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大陆时为何身边总有泄密事件发生？
回顾中共党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今天的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每当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做出“剿灭”中共及其军队的绝密决策时，总会有各种泄密事件在身边发生，总会有人在第一时间将其重要的绝密情报迅速地传递给中共一方，由此使中共抓住时机运筹帷幄在逆境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而却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留下了太多的政治军事惨败和历史遗憾。
1934年9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举行最高级别的秘密军事会议，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密谋策划下，制定出台了一个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即由国民政府集结150万国军兵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方式，以中央苏区瑞金为目标，实行向心攻击，并在距瑞金150公里处的外围地区形成一个大包围圈。
该计划还明确要求国军各部队每天攻击前进5公里后，就地修筑碉堡工事，进行严密的火力配系，在中央苏区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进行决战。
为防止在瑞金的中央红军突围，该计划还配备了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值得一提的是，汉斯·冯·塞克特将军还建议蒋介石用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以此迷惑和麻痹红军。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主持制定的这份十分周详的"铁桶计划"出炉后，蒋介石对此抱有极大期望。蒋介石不无感慨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该计划内容繁多，文件加起来有几斤重。内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作战图表和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必须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尽管蒋介石的“铁桶计划”策划部署的十分严密，但也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泄密事件。就在那次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已经落到了共产党手中。这个泄露暴露“天”字号机密的人，竟是被蒋介石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1891-1980年)，广东英德县人。早年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的虚衔剥夺军权，部队遭到缴械遣散。极度不满的莫雄，曾两次参与张发奎反蒋行动。
后来，莫雄通过宋子文的关系在国民政府财政部谋个闲差，赴上海时遇到原所部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刘哑佛，经其介绍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中共领导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莫雄曾几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党组织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应国民党第2路军总指挥薛岳所邀到南昌帮助工作，经昔日好友、时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举荐，出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与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等十余名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安排在专署保安司令部任职。
庐山牯岭秘密军事会议结束后，莫雄就带着全套“铁桶计划”回到专署保安司令部。经过反复思考，莫雄决定冒杀身毁家之险把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莫雄焦急地对项说：“你赶快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异常感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立即找来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量，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负责送出情报，因为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过关卡比较隐蔽。3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
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气得暴跳如雷，知道一定有人走漏消息，连假牙都顾不得戴就立马赶回南昌查办此事。但是，直到他逃往台湾时，也没弄清究竟是谁向中共提供了这一绝密情报。由于当年的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仓促匆忙，就连许多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导致以后的党史文献也很少提及此事。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据说，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时，曾称赞这份“四角号码情报”功绩是巨大的，解放后毛泽东还特意叮嘱南下广东的叶剑英要尽快找到莫雄并安排好他的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国内上演的电影故事片《英雄无语》，就是根据莫雄的历史故事改编的，歌颂了他当年的这一真实历史功勋。现在看来，在蒋介石“铁桶计划”泄密导致了红军长征的历史事件中，以莫雄为主的中共一批地下隐蔽工作者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但在当时蒋介石和国民党比较强大、中共和红军处于劣势的历史条件下，莫雄等人之所以能够主动舍弃官职、地位、待遇和金钱，并冒着自己和全家被杀头的极大危险做出此事，绝不仅仅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和鲁莽之举，而是其中比较多地反映了当时中共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所产生的人心所向的作用。
尽管当时的中共党组织比起比较强大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很势单力薄，甚至处于十分极端艰难困苦的特殊时期，但同样吸引和凝聚着象莫雄等人那样党外人士甘愿为之冒着自己和全家被杀头的巨大危险，其理想、信仰和信念的远大、崇高和坚定是必然的，不仅值得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深入反思和警醒，而且也很值得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