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会“冤枉”亲信邓文仪的贪腐？
蒋介石安返后几个星期里，南京城里就有人大肆蜚短流长，造谣诽谤。在报上散布谣言，认为主战的各派发动陆、空围攻西安，动机是想迫使张、杨两人危害领袖，图谋少数人升官发财。父亲、贺衷寒、何应钦的个人动机，更是受到众多的指责和质问。
蒋介石知悉力行社及中央何应钦等轰炸西安、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活动。对各方向贺衷寒、何应钦阴谋利己的指控，蒋介石并不以为奇怪，因为他也认为贺衷寒和何应钦一直有很大的野心。不久贺衷寒就被派赴欧洲考察，等于是变相的免职、放逐。何应钦则从此一直与蒋夫人不和。因为夫人求他不可轻举妄动时，据说何应钦这么回答过：“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显然她和蒋介石谈过这些。蒋夫人曾写了一份二十六页的报告，细述那时她和官方的交往，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公开发表。
蒋介石显然对力行社在事变中的表现很不满。他在返京后第二天，就下手令停办《中国日报》，这是力行社总社在南京的主要报纸。据说《中国日报》用“脱险返京”的标题登载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而《中央日报》则用“张学良恭送回京”作为标题;前者显然不恭，有失对领袖的崇敬。《中国日报》在事变中或许有严重失当之处，但“脱险返京”却是个事实。另外蒋介石也将力行社几个社员贬职，甚至禁闭。其实，在事变之初，蒋介石实际上是主张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这点可以从黄仁霖的回忆见其初衷。黄仁霖曾于十二月十五日赴西安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曾写了一封信要他带回南京。黄仁霖说：“他写了信，然后又对我读信，等于是命令中央政府军队向西安进攻，如果‘叛军’不把他在三 天之内送回南京，即使要踏过他的尸体前进，也在所不惜”。可是，张学良扣留了黄仁霖，这信没能被带出。力行社动用武力营救领袖，虽有越轨之处，但主要仍是出自于对蒋介石的忠诚及对他安全的关切，认为运用军事压力，可能逼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而即使是动用武力，也只限于豫、陕两地，全国秩序都很安定。不管怎么说，蒋介石的确是安然脱险了。
多年来，蒋介石对父亲的绝对忠诚，是非常明了和信任的，也知道父亲从来没有过野心或诡计多端。但蒋介石不满意父亲擅自调遣军队，也不满力行社太过擅行独立。不过他并没有马上要父亲辞职，还接见过父亲两次，嘱咐他与陈立夫私下商量如何改组力行社。突然间，在事变两个月后，盛怒的蒋介石召见父亲，厉声责备他在事变期间的贪污不轨。这真是祸从天降！父亲结结巴巴地问道：“我究竟做了什么事使校长这样生气？”
蒋介石吼道：“你竟敢利用西安事变，盗用二十万元力行社的公款！”他说特务处控告父亲有两项贪污乱用经费的嫌疑：第一是在事变中，用尽了力行社总社二十余万元的存款;第二是用任武官时的经费，在南京盖了一幢大房子。
父亲想不到竟会受到这样的冤屈，恐慌地辩诉说，在事变中派了数十人到各省联络，安定民心，才花光这笔存款。至于建一栋小房子，是用自己和妻子的多年积蓄;而且盖房子的计划是在做武官以前就定下的。父亲并提起在自己协助写成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社章》里明文规定，每个人所有财产的增加，都须出于资薪等正当途径，贪污两百元以上即可判坐牢，超过五百元则可处死。父亲说：“可能有些官员、干部巧用各种方式去逃避这项规定。但是我不屑也没胆量做这些勾当，更不会明知故犯。”接着又申辩说：“特务的控告，显然是共产党或力行社的仇敌制造的假情报，以借刀杀人的手段，毁灭革命领导干部。”
可是，这次蒋介石拒绝接受父亲的辩解及重新调查的要求，并愤怒地告诉父亲，撤销了他所有的官职。力行社书记长的位置，由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接任。父亲简直不敢相信，领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感到愤懑、失望和哀伤。领袖竟会相信敌人和内部派系的诽谤、诬告，进而剥夺他的职位、名誉，及两人多年的情谊。这情况像是几年前南昌航空署火烧飞机事件。在无可奈何之下，父亲只好辞去他的各种职务，包括新生活运动总会副主任干事的职务。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美国驻华大使詹生(Nelson Johnson)曾写到他与传教士雪仆(George Shepard)的谈话：“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蒋夫人即召这位传教士到她的身边协助处理事务。雪仆在此后数日中，发现了在南京有人想借轰炸西安、而事实上是要毁灭委员长的阴谋。他甚惊讶的是，此一阴谋为新生活运动中的一位邓将军所发起，此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且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邓氏派人到全国各地准备发动政变，而且拥立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将军 为独裁者，因为他较易被控制。”
蒋介石显然为周遭对父亲各类的指责和谗言动了真火，之后，每当有人提到“邓文仪”，蒋介石都会发怒。以至于父亲的高职朋友们都不敢为他讲情。不久后，蒋介石就解散了力行社和复兴社。父亲丢失了所有的职务，悲从中来，不知这些一而再、莫须有的梦魇，何时才会结束？
祖父殉难悲恸欲绝
不幸地，父亲的问题立即有了回应。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初，一帮土匪可能听到父亲近来发了财，于是绑架了在湖南醴陵家中的袓父，把他劫持到江西万载县的深山里，传言要父亲在五天之内准备好一万元前往赎回肉票。刚遭受贪污、不轨等罪名而遭解职的侮辱，现在又面临着祖父死亡的威胁！父亲哪里会有一万元？他慌张地四处张罗，一个星期后，才勉强凑足三千元;请托三位亲戚前往江西扣留人质的深山里与绑匪接触。湖南省政府何主席得知消息后，表示愿意相助，允诺将在短期内汇款万元，可是已经太迟了！派去的人一时找不到线索，两个星期后，有人报信到家，在离家三百里路的江西安福县的森林里，发现祖父的尸体，被绑匪砍杀了九刀，血肉模糊，死状极为凄惨！已在当地用木板草草装殓，只等父亲重新处理善后。接到这噩耗，有如晴天霹雳！父亲昏倒了。
苏醒过来后，他想到自己能够参与营救领袖西安蒙难脱险，却没法子拯救自己的父亲，悲愤填膺。父亲向附近驻军求援，驻军中有许多中高级军官都是父亲的朋友。他们知悉后，就努力追剿土匪，很快地，几十个匪徒全被击毙或俘获。附近的其他散匪也被肃清，为地方带来安宁。祖父出殡那天，亲友邻居前来悼祭、送葬的约有千人以上。正当父亲黯然神伤时，他接到蒋介石当时的侍从秘书——好友萧化之(萧赞育)的来信，信中提道：领袖在干部会议中批评父亲和酆悌，说两人一向都很廉洁，尤其是邓文仪，历任重要工作，都能刻苦、清廉。但自从担任驻外武官之后，就贪污起来了。并且说父亲盖了洋房，当了财神，家人被土匪绑票就是贪污的明证。同时也责备郑介民同志处事不当。
实际上，父亲在他工作生涯中，对金钱一向不在意，更不会刻意求财。当然他有时也的确太随便了，以至于浪费公款。在职务范围和职权内，他觉得为公家做事，用公家的钱，是理所当然之事，只要不是落入自己的腰包里，多用一点钱，无可厚非。例如用公家的钱去上海和外地休闲娱乐;在武官任上，随意花用特别费;出国买不到飞机票，就订购一架小专机;回到南京述职时，给几位好友的夫人，每人一个钻石戒指等等。然而，根据力行社不能聚财的规定，父亲确实从不敛财，家里私有财产很少。而且公家的钱不够用时，就算贴上自家的钱也无所谓。家庭用度全靠母亲精打细算，并从他的薪水里省点钱，积蓄下来盖房子。
美国和中国的贪污观
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国府迁台前的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他曾对美国和中国的贪污及道德水平，做过很透彻的分析。他说：“在美国被认为是贪污的行为，在中国常常是合情合理的。在中国，一个官员经常随意用公款，因为他觉得亲友们帮他当上官员，不和亲友分享利益、权利是不义的。如果他不回报亲友们为他的成就所做的努力和牺牲，他就是没有义气和品格。他应该为他的亲友尽责任和义务。”
显然父亲觉得在自己职务可以使用公家钱款的范围内，自己的费用，及对亲友的小小施与，不能算是像孔祥熙、宋子文那种银行家、经济家，以贪污手段，私自扩大家产。因为这种想法，让他对于下属使用公款方面也放得很宽，多用一些钱，在他看来并不是贪污。在痛苦不堪的心情下，父亲日夜苦思，终于回了一封信给萧化之，说明：“原来力行社总社的二十余万存款所以花尽，是用在事变中派遣数十人到各省联络、稳定社会局面，用作差旅费和其他经费支出。我在南京中北门外造了一幢房子，仅有六间房屋，还是租的新村土地。建筑费三千元，是妻子省吃俭用存下来的。至于家父被匪绑架，实是有人以绑架勒索万元为名，对我行政治谋杀之实。如果说我贪污，为什么我连营救父亲的一万元赎款都无法筹付呢？由此足以证明我非贪污富有。
听闻酆悌、郑介民两位同志亦遭诽谤冤屈，慨叹一辈精英，先后蒙冤受辱，而不安于位，不久于位，诚堪为革命前途悲痛！”萧化之感念以前他生病时、父母亲对他的关心照顾，终于找了一个机会，把这封信亲手呈给蒋介石，同时对蒋介石恳言父亲不可能贪污。萧化之后来对父亲描述当时的情景：蒋介石戴上眼镜，慢慢地看完那封信，也不讲话，然后叹了一口气。看来，这封信是起了点作用，尤其是“连营救父亲的一万元赎款都无法筹付”，应当是有力的证据。虽然父亲对自己的辩护合情合理，但各界对他长年来不断地进行控诉，还是有分量的。此后多年，尽管蒋介石对父亲仍继续有褒有贬，有升有降，可是原来那种长兄幼弟的情怀，就一去不复返了。父亲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当时迅速决定拯救领袖，竟会导致自己被撤职，及力行社遭解散。但父亲一生始终以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为荣为傲。
在事变后的耶稣受难日，蒋介石在对全国演说中提到了西安事变，鼓励罪人悔悟自新，重新做人。可是他忘了蒋夫人嘱咐他对手下、部属要公平的事。夫人曾对蒋介石说过：“你的脾气不好，对下属从来不耐心，不仔细交代，你也从来不听他们的意见，这些真是令我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