条船水泄不通，“全无缝隙”。

这些人，有名震一时的各方大员，也有家财万贯的富商，还有商人是打算回台过年、收账，在连金条都不一定换得到船位的时刻，很多人走后门、靠关系才能挤上太平轮，急着到台湾与亲人相聚。上得了船，好歹松了口气，不少人陷入熟睡，未来如何，也只能等到这蕞尔小岛再作打算，起码换得眼前短暂的太平。

原本，海上大雾，加上装货延误，上午10时出发的太平轮航班，延至下午4时18分才启航;开船后，为回避管制夜航的戒严令，没开航行灯就驶出吴淞口，改变航程，抄近路，直驱基隆港;途中风平浪静，海象极佳，看来一路无事。未料就在舟山群岛海域由西北向东南方向行驶时，竟拦腰撞上满载煤矿及木材的建元轮，被撞的建元轮立刻沉没;有些太平轮乘客听到巨响与撞击声，还曾出来一探究竟，发觉无异状，也就各自返回船舱就寝。但仅半小时，船上已有乘客惊呼前舱大量进水，原本船员还希望向白节山靠岸、搁浅沙洲;终究挡不住大海威力，仅一刻钟就沉没海里。无论有无名气、是否身缠万贯，一个个落水者受困于天寒地冻的大江大海，无分贫富贵贱，多因此冻死或溺毙，仅38人获救，徒留身外物的珠宝、首饰、文牍在海面上沉浮。

或正如幸存者徐志浩描述那人间炼狱景状，“一个母亲手紧紧地挽着她四个儿女，四个孩子也都紧紧地拥抱着他们那位唯一的最后的保护者，他们都知道这是死亡的一刹那，最后，他们完全被无情的海水吞了下去。我也看见用手巾满包着的金条，在人们全身只剩一个头在水面时，这时价值百万金圆的金条也都不再恋惜地被送到了海的怀抱里。什么都在这时成了废物。”后续赔偿与善后当然是烂账一场;因为太平轮沉没后五天，北平失守;紧接着，国民政府南迁广州。海上死了千余人，不过是这场大变局的序幕而已，自顾不暇的国民党又哪有力气帮罹难者家庭料理官司？

相反地，无视命运女神的戾气，越来越多对时局忧心的人，似乎浑不知太平轮噩运般，想以更快速度，挤上开往台湾的客轮，难民络绎不绝。是以罹难者家属固然面临生离死别的悲恸，甚至站在码头，眺望不可知的将来，内心无比惊骇悲痛。但在这无情的大时代，谁又不是如此？但随着一批又一批的人于1949年涌进台湾，住房、物价、粮食短缺等问题迅速浮现。当时在台主管政务的陈诚，也受不了这沉重的压力，宣称为防止人口过度增加，确保台湾治安，实施严格的入境管制，规定凡登船者须有身份证、入台证，否则一律原船遣返。为防堵可疑人、亲共人士在台湾境内逗留，台湾方面还厉行了户口检查，以求“肃清内奸”，也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揭开了序幕。

船难，固然改变了一个个家庭的命运与生命轨迹，但当国难凝结成一滴滴触手可及的泪水，映照着绝望的死亡，人才会有所感，这便是乱世;每个微不足道的片刻决定，都可能是一人、一家、一城、一国的命运转捩点，生命竟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或正因此，在台湾，太平轮成了件不容轻易开口言说的禁忌;仅留基隆港东16码头，立有于右任手书“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10个大字刻在雪白石碑上，仿佛留住些许痕迹。但随岸边土石积累，碑石离海岸越来越远，更被海军基隆后勤指挥部圈进营区;以军管之严，连家人都难去吊唁;太平轮更一度遭人遗忘。

毕竟，太平轮的覆灭代表了国民党1949年之际，仓荒奔逃、不堪回首的过去，是那个惊慌失措、去日无多的年代注脚。既然，连中联集团被扣押抵债的轮船都在高雄港的仓库中锈蚀腐败，何不把深海之中的太平轮一并遗忘？几十年后，当我们再度望向台湾海峡，两岸武力僵持氛围似已成往事，断绝几十年的两岸航线重新启航;只剩太平轮与许多罹难者仍长眠在嵊泗岛西南方向、白节山海域55公尺的深海海底，1949年的仓皇失措、恐惧、悲恸恍如隔世。这船上的人们似乎从未离去，只是与许多渡海来台、却在海峡折戟沉沙的先民一般，俱成乱世悲歌的一页。

但即便幸存者，逃离也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主题，有人自此骨肉分离、抱憾终生;有人毕生颠簸、备受坎坷。这许许多多有限生命，追求的不是桃花源，更绝非摩西式的出埃及记;或只是乱世之中的些许太平，求个安身之所。虽然卑微了些，却是人们最诚挚的期待。一如北京永宝斋店主常子春，他带着妻子、七名子女与弟弟搭上太平轮，为只是想来台有个好发展，未料因此家破人亡。生死一瞬间的残酷并未击溃常子春，日子总要过下去;哀痛之余，他后半生协助当局创建台北第一座清真寺，圆顶尖塔、气象万千，至今仍矗立在大安森林公园旁，为全台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精神象征。

“不因为悲剧而放弃，而是重新出发”，这重生的力量，足以超越伤痛、超越颠沛流离，甚至超越乱世，或许才是已然静卧在宽阔的大海，安息于永恒平静的太平轮，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