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家为何大都喜欢逛青楼泡妓院?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牧题为《遣怀》的一首七绝,无疑是他在扬州当官时的去青楼寻欢作乐的写照。与杜牧《遣怀》一样,因逛青楼、泡妓院有感而写下的唐诗有很多,白居易的《宿湖中》便是其中一首:“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这是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的狎妓诗。白居易和杜牧都是唐朝著名的大诗人,同样经历过青楼妓院的风流洗礼。
唐朝的诗人如此,而宋代的词人也不甘落后。在宋代词人中,逛过青楼次数最多的大概非柳永莫属。他的一首《鹤冲天》就是他一生生活的写照:“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在官场上,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深知同功名富贵无缘。
因此,他把全部的天才和精力用在创作新词上,在青楼的女人堆里寻找慰藉。就这样,柳永的一生在秦楼楚馆中度过,与妓女们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这就是说,柳永的词完全是给青楼的女人写的。也正是如此,柳永才成为风靡天下的词坛大家。
当然,像白居易、杜牧和柳永这样常逛青楼、泡妓院的文坛大家在历史上可谓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他们的成名成家大都与青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唐宋时期的文坛大家为何大都是青楼名妓的常客呢?这主要由于历史上青楼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说起来,青楼业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最为悠久的产业,尽管名声历来饱受微词,但是业绩无疑是辉煌的,不仅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成为历朝历代的城市窗口,当然,在解决封建王朝的财政税收经济问题更是功不可没。当时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小城,青楼都是最为人群最为聚集的地方,当时的各种资讯消息,都是通过青楼妓院进行传播的;各种文艺诗词歌赋,也是通过妓女们的吟唱而传诵的。
可以说,那时候,无论诗人也好,词人也罢,都是青楼的常客。如果不会逛青楼,不会招得妓女们的垂青,就成不了名人,当不了大家。如果要找到一个绝色名妓作为红颜知己,那更是可以一夜成名天下知了。可以说,青楼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诗经中有大约13首诗词出自青楼;司马迁《史记》中描写青楼的就有21处;唐朝宋代是诗词的百花园,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争艳斗奇:富贵的似牡丹,清新的似水仙,冷艳的似寒梅,娇媚的似夏莲……青楼妓女的诗歌,如同深谷中的幽兰,同样赏心悦目,沁人心脾;
在唐宋时期,诗人每有新诗,词人每有新词,无不希望歌妓们歌唱传诵,让它更快地流传。唐诗宋词中的名篇佳作,经歌妓们的传唱,流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由于唐诗宋词与歌妓们结合得更为紧密,而反过来又促进诗词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另外,在唐宋时期,面对着色艺俱佳的青楼美女,不像南朝名士的轻薄与色情,唐宋文人更多地表现为风流与追求,她们的交往才有了真诚和爱情。青楼妓女作为审美对象,开始成为名士的感情寄托,甚至成为名士竭力追求的爱情之源。
这一切,让青楼佳人的审美属性不再仅仅停留在形体上,而且上升为精神与形体统一的高度,真正完成了外在与内在、肉体与精神的统一。这就为名士与名妓之间的精神交流—以诗赋酬唱奠定了基础。而对于色艺俱佳的名妓来说,她们能与名士诗赋酬唱,获得了显示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品位与自我价值。从此,中国文学产生了无数表现名士与名妓之间感情交流的诗文,如白居易和樊素小蛮,元稹和薛涛等等。唐朝大诗人中与青楼妓女交往最为密切的,莫过于李白、白居易、元稹、杜牧、温庭筠;在宋代大词人中,当然也莫过于柳永、苏轼、欧阳修、秦观了。
唐朝青楼妓女中,诗歌写得最多最好的无疑是薛涛。相传她的元稹有过恋情,一次两人因事失和,薛涛作《十离诗》送与元稹,二人得以复和。她的《十离诗》借物咏怀,反复表现哀怨和恋主的感情,构思新巧,情辞俱达,确实是“非女才人不能”其他作品如:《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送友人》,《赠远》,《送卢员外》……有的笔力雄健,有的用事贴切,有的托意深远显示出深厚功力。她的咏物写景诗构思新颖,语浅情深,极度富诗情画意。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的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薛涛不仅是一名色艺超群的歌妓,而且在军营中称她为“校书郎”。因此,唐朝诗人王建赠薛涛诗曰:“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唐代除薛涛外还有许多女才人,如关盼盼,徐月英,杨苧罗和无数不知名的青楼妓女,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文人们一起共同繁荣了唐代诗坛。
宋代的妓女中的才女也是举不胜举的,最有名的是南宋台州营妓严蕊。在一次七夕宴上,有豪士谢士卿,命她即席成词,并且规定以己姓为韵。酒方行,严蕊便吟出《鹊桥仙》:“碧桐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此举让那些士大夫极为钦佩。
唐宋时期,文人进身大都来自科举,特别是看重进士。为官的即使做了宰相,若不是进士出身,也是一件遗憾事。进士及第,必携妓游宴,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新科进士与歌妓边饮酒边唱诗,成为令人艳羡的时刻,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常携酒器行。”李白的《对酒》:“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都是写青楼之乐。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青楼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地描写得淋漓尽致。至于享誉千年的《琵琶行》更是借歌妓之杯盏,浇心中之块垒,将娼妓文化与诗歌创作推向艺术的巅峰。
宋代是词发展的巅峰时期。宋初的社会安定和城市繁荣、南宋的苟且偷安,都为一些士大夫提供了享乐生活的条件。这一时期,宋诗受了道学的影响,“言理而不言情”,结果使抒发爱情和描写色情成了词的专业。这一方面是继承了唐和五代词的遗风;另一方面,士大夫阶级认为诗歌和散文是正统文体,是阳春白雪,而词则是非正统文体,属下里巴人,近于民间文学。再者,词的体裁较活,更便于文人雅士们吟风弄月,便于妓女和情人低吟浅唱。这样,两宋的大词人几乎无人不与歌妓舞女有密切的关系。宋词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宋代的著名词人晏几道、秦观、欧阳修、苏轼、周邦彦、姜夔等都与青楼歌妓过从甚密,并且写下了许多反映青楼妓女生活、歌唱两情相悦的佳篇名句。如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雨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姜白石的“自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是范石湖送给姜夔的妾。白石每作新词,即自吹箫,小红随即歌而和之。其乐融融,令人艳羡。
在这众多的词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柳永了。柳永少年时在京城过的是散漫自由的生活。年轻时科举屡试不第,直到晚年才中进士,以后做过一些小官。在北宋词人中,他是官位最小的一个,但他却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词的创作上。可以说,柳永是第一个专业词人。
柳永的一生穷困潦倒,虽然和妓女的悲惨生活有不同内容,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又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遭遇,所以柳永对妓女较理解,在词中表现出对她们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她们的思想感情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如《迷仙引》中,他描写她们“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的痛切呼声。相传柳永死后,还是由“群妓合金葬之”。并且此后,每逢清明京师各地千百名妓,成群结队云聚其墓前祭奠,去祭奠这位词人,人谓“吊柳会”。在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中,就有一篇描述这一情景的,题为《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后来有人在柳永墓前题诗,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