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汪精卫1938年如何踏上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

高宗武的秘密之行

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6月23日晚九十点钟，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这一年4月3日，高宗武返回武汉后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而周佛海向高宗武表示，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此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但迄今未见当时的记录公布，不过据当时传出的消息和当事人事后回忆，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据影佐祯昭自传中回忆，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可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蒋、汪此时的身份分别是国民党的第一、二号人物，直到此时，他们仍站在抗日的同一阵营。“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曾情绪激昂地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但中国军队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使他渐渐产生了极度悲观与失望情绪。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在汪精卫身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一批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周佛海原是蒋介石亲信，因这层关系，与汪精卫有很深的矛盾。然而通过长时间交谈，他们发现了彼此在对待中共及日本问题上的共同点，慢慢密切起来。周佛海回忆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就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

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有主和派，那时汪精卫提出“谈和”，“并不等于他投降、做汉奸，也不等于说汪那时已离开抗战阵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说。而在当时全国各界抗日气氛高昂，国民政府内也以主战派为主流，汪精卫只能将此意见私下向蒋介石提出，蒋没有断然拒绝，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会谈也在秘密进行中。

但是7月22日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汪精卫通过高宗武的日本之行开启了与日本“谈和”的大门，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自此彻底放弃了“和平”之路。

逃离重庆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此时的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联系人，为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愿意与日议和。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前后，汪精卫的谈和言论更公开而急迫。尽管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但他依然替自己顽强辩护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入秋后的上海，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洋房正进行着称为“重光堂会谈”的秘密谈判。“重光堂”会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政权的措施;二是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三是详细安排了汪精卫离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

关于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双方草拟了详细的预定行动时间表。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

“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黄美真教授介绍。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到西南后，龙云深感云南有被吃掉的危险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汪精卫没有军事权，因此他最初的想法是在中国西南，像龙云、陈济棠这些地方实力派控制区建立一个政府，促蒋和谈。”黄美真说。为此，陈璧君两次到过云南，多次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龙云也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摸清龙云的态度，汪一行人最终决定“借路”昆明。

因担心成群结伙走目标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原定汪精卫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但12月6日，蒋介石突然到了重庆。直到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特别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于是他决定在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上，57岁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