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不过是装腔作势的“废人 还是有点嫩

《晋书·本传》开列了“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奇人、异士和疯子。“贤”怎么解释？当是德才兼备的人物吧。显然，把这乖张、怪异的七位哥们儿称为“贤”，是对汉语的一大嘲讽。说白了，所谓“竹林七贤”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虽说他们都有一点文化功底，也有造福黎庶的雄心壮志；可惜，当局不买帐。于是，这哥儿七个立刻暴露出三大致命弱点：一，脆弱。二，自恋。三，放荡。这种无功于当代的“废人”，居然被捧到了“圣贤”的交椅上——凭什么？显然，又是历代成群结队的失意文人，涂脂抹粉。倘若历史真的掌握在这群自命不凡的家伙手里，那么，华夏文明将熬成一锅“烂炝汤”。

且看所谓“七贤”，曾怎样在魏晋的“竹林”里“耍活宝”：

嵇康爱骂街，公开和司马政权唱对台戏，还当面奚落司马昭的亲信钟会，最终被推上法场，身首异处。据说，嵇康擅长弹琴，临刑前，还当着三千太学生的面演奏了最拿手的《广陵散》。死，如何慷慨悲壮已不重要，关键是他以言罪人，白白拼上了性命着实可惜。斗争与借口无碍，但与方式有关。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没有任何自卫的武器，只图一时痛快而引颈就戮，世人就有理由怀疑他无畏背后的真实性。即使逃过司马氏这一劫，也还有更糟糕的结局等待他。嵇康与那个时代实在是格格不入。他根本不能替老百姓做点什么，只有添乱子、找麻烦、徒增谈资的份儿。

阮籍稍微温和一些，他“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整日纵酒谈玄，却从未泯灭那颗高傲的心。“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他所谓的英雄还不是“老子天下第一”？有做英雄的机会，你拒绝；当一介草民又不甘心，对别人的声望和成就一脸的瞧不起。那么，当时势造英雄的关口，你在哪里呢？喝酒，清谈，说风凉话……《论语》有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与司马政权不共戴天，干脆不为政治浪费唾沫，何必还吃一个、看一个呢？对常人来说，“哀大莫过于心死。”而阮籍这样的人，则“哀大莫过于心不死”啊。

刘伶是彻头彻尾的醉鬼，这几分深沉的醉意增加了他隐士的风度。据说，他常乘鹿车出游，随手携带一把酒壶，身后，跟着一名荷锸的仆人，刘伶吩咐过：“死便埋我。”《道德经》有这样的语录：“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又何患？”刘伶不眷恋这副臭皮囊，死了更清爽，索性躲藏到对头与时间都找不到的地方。

俗话说：“光棍不斗势力。”“竹林七贤”空有满腹才学、一腔报国之志，可惜，生不逢时，寻求不到政治上的合作者。退一步，即使能达成两相情愿的合作，以“竹林七贤”的性格，久居人下恐也难以长久。说时势造就了他们的隐士身份，还不如说性格左右了他们的命运走向。嵇康鼓吹的“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根本就不是巍巍庙堂上的主旋律。明知报国无门，还念念不忘“封侯印”，加倍的痛苦使这七个人选择了比原来更夸张、更慢世的生活方式：纵情山水，酗酒吟啸，抨击时政，臧否人物。

隐遁，反倒招来世人注目，或可认为他们夸张的表演纯系一种“行为艺术”，一旦找不到识货的买主，就枉费心机。姜尚、孔明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幸运者；而大多数更有才能的隐士，只能像“竹林七贤”一样，“朝如青丝暮成雪”。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人才，也从来不在乎埋没人才。你生、你死、你做五花八门的夸张表演和“行为艺术”，没有权门来捧场，最终也是无谓的挣扎。阮籍的《咏怀》诗可见这种没有观众的凄凉：“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再牛的人物，也是肉做的。没有观众的时候，就不需要表演了。卸妆之后赤裸裸，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