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豪郁达夫神秘失踪之谜 郁达夫怎么死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一胡愈之

高中时学《故都的秋》时我就被郁达夫文字里那种忧郁而浪漫的气息所深深地吸引，也加深了我对北京的向往。再后来，我又在语文的课后读本中读到了《春分沉醉的夜晚》，也在其他书刊杂志零零散散地读到了一些郁达夫的文字，更加激发了我对郁达夫的深深兴趣。

他的作品中有优美而浪漫，让人馨香练怀久久不忘的心灵独白;有启迪青春、点缀人生、畅想世纪的人生感悟;有最具有代表性的或伤感或甜蜜或浪漫或纯情的爱的故事;有诗一样的文字，格言一样的论说……

郁达夫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但首先，郁达夫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是他人生的主旋律和本质。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郁达夫接受的中西教育，加上处于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时代，造就了他成为一个主张抒发个性的启蒙作家，一个始终如一的爱国者。

实际上他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时，就曾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郁达夫赴日本留学，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也使他忧伤、愤世。他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而震动了文坛。

郁达夫一生著述颇丰，在中文学发展进程中影响深远。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位大才子，爱国诗人却在还不到50岁时就因迫害离开了人世。

郁达夫是我们迄今所知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日寇残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难(失踪)的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而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两周之后了。

关于达夫遇难的前因后果，还得追溯到五四时期。

当时郁达夫作为鲁迅的好友是重要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一名主将，是一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战士。

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白色恐怖威慑下由上海移居杭州，徜徉于浙、皖等地的山水之间，写有不少文笔优美的游记。

而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的爱国热情又被唤起，投入抗战的时代洪流，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抗战初期，郁达夫曾担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1938年携眷至武汉，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邀请郁达夫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去武汉就职。在武汉，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文协”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和《抗战文艺》编辑委员。此后，他辗转于台儿庄、徐州、山东、江苏、河南、浙江、皖南各地劳军视察。

7月中旬武汉告急，郁达夫携眷到常德、汉寿。

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发表《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

1 12月8日，郁达夫偕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此后，郁达夫一直在海外活动。海外流亡期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亡，发表了大量文章。

从1939年1月9日起，郁达夫应邀接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晚版的《繁星》副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散文、杂文、文艺评论和分析时局促进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政治评论。2月5日，他又接编《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双周刊。 郁达夫在星洲日报前后三年，共发表400多篇抗日政论，后经台湾学者秦贤次整理为《郁达夫南洋随笔》、《郁达夫抗战文录》二书(台北：洪范书店，1978)。

1940年郁达夫成为新加坡南洋学会创建人之一。

1941年12月8日，日机突然轰炸新加坡，日军在马来亚哥打峇鲁登陆，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遂掀起了抗敌保卫星马的群众运动热潮。文艺界同人迅即成立了星洲(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战时工作团的主要工作是开办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和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等去进行抗敌宣传。

郁达夫每天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白天眼中带着红丝，声音沙哑地对着青训班作朝会讲话。日机不断狂轰滥炸，郁达夫同队员们一起穿梭于晋江会馆、南洋师范学校、战时工作团团部、青训班驻地和学校之间。为了一心一意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把13岁的儿子郁飞托朋友转道送回国内，为的是再无后顾之忧。(郁达夫已于3月间同王映霞协议离婚)

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属小岛———苏门答腊。他拎了两只手提箱，对同伴们苦笑着说：“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书！” 他们到了望嘉丽对岸的保东村，他开始蓄须，学习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

1942年3月初，郁达夫与王纪元转移到保东村附近的彭鹤岭。他们开设了一个小杂货店，以作掩护，郁达夫化名赵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达夫到苏门达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雅，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会面，这里距日本政监所只有33公里。他们化了装，改了姓名和身份。他们讨论如何在这个没有日本驻军的巴雅隐蔽下来，各找职业作掩护。此后，郁达夫化名走廉，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住下来，很像是个富商。他在这里开起了赵豫记酒厂，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他们以此作掩护，潜伏下来暗暗做抗日工作。

郁达夫能讲一口纯正的日语，当时当地日本宪兵强迫郁达夫去当翻译，他藉此暗中保护了不少仁人志士和华侨，印尼人，并获悉了日本宪兵的许多罪行，这也是他后来招至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郁达夫与日本人的亲密关系曾一度让群众误解，直到后来多次解释才取得了华侨和印尼人的信赖，他同日本宪兵部和特务们表面上也常有往来，宪兵部的人也常到他家里喝酒、聊天、借钱。

终于熬到日本投降了，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郁达夫很是高兴，甚至召集当地华侨组织一个欢迎联军凯旋筹备委员会。但他还是很谨慎的，很少外出。不料在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来了个讲印尼语的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甚至连衣服都没换就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但此后就没有回来。他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或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不到50岁。

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实际上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

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根本就没有可靠的说法。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 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扼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

但各种猜测并不足以消除一位日本学者心头的疑虑。“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的说法让日本学者铃木先生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可感情归感情，为了澄清事实真相，铃木先生前后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寻访了不下一百个曾在南洋与郁达夫有过关涉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并且翻阅了大量的有关历史档案和文字材料，最后作出结论：郁达夫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被日本宪兵秘密绑架，当夜或次日凌晨被害。

铃木先生在前言中写道 “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私淑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怀着安抚和告慰怨魂的心念，我打算写下这一切。”

“本书是对郁达夫由新加坡到苏门答腊，以及在那里的隐匿生活，直至失踪的真相，所作的解释说明和汇总。”

“另外，还想弄清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军占领下，是如何来处置自己的生命的，这也是本书的意图所在。”

很明显，铃木先生并不想使自己的工作仅仅停留在汇总资料、解释事实的层面之上，他还试图经由郁达夫进而探究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特定处世方式和历史心态。 我非常钦佩铃木先生始终如一的探求追索精神以及对事物的深层思考。其实重新审视和反省我们在迫人疯狂的环境下的特殊心态是历史本身遗留给我们的使命，这不仅是某个人的事，也是一个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事，它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存在于人类心灵中猥琐和卑劣的一面，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从这一层意义看，达夫之死不只是个人事件，同时它也是一桩历史事件。对我们而言，需要的远不只是某种暖味的慰藉，相反该是对历史深切的反思才是。

后记：

郁达夫早已就这样离去，可是五六十年后中国新一代的我们再来回味，品论他的生命历程时依旧可以深深感受到他那颗拳拳爱国心而触动。

电影《夏洛特的网》里说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轮回，当时候到了，人们就死去。可是只要你过了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死得有价值，已无憾矣！

诚然！郁达夫应该没什么遗憾了吧。

历史将牢记郁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