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重德还是重才？抗战时期蒋介石也很纠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部分人会把这句话当成为自己犯过的错误和自身缺点开脱的借口和心理的安慰。能够面对过去和自己的缺点并逐一记录下来却绝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而只有正视自己缺点的人，才能“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贵至极。

蒋介石乃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人物，讨论与校正其成败功过，自是当代及后世史家必做的长期功课。至于其作为国家领袖，在个人性格与处事模式上的缺点，或无待旁人置喙，蒋氏日日烛照己心，早已留下“定评”。1936年11月10日，蒋氏在日记中分析自己“一生短处缺点与病源”，写道：“甲、用人未及科学方法，并无绵密计划;乙、用人专用其才，而不计其德，不能察言知言;丙、缺乏汇聚功能，部属中自生矛盾与冲突;丁、本人冲动性大，继续性少，手令多而变更性繁，此乃思虑不周，行动轻率之过也;戊、感情常胜于理智;己、不注重提纲挈领，细事操劳过多;庚、长于应变，短于处常，用人行政皆于临急关心;辛、各部机关未能调整充实。”

上述八点，除最末一项外，余者皆可谓蒋氏对自己“一生短处缺点”的沉痛总结。至于蒋何以形成上述缺点，史家一般多归之为其成长环境，如王奇生认为：因为“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和外祖母陪伴下度过的。……在两位寡妇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其性格中难免养成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等。”

有意思的是，某些蒋自认为的缺点——如“缺乏汇聚功能，部属中自生矛盾与冲突”——在身边亲信眼里，却是其一贯乐于奉行的权术手腕。如陈立夫认为：“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校等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至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上述缺点，大部未能改善，部分得到“纠正”者，似亦存在异议。

稍后，全面抗战爆发。蒋的上述缺点，大多亦随抗战相始终。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此深有感触，在其日记中多有描述。譬如，1937年9月，阎锡山“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蒋介石“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导致身处前线的万寿山部不知所措，“几于全部错移其它位”。徐永昌感慨：“委员长径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长官，因之误事者有之，发生误会者有之。”

再如，“日前蒋委员长手令汤恩伯军调长治晋城，关麟征军调新乡两战区，闻之莫明其妙，以为有紧急用途又不敢留而不发，及询悉无他急用又皆电请缓开。今晚决定皆各在原地留一部，此皆委员长游移不决之表征也。”徐永昌并批评道：今日军队的一般通病，“军长不听集团军司令命令，师长不听军长命令，皆因委员长好直接与下级者通声气之弊病所致，稍有所谓多线式系统之讥。按今日国家情形，委员长实不需再致力于下级将官之笼络也。”“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书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委员长之要求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

当然，也有部分缺点得到有意识的“纠正”，譬如“用人专用其才，而不计其德”——自抗战往后，蒋在用人方面越来越趋重于“德”。及至败退台湾，还曾因此与蒋纬国有过一番辩论。据蒋纬国回忆，为着“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

按蒋纬国的这般说法，似乎蒋介石的自我“纠正”，反倒是陷入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